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26日，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

他曾经是新中国历史上地位显赫的政治人物之一，自1975年开始当了5年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并担任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妥妥的副国级干部。

陈永贵的一生，和他倾注了大半辈子心血的大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寨，当年是山西省昔阳县境内一个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全村人都穷得叮当响的小村子。

大寨位于太行山深处，全村号称“七沟八梁一面坡”，基本上除了能造窑洞的地方剩下都是乱石堆，你不留意在地图上根本就找不出来这个地方。

从大寨村走十几里地就能到昔阳县城，但昔阳县历史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关于大寨的记叙，因为这村子实在太普通了。

大寨所在的太行山脉

就这么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年轻人都不愿意留着，到解放初期全村只有约800亩耕地，64户人家，190多口人，因为土地贫瘠，种出来的庄稼连自己都喂不饱。

解放之前，这里的农民一年忙活到头收成都交给了地主，经常饿死人，到了荒年穷人家只好卖儿卖女，陈永贵的老娘和姐姐都被老爹卖掉，即便如此老爹还是活不下去上吊自杀了。

1945年12月，昔阳县解放，并成立了人民政权，大寨的穷苦农民翻身当了主人，1953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这里又办起了合作社。

村支书陈永贵深知：对于村里几百亩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来说，实在种不出多好的收成，这里的土层太薄，底下都是石头，上面薄薄的一层土被雨水冲刷之后越来越贫瘠，产量越来越低。

村里收成最好的一亩地，一年才能收200斤粮食，去壳去土能剩下150斤就不错了，被麻雀老鼠一吃更是所剩无几。

怎么办？只能伸手向老天爷要饭吃！

50年代末期，陈永贵（左三）和乡亲们在一起

陈永贵动员全村男女老少，用扁担五十斤、八十斤地从山下把相对肥沃的泥土挑到山上，在山坡上一点点地垒出梯田，然后又把几千年上万年冲刷出来的河沟填出来变成农田。

有了农田没有水不行，陈永贵又带着乡亲们在全是石棱子的山上挖出一个个备旱用的蓄水井，遇到下雨天就把雨水引到井里，这样就算连续几天不下雨庄稼也不会旱死了。

因为以前个体农户抗御天灾的能力不强，遇到水旱天气庄稼没了只能等死，大寨搞了农业合作化之后，陈永贵把种子、肥料集中在一起分配，把秸秆和农家肥平均分配给每家每户，又修了一条条灌溉渠，这样一来，村里粮食的产量稳定下来，而且逐年提升。

他们没有拖拉机，没有收割机，也没有播种机，就是靠着一双双手，一个个箩筐，一把把锄头，用十年功夫硬是把个鸟不拉屎的大寨修成了处处良田的太行一景。

可是，村民的日子才刚刚好过了一点，1963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又差不多把刚刚长起来的田亩庄稼夷为平地，人是没事，但水渠和道路都给冲得稀里哗啦。

大寨人民一不怨天，二不怨地，把省里、县里送来的救灾物资退了回去，并且喊出了震天动地的口号：交售国家粮食不能少、群众分红不能少、社员口粮不能少！

60年代的大寨，丰收在即

这响当当的三个“不能少”，背后的支柱正是大寨人的志气。

又用了五年功夫，大寨村重新修起了大量公路、水渠、蓄水池、灌溉井，恢复了原来的几千亩农田，还造出了上千亩森林，靠自己的勤劳奋斗创造了人间奇迹。

1963年，大寨的亩均粮食产量从1953年的200斤猛增到超过700斤，除了人人留足了余粮，还向国家缴纳公粮20多万斤。

大寨的事迹震动全国，陈永贵和乡亲们十五年来战天斗地的奋斗历程，正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创造幸福生活的缩影。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通讯，专题报道了大寨大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

毛主席看了之后都非常感动：大寨村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不花国家一分钱，全靠自己奋发图强，战胜灾害，不容易啊！

毛主席接见陈永贵等人

1966年经毛主席同意，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公报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此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展开，短短几年里竟有上千万人到大寨村考察学习，陈永贵也成了几亿人民耳熟能详的人物。

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过生日时特地请陈永贵吃饭，并且表扬他：“你可是个农业专家哟。”

1975年1月，周总理找来陈永贵，向他宣布了中央的决定：由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大吃一惊：自己是没什么文化的庄稼汉，42岁才开始念书认字，怎么能当副总理？他连连推辞，但周总理却告诉他：你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

虽然成了副总理，陈永贵的生活却十分低调：出席会议都只穿农民的衣服，包个白头巾，他不领副总理每月高达400元的工资，全靠自己在大寨的工分过日子。

到中央后陈永贵的形象十分特别

时间一长，家里入不敷出，中央听说之后另外发给他每月120元的生活补贴，他接受了补贴，却把大队的工分都退了回去。

国家分配给他的钓鱼台的房子，他说自己住不惯，搬到了外头一个小院子里住；国务院分配给他专车，他也不要，说坐着不舒服。

他这个级别的领导可以配生活秘书，配厨师、勤务员，这些他都不要，说：“我都五十来岁了，屋里多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还是算了吧。”

北京的家里就他和妻子宋玉林，两个人除了上班工作，每天自己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1976年毛主席逝世，和陈永贵一样来自于山西的华国锋同志成为新的领导人。

华国锋和陈永贵的脾气性格颇多相似之处：两个人都很低调，生活朴素节俭，做人清正廉洁，并且将自己大半辈子的心血都投在了农业发展上。

在湖南任职时的华国锋

当年，华国锋就是以一篇《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的文章受知于毛主席，被毛主席称赞：“你真是我的父母官啊！”

华国锋1937年参加革命，在山西战斗了12年，陈永贵则是抗日支前的积极分子，他们二人大部分时间都扎根基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不喜欢高谈阔论，喊一些空头口号，讲没有用的概念。

有趣的是，华国锋夫人韩芝俊同志和陈永贵夫人宋玉林都是非常勤劳的家庭妇女，二人在家操持家务，种种蔬菜水果，乍一看跟农妇没啥两样。

可是，两个同样实实在在的山西汉子，在“是否保留人民公社”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陈永贵是亲身感受过人民公社团结一致，抗御天灾和发展生产的好处的，因此坚决支持人民公社。

但是，他那一套在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有用，放到全国的大背景下，真的要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就不行了。

比较罕见的二人合照

1970年代末期，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体制已经明显落后于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场全面彻底的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华国锋并没有采纳陈永贵的意见，这让陈永贵感到很失落，与此同时，随着大寨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舆论上对大寨模式的质疑和批判愈演愈烈。

身居高位的陈永贵坐在主席台上如坐针毡，他觉得以自己的才学已无法适应这个改革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

1980年的一天，他终于对家人说：“唉！干不了啦！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1980年9月，陈永贵向中央提出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经同意后到北京东郊农场当了一名顾问，来自基层又回归基层，陈永贵回到自己熟悉的田间地头显得很自在，反而比在国务院时轻松多了。

1981年6月，华国锋也辞去了自己所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自1982年开始，他基本上都在北京内务部街的家中以种菜养花自娱，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晚年的华国锋

1985年下半年，陈永贵生病住院，像他这样过气的政治人物已经没什么领导来探望，没想到却迎来了久未谋面的华国锋。

二人在病房里提起以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峥嵘岁月，相谈甚欢，丝毫看不出曾经有过什么矛盾。

或许，这就是简简单单朴素如水，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

1986年3月底，陈永贵自知病重势将不起，留下遗言说：

“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有幸成为了国家干部，纵观整个历史，这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我唯一庆幸的是，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4月初，陈永贵的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因为事先没有登报发讣告也没有发请柬，因此追悼会现场冷冷清清，只有寥寥几人参加。

陈永贵的追悼会只有一张模糊的照片

没想到追悼会举行到一半时，得知消息的华国锋专程赶到告别室，神情凝重地向陈永贵的遗体三鞠躬。

人们拥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

性情中人华国锋眼含热泪绕着陈永贵的遗体走了一圈，又和陈永贵在场的家人一一握手慰问，相顾无言，唯有真情流露。

按照陈永贵生前遗嘱，死后要回到家乡大寨的山上，因此追悼会结束之后，他的亲人就护送着骨灰离开北京，前往昔阳。

当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时，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昔阳县里的主要领导早已在这里等候，迎接陈永贵“回家”。

从下午到傍晚，一路上迎接的人络绎不绝，下午4点，灵车几乎都开不进大寨村，因为闻讯赶来的成千上万的群众已经把这个小小的村子围得水泄不通。

虎头山上的陈永贵塑像

按照山西当地的习俗，灵车一进村，昔阳县的县乐队就开始吹奏乐曲，鞭炮齐鸣，自从1978年以来，大寨村差不多有八九年时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许多人一见到捧着骨灰盒的陈永贵之子陈明珠就放声大哭：他们朝思暮想的老书记回家了。几年来埋在心里的委屈，就像找到了一个突然的宣泄口，顿时汹涌澎湃，难以自己。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家乡父老为他在大寨虎头山顶立了一座5米高的塑像，在墓前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是非功过，人民评说，陈永贵之所以受到家乡父老的怀念和赞誉，其根本原因还是他不忘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本色，为人民群众服务，办实事，说实话，没有腐化变质，也没有脱离老百姓。

无独有偶，陈永贵去世22年后，华国锋同志同样把自己的骨灰留在了年轻时战斗过的山西吕梁交城群山上。

这或许是两个山西汉子最后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