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了多次商朝，回过头一看，觉得夏朝讲的太少，有必要补一补。如果放在几十年前，其实是没法补的。夏朝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即使目前被公认为夏都的二里头遗址，也没有找到任何文字。后世的夏朝传说，都是周人的“一面之词”。所以，夏朝的面貌始终模糊不清，逼得很多历史学者只能从商代开始讲起。

不过，最近几十年，随着考古学研究突飞猛进，我们已经大体上能够掌握四五千年前中国境内的文明格局，知道夏朝存续期间，东西南北都存在哪些族群，以及夏朝的大体疆域在哪儿。

这一讲，先结合四五千年前中国境内的考古遗址，给大家介绍一下夏朝周边有哪些敌人和陌生人。

如果将大禹之子启视为夏朝建立者，那么夏朝可能存在早晚两个阶段。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城，至于早期都城在哪里，目前不确定。有考古学者认为是河南西部的新砦，但是新砦遗址存在多个中型政治中心，不像是中央国家的都邑所在地。

我们暂且将学术争议放在一边，假定夏朝开始于公元前21世纪。

夏朝出现以前，中国境内的文明中心在长江流域。其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上游的宝墩文化，几乎都是半只脚踏入了国家文明门槛。可惜，由于尚不为人知的原因，到了4300年前左右，长江流域文明几乎集体塌陷，断崖式坠落了。

与之相反，享受到西亚文明之风的黄河流域却逆势崛起，取代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成了中国境内新一轮活力四射的文明中心。

当然，活力四射的另一面，是筑城造墙、互相攻伐，族群战争此起彼伏。大禹所率领的夏后氏部落，就是力压东夷和西羌势力，成为华夏族群联盟盟主，并进而奠定夏王朝基业的。

大禹之子启建立夏朝时，他们的东邻是东夷族群。东夷分布在山东、冀东、豫东、苏北一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族群。他们分成不同部落，相互之间战争不断。其中，海岱地区的东夷距离夏人较远，没有多少接触；鲁西和豫东地区的东夷部落，则在与华夏接触过程中碰撞融合，成为华夏政治联盟的重要一员。

根据王震中研究，很多华夏政治联盟的领导人，比如虞舜、皋陶、伯益等，都是来自东夷部落。禹启父子是压着联盟内部东夷势力，强行将“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的。这就决定了夏人与东夷之间的微妙关系。

具体地说，是与鲁西豫东地区的东夷关系微妙。海岱地区的东夷部落，由于失去南北海岸文化输入，已经失去文化发展的源动力。接续龙山文化而起的岳石文化，根本无法与龙山文化相提并论。再加上距离遥远，与夏人几乎没有冲突机会。

夏朝建立初期，鲁西豫东的东夷部落慑于禹启父子势力，被迫表示臣服。但是等到其子孙孱弱时，来自东夷有穷氏的后羿和寒浞，便立刻夺取了夏朝政权。虽然夏人子孙夺回政权，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挽回。

后来，就是鲁西豫东地区的这些东夷方国，接纳从河北迁徙而来的殷商先祖，资助和配合他们西进灭掉了夏朝。

受东夷部落阻挡，夏朝向东扩张有限，东线边界局限于豫东杞县一带。向北也没有太多扩张空间。大概由于黄河经常泛滥改道，4000年前左右的河北境内，似乎没有太多的人群居住，即使有也处于较低文化水平。考古在这片广袤的平原地区，基本没发现像样的文化遗址。

从拒马河向北到张家口，有一些规模很少的村落，发展程度不值一提，连地区中心性聚落都没有形成。从这个角度来看，夏朝的北方基本上是千里无人烟，无需扩张也没有必要扩张。他们只在豫北的黄河北岸，像濮阳、博爱、温县等地，设置了韦、顾、昆吾等几个国族驻扎防守。

不过，后来的历史表明，夏朝最大的隐患恰恰来自北方。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是南北东西各种文化交汇之地，很容易催生活跃的文化中心。最先透露出文明曙光的牛梁河遗址，就是从那里崛起的。夏朝晚期，一些黄河流域人群向西辽河流域迁徙，与当地人群共同酝酿出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殷商先祖很可能就是从西辽河走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他们经西北高原，辗转迁徙到河北邯郸境内，发展出了下七垣文化。下七垣文化只有村落，没有城邑，也没有复杂的社会结构，按说不会威胁南方夏王朝。

然而夏朝晚期，殷商先祖主体开始向鲁西豫东转移。他们不但与东夷各部落打成一片，而且快速吸收东夷文化，迅速成长为“讨夏联盟”的领袖。他们不断挑拨东夷与夏人之间的关系，最终依靠东夷部落，实现了取夏而代之的政治野心。

有夏一代，真正关注和扩张的是南方。夏朝南方的最大对手，是江汉平原上的石家河文化人群，也可以说是苗瑶语系的“三苗”族群。前面提到过，这个族群和他们的先祖，曾经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一度与良渚人群并行引领了东亚文明浪潮。

不过，对夏人有利的是，这个时候良渚古国已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也成了强弩之末。夏人趁机南下，在南阳盆地建立城邑作为跳板，孤军深入江汉平原，彻底摧毁了石家河文化城邑。当然，那里距离夏人中心遥远，夏人可能只是设置了几个据点，没有能力进行整体控制。

直到殷商先祖灭夏，江汉平原也没能再次雄起。攻克夏都不久，商人便派遣一支远征军南下，轻而易举控制了湖北黄陂盘龙城。盘龙城是商代南方的最大军事和经济据点。郭静云甚至认为，连甲骨文都是从盘龙城传过去的。

西方的黄土高原和关中地区，应该是夏人的老家。从地理环境来看，那里应该是4000多年前受气温下降影响最大的地区。原来可以农耕的地方，都逐渐退化为畜牧或半农半畜生活，大走势应该是向下的。

但是，西亚文明东渐和印欧人群东迁，完全改变了中国西北的文明格局。这个时候的西亚两河流域，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上千年，王权、宗教、文字、青铜、法律、农业种植和畜牧饲养，都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印欧人群生活在草原，文明发展程度有限，但是他们擅长驯马和青铜冶炼，这都是那个时代的绝技。

受气候变冷、南北人群挤压，部分印欧人群和西亚人群加速向东渗透。有的定居中亚，有的突入南亚，还有的进入了中国新疆境内。这些印欧人和西亚人将他们的文明元素，比如青铜器、小麦、马、黄牛、绵羊等，都陆续带入了中国境内。

西亚先进文明元素的到来，为中国西北地区注入了社会活力，催生出西城驿文化、齐家文化。他们所处的甘青地区，是当时中国境内最早接触青铜冶炼的地方，掌握着最先进的兵器和工具。

但是，地势和气候使得甘青地区难以聚集大规模人口，无法形成大型城邑聚落，自然只能为他人做嫁衣。他们把青铜器、小麦、黄牛、绵羊等，传递给了东邻的华夏族群。大禹部落很可能就是靠着青铜工具，完成了疏通河道的重任。陕北和晋南人群更是借助西来的文明要素，强势崛起为大规模的政治中心。

从考古来看，夏朝建立前夕，西北方向存在两大族群集团，一个是陕北以石峁为中心的石城人群。这些人群部落拥有复杂的社会组织，甚至拥有接近王权的政治机构，能够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他们各自建有大型石头城墙，城内似乎进行过统一规划，社会发展程度在当时中国境内首屈一指。

另一个族群集团，是以陶寺和绛县周家庄为代表的晋南土城人群。其中，陶寺方国最引人注目。它拥有规模空前的城址、高贵豪华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被考古学界公认为是唐尧的都城。也有人认为，陶寺遗址是夏朝早期都城，但是常怀颖指出，陶寺遗址晚期不见夏文化痕迹，似乎难以确定是夏朝早期都城。

无论如何，夏朝早期，西北方向由近及远分布着陶寺文化人群、石峁文化人群、齐家文化人群等，都是当时中国境内最强势的族群力量。这决定了二里头夏人政权，难以向西扩张太多。即使到了3900年前左右，以上三大文化人群集体衰落，城邑逐渐废弃，夏朝也未能趁虚而入。

根据常怀颖研究，二里头夏人政权在太行山以西的影响力，仅止于晋西南的上党盆地和运城盆地。为了控制中条山的铜矿和运城的池盐，他们在那里设置了几座小型城邑。再向西向北，就看不到夏人文化踪迹了。

总起来看，夏朝前期实力与西北陶寺、石峁双雄相比，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难忘鼎盛期陶寺、石峁之项背。但是，夏朝的优势在于地缘。它所占据的豫西地区，不仅拥有成熟稳定的农业供给，还缺少真正具有挑战性的强敌，因而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

陶寺、石峁虽然盛极一时，然而其日益恶劣的生产环境、内部过于稠密的人口、不断南下的草原族群，都给他们带来了难以化解的冲击。草原族群冲击石峁，石峁再冲击陶寺，结果到了3900年前到3800年前，这两大最具王国气象的城邑，都消失在了历史云烟中。

反倒是迁至二里头夏人朝香火不断，直到3600年前左右殷商和东夷组成讨夏联盟，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注：本文写作参考了常怀颖先生的文章《早期中国视野中的夏王朝》，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