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笔名精卫，1883年5月4日生。

汪家祖籍绍兴，父亲汪省斋秉承了绍兴师爷的传统，携家迁往广东番禺，并在三水、曲江、英德、四会、陆丰等县，当过多年的幕僚。

幕僚不是朝廷的命官，只是协理刑名钱谷，俸禄也不十分丰厚，加上汪省斋子女众多，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十分清苦的。

汪省斋原配夫人病故后，续娶吴氏，汪精卫便是吴氏所生。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62岁，母亲31岁，在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十，最幼。

汪精卫的童年并不幸福，13岁丧母，14岁失父，他每当想起这些总是颇为伤感：

“提起我的母亲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庭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地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

后来，他还央请一个画家，作了一幅他9岁时偎依于母亲膝下习字的国画，题为《秋庭晨课图》作为纪念。

广东英德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自三岁始，汪精卫便随乃父往来于曲江、英德众多州县；五岁开始读书习字；八岁时，已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他“幼好读，尤好新书及小说家言”,“为省斋公所爱”。

父亲在日，课子极严，汪精卫从家塾回来后，这位老先生就让他读书习诗，诵读王阳明《传习录》以及陶渊明和陆游的诗歌，直到能够背诵下来为止，为汪精卫的国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父亲殁后，汪精卫继续学习文史经世之学，师从章梅轩学习应制文字。当时的乐昌县训导奇其文：“谓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赞不绝口”。

1901年,18岁的兆铭随同他的二哥兆铉到广州去应番禺县试。

他俩的成绩都不错，但是汪精卫的八股文章做得更为漂亮一些，被取为第一名，兆铉得了个第三名，弟兄俩都成了“秀才”。

其间，还有一点趣事，闻少华在《汪精卫传》里详述了这件事情：在县试时，县令钱璞如“阅其文,置第一。仲器(兆铉)第三，及启弥封，知为兄弟，终试以仲器与之易”。

所以，汪精卫从第一名降到了第三名。到了府试时，广州知府龚心湛又将汪精卫拔置第一。

张江裁在编汪精卫年谱时，就这件事问过龚心湛。龚复信说：

“幕中阅卷者置精卫先生之兄第一，弟以哲弟之文，实难胜兄，谓不当令屈居第二。幕友则谓弟不可先兄。

弟曰：‘玉尺量才，但论文字，不问长幼，倘曲徇行次，岂衡文求贤之本意。乃义精卫先生冠军，易置其兄第二’。”

但是，这一年，汪精卫的二哥又病死了，加上先一年病逝的三哥，这样就留下了两个寡嫂和一个孤侄，景况十分凄凉!

这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听说汪精卫很有才气，于是聘他为家庭教师，每月可得薪金十元。

此外，由于汪参加各书院应试，成绩优异而家境贫寒，每月还可以从地方政府得到“膏火银”的资助约莫20元。

后来，汪精卫回忆说：

“父亲殁后，并无遗产，我衣食住之费，都仰仗于长兄。至17岁便出去做‘子曰先生’。每月将十修金，兼各书院应试，往往取得优等,每月平均得膏火银20元左右。

18岁三兄病殁，19岁二兄病殁，和两寡嫂一孤侄，持此度日。”

可以看出，当时汪家的生活是很艰辛的。

1904年，汪精卫21岁，这一年对汪精卫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为他以后的人生历程奠定了基础。因为，广东选拔留学生赴日，汪精卫参加了应选考试，成绩合格，考取了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

9月，他登上了一艘300吨的小型轮船漂洋过海，前往日本，进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

在日本学习了一年半速成科以后，汪精卫参加1906年毕业考试，同届的300多名考生中，他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

汪精卫留学日本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去电让汪精卫回国，筹办广州法政学堂。可兆铭复电说：人各有志，不愿回国。

这一来，广东停给公费，汪精卫只好自费学习，靠译书的稿费来维持生活。

刚开始到日本的时候，他还不会说日语，但是练习一段时间后，就能够读懂日语，再加上汪精卫的中文基础扎实，译书对于他而言，不是什么难事，他每月译书的稿费比广东省给予的公费还要多出20多元，维持生活绰绰有余，而且，有时候他还能够帮帮别的同学。

特别是在日本期间，汪精卫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国内的时候，作为秀才的他，接触的都是封建礼教的孔孟之道和三纲五常的教义。

而他到了日本以后，学习的却是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卢梭的《民约论》以及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等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这样子一来，彻底地改变了他的思想。

汪精卫自己也说：

“留学法政，从宪法中得知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的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会合起来，便决定了革命的趋向。”

20世纪初，是中国风云变幻的时期，满清政府摇摇欲坠，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此时，孙中山这位革命的先行者已经在为实现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奔走呼号。

1905年夏，孙中山来到日本，继续他的革命大志，聚集革命力量，而这时的汪精卫，已经是久闻先生大名。

7月下旬，他与朱执信一道拜会了孙中山。畅谈中，孙中山指出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一番谈论，深深打动了汪精卫这个热血青年。

他后来回忆说，1905年“有一件不能忘记的事”,“第一次会见了孙中山先生”。

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孙中山邀集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共70余人召开了同盟会筹备会，孙中山率领入会诸人宣誓，汪精卫在大会上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与黄兴、陈天华、马君武一起，被推举起草同盟会章程。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赤坂区霞光阪本金弥子爵的宅邸，召开了成立大会。

会上，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体现西方三权分立的精神。黄兴担任庶务长，汪精卫和邓家彦分别担任评议长和司法部长。

入会就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可见孙中山对汪精卫一开始，就青睐有加。而这时的汪精卫，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意气风发，随即以火热的政治激情投入革命的战斗。

同盟会成立后，汪精卫立即投入到与保皇派的论战中。而在同盟会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成立了“保皇会”。

康有为虽然年老力衰，却丝毫不忘光绪帝的“浩荡皇恩”，总盼着有一天还能忠君报国一次，他携康门大弟子梁启超流亡海外，念念不忘被囚于中南海瀛台的光绪皇帝。

1902年，保皇派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宣传他们的思想。

同盟会成立后，为了和他们争夺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必须和保皇派展开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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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决定筹办《民报》作为斗争的阵地，汪精卫、章炳麟、陈天华、胡汉民、朱执信和宋教仁等人，都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

《民报》一面世就锋芒逼人，同《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论战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要不要革命？革命会不会带来“暴乱”或“瓜分”？

第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依靠清朝廷能否实行君主立宪？

第三、要不要改革土地制度？

汪精卫旗帜鲜明地站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边，他在《民报》上，使用的基本上是“精卫”的笔名，与论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汪精卫之名也由此得来。

在《民报》第一至第十三期中，他写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等14篇文章。

这些论点明确，论据充分，爱憎分明的文章，击中了保皇派的要害。文章中，他提倡排满，但不是传统的仇满；鼓吹用“自立”以求“生存”，进而“雄飞于世界”；革命不是“排外”，要救中国必须依靠“民力”。

胡汉民对其中的《民族的国民》一文，曾有这样的赞赏：

“革命排满非仇杀报复之事，乃民族根本解决之事，宗旨严正，而根据历史事实，以证其所主张者，至为翔确。师出以律，不为叫嚣跳踉之语，异于邹容之《革命军》，遂受学界之大欢迎。”

孙中山对汪精卫的文章，评价也很高，他说：

“精卫于民报第六号对于革命将召瓜分之说，曾为文加以驳斥，其论析中外形势，使中国人士莫不大悟，外国恐怖症亦为之一扫；

最近，汪氏又发表一革命决不招致瓜分之长文，为证实其理论起见，引入种种根据，其卓见洞识，颇博读者快慰。

其引用土耳其、摩洛哥近事为证,论旨坚实，究非为畏惧外国、谄媚满洲者所能企及。

……余今愿以之赠担忧革命将遭分割论者，谅精卫许之也。”

论战的结果，后人都知道，《新民丛报》一败涂地，威信越来越低。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康梁所提倡的“君主立宪”、“君民共主”的政治理念，已经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寿终正寝。

人们逐渐明白，此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随着清政府的日益腐败，革命新兴力量的不断壮大，康、梁还抱着陈腐的一套不肯罢手，已经阻止了历史进步的车轮。

因此，即便以梁氏之笔锋再酣畅，《新民丛报》之败，也是意料之中。

保皇派在《新民丛报》失利以后，不甘心就此罢休，本着“追穷寇”的精神，1906年7月，汪精卫与革命党张永福、陈楚楠等人，在新加坡吉宁街13号出版《中兴日报》，继续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汪精卫和胡汉民是主要撰稿人。胡汉民专事批判康、梁的著作，汪精卫则侧重从革命理论方面，对康、梁进行回击。

清末中国革命多赖华侨之力，上面提到的张永福、陈楚楠等人都是南洋有名的华侨领袖。

华侨对清末革命之功莫大，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予革命党以最大的支持。孙中山曾衷心称赞他们为“革命之母”，没有华侨就没有辛亥革命！

1907年，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准备“经营南洋,边陲起事”。在越南河内筹划边境起义时，南洋筹款被提上议事日程。

孙中山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汪精卫。同年,汪精卫携书孤身来到南洋，找到孙中山的老朋友张永福和陈楚楠。

永福、楚楠仁兄均鉴：

西军之事,屡以函告,近来日有进步。兹特派汪精卫(民报主笔,替弟南来参与机密)、黄龙生(河内殷商,热心任事)来星加坡于足下有所商议。所有弟所欲言者,统托精卫等面达。足下有所见,亦望与酌议为祷。专此敬候近安

弟孙文谨启

带着这封信任有加的书信，汪精卫在南洋跋涉于各地，筹集了数目相当可观的款项。他口才极佳，擅长演说，声色令气之下，听众为之慷慨流涕，使“各同志多慷慨仗义,筹资汇济”，“奔走南洋,组织同盟分会一百多处”。

胡汉民与汪精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胡汉民有言：

“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20年来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

华侨领袖张永福也称道：

“在彼演说之夕，演讲者尚未登坛,全场即无虚席，当彼踏上讲台，满堂即鸦雀无声，每逢至精彩热烈处，掌声如雷而起。其能吸引听众之注意与唤起热情，概可想见。”

汪精卫在槟榔屿时，经常在新街新舞台与小兰亭发表演说，陈新政也对汪精卫的口才称赞不已，他说：

“汪君之演说，题目即簇新，而事事颇得肯綮，一次极得听众信仰，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不为诬也。”

汪精卫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资本就是谋刺摄政王载沣。一介书生从事暗杀之行，除了汪精卫本身对革命的艰苦与长期性认识不足之外，也和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

1907和1908年两年间，同盟会频繁举行起义，然而，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徐锡麟、秋瑾、葛谦、谭馥等人先后牺牲。

多次的失败，使得众多会员情绪沮丧、意志消沉。而此时的同盟会，也到了四分五裂的边缘。

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和章炳麟在同盟会内，向孙中山发起责难，公开发表《孙文罪状》，诬陷孙中山将各处捐款据为己有，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让黄兴继任总理。

虽然黄兴毅然拒绝，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陶、章二人并不罢休，章炳麟甚至刊印《伪〈民报〉检举状》，称：

“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岂欲伸明大义，振起顽聋，实以掩从前之诈伪，便数子之私图。”

这时，保皇派也利用这份传单大做文章。《南洋总汇新报》在发表传单的同时，大肆攻击革命党：

“自革命邪说流毒南洋以来，一般之劳动社会，几于尽为所惑，诚足为风俗人心之大害。

兹特将此传单录出，欲使华侨知革命党之内容如是如是，则已入迷途者宜急早回头，将入而未有入者，更宜视之若挽。大之为国家培无限之正气,小之为华侨惜有限之资材。”

梁启超也冷嘲热讽说，革命党首是远距离的革命家,“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

这些情况，让汪精卫再也沉不住气,“决心与虏酋拼命”,从事暗杀活动,试图“籍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

孙中山和黄兴、胡汉民等人多次阻拦，可是，汪精卫决心已定，其扬言：

“如果谁要阻拦，他便以陈天华为榜样，蹈海自尽。”

随之，他写信给日本的吴玉章索要炸药，吴玉章回信说：“弟不赞成此举，故不能寄药品来。”

接到吴玉章的回信后，他又给吴写了一封要炸药的信。

在信中，他阐述了他的革命“釜薪观”，说：“

革命之事譬如煮饭。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

釜之为德，在一恒字。水不能蚀，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党人，百折不挠，再接再厉。

薪之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万丈，顾体质虽毁，借其余热，可以煮饭。

此正如我革命党人,一往独前,舍生取义……弟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兄如爱我,望即赐寄各物。”

吴玉章被其说服，最终，还是寄了炸药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