也许，许多故事都会淡出人的记忆，但是，抗战时期的国立七中，作为一段史话永远铭刻在中国教育史。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先，都不算好汉；悲人类的灾，悯人类的难，人类的疾苦共相关，爱人爱物爱世界，才是好青年。”这是至今流传在汉中一带的原国立七中第一任校长张国瑞先生撰写的一副有名的对联。

国立七中洋县校本部大门（已毁）

国立七中洋县校本部内五云宫（已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长驱直入。北平、河北、山东、山西相继沦陷，大批难民和中学爱国师生涌入西安。次年，在山西各界人士争取下，国民政府批准成立国立山西中学招收大批山西流亡学生，觅址洋县五云宫、智果寺、良马寺栖身办学。同年6月，经过编班、分组，师生共千余人分三批跋山涉水向目的地进发。先是乘火车到宝鸡，然后，徒步翻越秦岭，途经凤县、双石铺、留坝、褒城到达汉中。原国立七中一位叫王振孙的同学在几十年后写的一首《忆七中同窗》的诗中写道：“我们来自黄河之滨，我们汇集在汉水之畔。怀着父母的期望，带着亲友的嘱托，为了救国，为了胜利，大家跨进了学堂。”

校本部设在五云宫，这里是全校的核心所在，修葺工程尚未完工，同学们临时居住在城内的鼓楼和城隍庙内。如今早已被毁的五云宫原是一座道教宫观，位于洋县城内东南隅，坐东向西，与南门附近的唐塔相望。五云宫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

学校来洋县以前，这里残破不堪，既无围墙，又无殿堂，仅在中轴线上留下一个戏台，距戏台东面四、五十米外有一座三层楼阁建筑在一米多高的台基上，二者之间的甬道上有几棵枝叶稀疏的古柏，中轴线两侧还有零零星星几间厢房。由于年久失修，所有建筑门窗俱无。当校本部选定此处后，聘请工匠，就地取材，房顶用茅草铺成，仅用3个月时间就营造出了一排排整齐的土木结构明亮的校舍。校本部设有高中3个年级6个班。

国立七中一分校原智果寺大门（已毁）

国立七中一分校智果寺大门外小桥（已毁）

学校一分校设在距县城30里的智果寺。智果寺是始建于唐仪凤年间（676~679）陕南著名的佛教胜地，此处为初中部一年级所在地，后来曾增设过师范部和高中部。寺内的殿堂、房舍大部分被用作教室和学生宿舍，寺外西南、东北方向的三座祠堂也都临时借作教室。

二分校在县城西40里庞家店村外另一座由洛阳白马寺僧人慧能建于元代中统二年（1261）的古刹良马寺。良马寺内住着初中二、三年级，最多时有8个班400余人。

1939年5月，按战区国立中学排序要求，国立山西中学奉命更名为“国立第七中学”。

当时，沦陷区的师生员工由国家供给，课本是学校购买以班组为单位借用、归还。因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师生们都能体念国难，甘守清贫，廉洁自奉，团结互助，扶危济困。老师们倾全力做好授课和辅导，学生们则多能专心学习积淀智能。除了文化课，学校还十分注重德育工作。年长的老师常以往古圣贤哲理，以及中山先生爱国救民的遗训，孜孜不倦地教导学生做人、做事。

在每星期一清晨早操后，校本部及一、二分校全体学生都要分别在各自驻地参加“总理纪念周”活动，由校领导引领学生宣读一遍“总理遗嘱”，训诫学生要刚正不阿、勿忘国耻、发愤图强、兴国富民，教育学生要好学、俭朴，以诚信为本、明辨是非，养成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治学志向。于是，晨起诵读，汽灯下自习，桐油灯下研讨，穿多次补过的衣裤、鞋袜，赤脚打球、赛跑等等就成了学校司空见惯的写照。桌凳多是旧物，有的以砖砌腿， 有的以木板为桌面制成简易书桌。生活上，师生们能崇尚节俭，以整洁实用为荣。在全校师生长期地共同努力下，逐步形成了“爱国抗日、追求进步，勤奋学习、艰苦奋斗，友爱互助、患难与共”的七中校风。

国立七中二分校原良马寺大门外景（已毁）

国立七中二分校良马寺大门内通道（已毁）

七中24字校风概括了三个方面的内涵：“爱国抗日、追求进步”，体现的是政治方向和思想基础；“勤奋学习、艰苦奋斗”，体现的是学风和学习生活；“友爱互助、患难与共”，体现的是师生、同学之间的情感与友谊。第三任校长杨德荣先生所作的《国立七中校歌》更是把校风的内涵提炼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歌云：“天降大任，劳苦先经，懿于七中，志士群英。钻研于秦岭汉水之间，阔怀于陕甘川楚之边。勿忘祖宗奇耻，时念民族颠涟。遵循礼义廉耻的宝训，实践诚明仁行的道传。激励奋发，秋实春华，互助共勉，效力国家，复兴我五千年灿烂的中华！”

1947年，一度发生的被原重庆《新华日报》报道的“七中三·二九事件”，致使校本部五云宫部分校舍被纵火焚烧，校本部逼迫于同年5月迁往汉中十八里铺杨家庵办学。直至1949年，与在城固县的国立一中（以河北学生为主）和国立二十二中（以山东学生为主）合并为汉中临时中学。

国立七中建校12年间，共有6任校长，先后建制初、高中部、职业班和师范部，设教学班86个，除山西籍学生外，还有分布全国21个省市和洋县本地学生共3500多人，为国家培养造就了大批具有中等文化知识，品学兼优的后学人才，他们或就业，或进入大学深造，最后都没有辜负国家和师长的希望，成为了栋梁之材，为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光和热。其中，席泽宗、张树庭、侯锋三位院士的科研成就最大。

2005年仲春，江苏扬州、重庆、北京的四位老人来洋县造访、游览，从他们带来的校友通讯录中大家惊喜地获悉至此仍有寓居北京、西安、天津、南京、郑州、成都、太原等地及台湾台北、美国纽约、休斯顿等地的老校友，他们无时无刻不魂牵梦绕着国立七中那些念念难忘的岁月。

定居美国的杨龙章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回顾过去，只感到八年抗战有如一部看不厌的连续剧，其中最有趣的两集是良马寺与五云宫。我们这群流亡的孩子，穿草鞋、爬秦岭、绕汉中、渡湑水……朝夕相聚，肝胆相照，真正做到了有福同享，有苦同尝，打球演戏时同乐，唱《松花江》时同悲。难忘的故事很多，患疥疮、打摆子，办壁报、闹学潮，八里关背水、游泳过江摘桃子。”

国立七中二分校原良马寺觉皇殿

维修后的良马寺觉皇殿（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史料载，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都曾来国立七中视察，1996年98岁高龄的陈立夫先生还特意为七中建校六十周年题写“育才兴国”贺词。健在的老校友们通过建立校友会等方式，数经筹备，于2005年8月，编辑出版了《国立第七中学校史》一书存世。

——北有秦岭横亘，南有巴蜀环抱。他们曾经来自黄河之滨，汇集在汉水之畔！

（文/沙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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