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代历史上，有一个王的所作所为，特别让人难以评价。一方面，出土甲骨文显示，这位商王特别热衷人祭，每次祭祀杀掉几十、几百人很正常。他最多的一次人祭，杀掉了500人。
仅仅根据部分甲骨文统计，目前得到的商代人祭数量为14197人，其中死于这位商王执政期间的，就高达9021人，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从甲骨文卜辞来看，他将抓来或供奉来的异族，完全视为牛羊一样的牲畜，杀掉作为祭祀之物，没有半点同类的概念。
可是另一方面，自先秦以来的传世文字，又都对他不吝赞颂之词，说他修政行德、力行王道，乃“殷之大仁”。如果说先秦以来的学者无缘一睹甲骨文记录，不知道他大肆采用人祭的“黑料”，评价有失偏颇，那么另一个事实，是我们今天不得不承认的。他推动了甲骨文字的定型，将中国文明带入到了一个新层次。
这位半是圣王半是恶魔的商王，就是促成殷商中兴的武丁。为什么说武丁将中国文明带入到了一个新层次？这样定位他，是不是拔得太高了？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在武丁以前，中国境内南北各地，早就出现了类似文字的符号或图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河南贾湖遗址刻符，安徽双墩遗址刻符，湖北杨家湾刻符，浙江良渚刻符，山东丁公陶文，山西陶寺扁壶朱书，以及黄河、淮河、西辽河等地的骨刻文等。
但是，文字符号不等于文字，更不等于成熟的文字系统。这些中国境内的文字符号大都停留在类文字阶段，而且缺乏较为完整的语句组合，表意功能还非常微弱，所以至今没有被学界成功释读。
郭静云曾提出一个猜想，认为长江中游很早就发明了文字，并且持续完善和使用，并不比5000多年发明文字的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逊色，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她的分析，既然6000年前长江中游已经孕育出原始字符，即杨家湾文字，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又进化为较为成熟的字符，那么紧接其后的石家河文化和盘龙城文化时期，国家化和社会化蓬勃发展，杨家湾文字不可能消失。她推测可能是先楚用竹简写字，没有保存下来。实际上，这套文字始终在楚地流传，直到商代甲骨文出现。
这个猜想有理有据，可惜就是没有核心证据，因为石家河文化和盘龙城文化时期，迄今为止没有出土任何文字资料。
从考古挖掘来看，目前中国境内最接近成熟文字的，是河南小双桥遗址出土的中商朱书陶文。
小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石佛镇小双桥村。经碳十四检测，其存在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435年-前1412年，早于盘庚公元前1319年迁殷，而又晚于公元前1600到前1450年的郑州商城，基本可以确定是商代中期都城之一。多数学者推测其为仲丁所迁的“隞都”。
小双桥遗址祭祀坑出土的陶器上，残存着朱砂文字和刻画陶文。这些文字类别丰富，包括数字、象形字、祭祀短语等。主持遗址发掘的宋国定认为，从字形、笔画、结构及表现手法来看，小双桥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属于同一系统。由此推断，前者或许就是殷墟文字的前身。
这算是目前被成功解读的中国最早文字系统。不过，如果仔细端详，尤其是与同期西亚和古埃及文字比较，就不得不承认，小双桥文字仍然处于成熟文字的前夜。它的文字数量不多，以单体字为主，词组或句子很少，从而导致表意功能还存在较大局限。
多年来，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家穷经皓首，试图寻找武丁之前的甲骨文源头。曾亲手挖掘过5000多片甲骨文的刘一曼，只找到了8片似乎早于武丁的甲骨，而且还大都是单个的字符，没有句子。
属于早商时期的二里岗遗址，曾经出土过一块牛肋骨，上面刻着三行10个字。有人曾释读出11个字，经孙亚冰仔细比对后否定了，应该是10个字。陈梦家认为这块甲骨文是土层被打破时窜入的，属于晚商时期的习刻，不是二里岗的东西。李学勤一开始也觉得是晚商习刻，后来转变了态度，认为是卜辞不是习刻。不过，他似乎并没有说一定是二里岗时期的。
综合遗址现场的土层破坏，以及武丁以前系统文字阙如来看，这块近似卜辞的甲骨文牛肋骨，应该是被带入二里岗土层的，不像是武丁以前的作品。
交代了这么多背景，就是想说明一个事实，虽然武丁以前中国境内不乏文字符号，但是都没有形成文字系统，缺乏复杂的信息传递功能。只有到了武丁时期，代表成熟文字的甲骨文才横空出世，给中国文明补上了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武丁时期，殷商王室像变了一伙人一样，突然开始用成熟系统的文字，在龟甲或牛肩胛骨上刻字，或用毛笔在甲骨、陶片玉器等材质上写字，留下了海量的书写信息。目前各地收集的甲骨文有13万到15万片，其中据说武丁时期的高达10万片。据刘一曼统计，用毛笔写在甲骨上的书辞，都来自武丁在位时期。
武丁时期的文字作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与之前相比，无论字形、字义、语句，还是用笔和表意，都出现了质的飞跃。如果说小双桥文字是中国文字的前夜，那么武丁甲骨文就是黎明，甚至是旭日东升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杀人不眨眼的武丁如此牛气，竟然短短几十年就创造出了一套系统文字，奠定后来三千年中华文字的根基？他这关键一步，至少让中国境内人群等了两千年。
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早已有人关注，并尝试给出了解答。其中，以裘锡圭为代表的主流学者，倾向于“中原文字连续进化论”，也就是说武丁之前中原始终存在文字积累，只不过到了武丁时期出现质变。
袁广阔综合各家观点后强调，商代前期文字是继承夏代末期金文、陶文和卜骨刻辞发展而来，而甲骨文则是以商代前期文字为基础丰富完善的。他还特别强调，夏商周文字一脉相承，都存在简牍文字的可能性。
从事美术考古的刘凤君，看法略微不同。他认为4600年前 到3300年前，流行于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的骨刻文，才是甲骨文的源头。两者年代前后衔接，载体和技法基本相同，甲骨文不过是骨刻文晚期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类型。
这种“中原文字连续进化论”，固然能够为理解甲骨文诞生提供背景，但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到了武丁时期，才突然出现系统的甲骨文字。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必须聚焦到武丁时期的重大变化。
徐义华给出一个有趣的解释。他说商人将神灵看得至高无上，是影响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们要想达到预期目的，就必须与神灵反复沟通博弈，所以他们会就同一件事反复占卜。商人为了呈现与神灵之间的沟通过程，并证明自己决策的正确性，命人将占卜内容刻在甲骨上，就形成了甲骨文。
根据这个解释，商王占卜不是纯粹祈求神意，甚至不愿意接受神意，而是不断将自己诉求提出来，希望神灵不断调整指示，最终达到双赢。占卜是一种政治决策，甲骨文则是一种政治宣示。
这个解释似乎有道理，但是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武丁以前的商王没有这样做？武丁是商朝第23位国君，已经进入晚商阶段了。
郭静云的猜想更有想象力和冲击力。她认为殷商本来就是两拨人构成的，前半段是商后半段是殷。前半段的商人是以湖北盘龙城为中心的，二里头是他们的北部边界。来自东北的殷人，在盘庚带领下南取中原，在殷组建了一个新的王朝。新王朝的君王武丁，将盘龙城掌握南方杨家湾文字的巫师带到殷都，让他们负责在甲骨上记录占卜过程，从而催生了甲骨文。
这个解释符合甲骨文的横空出世特征，但是一来缺乏核心证据，二来想象力过于丰富，难以得到学界认可。
不过，我觉得郭静云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甲骨文的诞生与殷商祭祀观念密不可分。张光直也曾经说过，甲骨文是商代祭祀的产物。所以，要想说清这个事，必须将其纳入晚商祭祀文化中来审视。
上古时期的祭祀，是敬拜和供奉神灵，祈求神灵保佑的。但是，不同王朝、不同时代的君王，祭祀的神灵不是一样的。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商，似乎就处于一种“宗教革命”的转折点上。
早商时期的殷商王室，像前代一样主要祭祀上帝和自然神灵，祖先神灵是陪侍。迁到殷地的商王室，开始大大提高祖先神灵的神格。尤其是武丁，直接将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先公先王称之为“帝”。自然存在的帝叫“上帝”，自己的先公先王称“王帝”，有时候甚至不加区分。
从武丁开始的晚商君王，不仅将先公先王称作“帝”，而且逐渐直接向先公先王祈求指示，而将“上帝”事实上晾在一边了。美其名曰，上帝太忙太高，人间不便直接打扰，烦请先公先王代为请求神意就行了。由此，武丁以后的神灵祭祀，基本上变成了祖先祭祀；后世所谓的“殷人尚鬼”，实际上就是崇尚自己的先公先王。
这样一种祭祀观念的重要变化，堪称“宗教革命”。他们把最高的神，从自然主宰变成了自己去世的先公先王，还不算革命吗？这种革命必定会带来后续连锁反应。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将原来不能公开的神意，变成了可以公开的家训。
王帝是由先公先王升天后蜕变的，理论上仍然是自己的先公先王，与主持占卜的王室具有血缘关系。因此，王帝的指示就不仅仅是纯粹的神意，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殷商先祖对子孙的家族安排或家族训示。由于先祖已经升为王帝，这种训示便带有神性色彩，对殷商子孙更具有绝对权威性。
盘古迁殷以后的殷商王室，最需要的就是更具权威性的家族训示。根据《史记》等文献记载，商代第10位君王仲丁迁都至隞，也就是迁到郑州小双桥遗址后，王室围绕权力继承展开激烈博弈，造成了长达百年的“九世之乱”。原来以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相结合的王位继承制度运转不灵，危险四伏，如何重塑一种更稳定的王位继承制度，成了摆在商王面前的最大难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是诉诸神灵或先公先王，借助先公先王之口，确立新的王位继承和权力安排原则。如果一个政治决策，是来自占卜而来的王帝旨意，而不是武丁的直接命令，显然更容易让殷王室成员接受。
如何才能借助先公先王名义，解决这个千古难题呢？其实也简单。只需要在传统祭祀基础上，增加两个环节即可。一个是在占卜环节，不再被动地接受神意，而是要发挥自己主动性，争取最大限度地谈判沟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围绕一个事三番五次占卜，都在所不惜。另一个，是将原来秘而不宣的占卜结果，也就是上帝和王帝的旨意，刻在可以永远存世的材质上，让王室子弟随时瞻仰体会。
接下来的问题，如何才能更好地展示王帝旨意呢？考古学界基本认为，商代已经存在用毛笔书写竹简木简的可能，武丁可以让人将占卜结果记录在竹简或木简上。但是，竹简木简易于腐烂断裂，不够敬重也难以保存，最好的办法是发明一种新型书写形式，让王室子弟能够永远瞻仰先公先王的教谕。
其实，以当时武丁的资源掌控程度，根本不需要费心发明。传统用于占卜的龟甲或牛肩胛骨，便是最好的记录材质。这种龟甲和兽骨占卜技术，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殷商王室并不陌生。武丁需要做的，只是搜集掌握文字的骨刻人才，训练他们如何将王帝旨意刻于甲骨。
文字和骨刻人才，在武丁时代虽然稀有，但不是没有。中原地区本身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文字符号，长江中游的盘龙城一带，如郭静云所分析，应该也存在较高级的杨家湾文字人才。更重要的是，刘凤君发现三四千年前，淮河、黄河和西辽河流域开始流行骨刻文，能够进行骨刻的人才应该不在少数。
还有一个常人容易忽视的有利因素。根据王立新研究，作为殷商先祖文化源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掌握着远远领先于中原的骨卜技术。只要武丁有心，完全可以去招募一批骨卜制作高手，来帮助他将占卜和刻字融为一体。
我们可以推测，当武丁决定将王帝教谕向王室公开时，他肯定会派人到全国各地搜集相关人才，训练他们如何制作甲骨，如何记录占卜内容。这些被搜罗来的骨刻人才，成为祭祀队伍或史官的一部分，与贞人、卜人、占人共同构成新的祭祀系统。
贞人负责问卦，卜人负责执行，占人负责解释，史官负责记录。前三道程序，是武丁以前就存在的，最后一道将占卜结果刻于甲骨的环节，应该是武丁新增的。刻于甲骨的内容，原则上包括四部分。叙辞是占卜日期和贞人名字，命辞是向祖先占卜的问题，占辞是占卜结果；验辞是占卜以后的灵验程度。所谓灵验程度，当然是捡着有利于占卜结果的迹象来补刻。
前面已经说过，武丁以前的文字符号，仍然带有明显的原始文字性质，无论文字结构还是表意功能都非常有限。武丁将各地人才召集来以后，必定要组织强化性培训，将各地字符融合提炼，形成一套简约成熟的文字系统。
武丁费心巴力搞这套东西，只是为了借助先公先王之力，或以先公先王名义，来解决令人头疼的王位继承、权力安排等难题。事实说明，这个选择颇有成效。武丁及其以后的殷商王室，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同室操戈，避免了极端内讧。最后三代商王，已经趋向父死子继。
不过，从长时段来看，武丁记录先公先王训示，具有更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为记录先公先王训示而制作的甲骨文，融合境内各种字符而力求规范统一，真正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文字系统。
文字是文明的灵魂。武丁主持开创的甲骨文字系统，奠定了中国文字的雏形，将中国境内文明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如果没有武丁执意大搞甲骨文工程，中国成熟文字的出现，恐怕还要推迟几百年。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评价武丁这个人，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