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有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部队流行一句话“好伙食顶半个指导员”。在古代有更直接的说法，即“天子不差饿兵”，毕竟军无粮则散、无饷则乱，这是基本的军事常识。

自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七年，约十年时间里，明朝在辽东战场一共花费军费白银约6000万两。国家投入已经不能简单用“巨额”来形容，而是已经到了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来支援前线的地步，力度可谓前所未有。可是，明军为什么总是败多胜少，最终走向崩溃？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明军在战场上手无缚鸡之力、一触即溃，投降满清之后则往往能够以一当十、勇猛无敌？让我们回顾几个历史片段，相信很快就有了答案。

01 开铁之战

天启元年(1621)春，后金在短短数日之内攻陷了沈阳、辽阳。10多万明军战败，四散溃逃，经略袁应泰自杀，总兵贺世贤、尤世功、朱万良、陈策等战死。此战一败，全辽震动，70余城池闻风投降，明朝失地千里，失民百万。

一名亲历者的亲眼所见，可以让我们窥到一些端倪。明人徐日久写了一本名为《隲（zhi）言》的书籍，在其中十一卷《存窃议》中记录了他同一位亲历此次战役的士兵的对话。

徐日久问:“将官的管教很严厉吗?”

答曰:“非也。比如月粮一两八钱，还要被扣下四钱。给米一斛，但此米在百里之外，往返的搬运费要百余钱。身体健壮者自己去背，其他人则以驴驮载，又要花费百钱，而背回来的米已经腐烂不能食用，只好将其卖掉，卖掉的钱刚好运费相等卖。

等到发银，则各种摊派理由杂出，每名军士须扣二钱，军士每日所得仅四分，省吃俭用，仅能度日。以马军而言，粮料每月需要支三两，马匹每日须花费五到七分才能养成膘壮。将领们扣减，马瘦仅剩一副骨架，每日都有马匹死亡的报告，又怎么能与敌厮杀?”

徐日久问：“将官克扣粮草，军士难道不往上申诉?”

答曰：“士兵见扣银数多，一起相约呐喊，官员听闻之后急到教场唤来将领。将领解释道，是因为给上官送礼很多，前日有一位官员来查边寨，送银十两，他心里不满，找了很多麻烦，后加送一百两，又说要发你们这些士兵往关外去，我可怜你们劳苦，用银子去解决问题，才得作罢，计费去多少?何曾是我要你们的?”

将官说得这个情况众军士也是见到的，所以也体谅将官的难处，甘心听扣，也就无人再上诉。只是不敢怨恨，但也不见德，只是视将官为路人而已。

徐日久又问：“尔既守墩，边墩上何如?”

答曰：“……原本每墩备米十石，以备急时食用，今也没了。如果上面的官员去点验时，都从小路将已验过的米挑去听验，都是如同儿戏一般。”

02 己巳之变

“己巳之变”即后金攻明京畿之战，是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月至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正月，后金大汗皇太极率军突袭北京以及明军阻击后金军的战役。当时京城告急，明廷急令各地兵马驰援。大量军队急匆匆的来勤王，结果出现了奇葩的几幕，其中发生的魔幻情节令人难以置信，至今读来也觉得不可思议。

宣府总兵侯世禄

宣府镇离京城最近，朝廷第一个想到调发勤王的就是宣府总兵侯世禄。倒霉鬼侯世禄先是率领被朝廷欠饷数月的士兵应援蓟州，十一月十二日到了蓟州连城门都没让进，黑灯瞎火的被袁崇焕撵去往通州，还被袁崇焕扣下了所有的火炮和炮手。十三日到了通州人困马乏饥饿之际，通州不允许侯世禄入城，只领到了5000两本应该在正月发的饷银救急。

等一下，为什么是“正月”的饷银?这已经是11月，马上就是年底；在赴蓟路上，侯世禄还向兵部报告“月粮数月未给”，因此朝廷终于先把正月的饷银发了………，宣府的欠饷可见一斑。

因为仍然缺粮，侯世禄在通州分兵两千留守（这些兵可能因缺粮又无主将镇守而在当地劫掠），自己带了三千士兵回怀来找饭吃。路过顺义躺枪，被清军一支骑兵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千人，侯世禄本人左臂受伤，溃败回居庸关至怀来。

19日，侯世禄又率二百家丁回京，驻防德胜门；20日与清军大战受重伤，逃到西山养伤，这期间还被人冤枉抢劫了户部银两。最后，侯世禄以“事闻，当重坐，以勤王先至，减死戍边”，回到宣府。

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倒霉的侯世禄带兵，不仅被欠饷数月，拿着正月的工资救急还得感谢皇恩；入援到蓟州、通州连城都不得进，粮饷全无，火器还被强夺了去；饿着肚子跑了好几天，这会基本已经是一只毫无战斗力的军队了。

那么，造成侯世禄悲剧的是他本人酒囊饭袋、昏庸无能导致吗?显然不是，除却指挥无方，后勤补给不力，地方官员推诿歧视，袁崇焕拒绝他入蓟，蓟州防线又意外被突破，其后一系列的举措失当之外，造成侯世禄这支援军悲剧的最大原因是明廷缺粮和恶劣欠饷。这位总兵不过是悲剧的被丢在这个位置上，最终承担了这口天大的黑锅。

山西巡抚耿如杞、总兵张鸿功

山西巡抚耿如杞、总兵张鸿功接到朝廷命令火速带兵勤王。到达北京以后，兵部官员们为了节约粮饷，让勤王的他们先去通州，然后第二天还没吃饭马上调去昌平，第三天天不亮直接调去良乡。

为什么如此马不停蹄的调动?是敌人在这三地间都有活动?还是有什么高明的战略部署?

都不是，是因为明朝规定“军令，卒至之明日，汛地既定，而后乃给饷。”也就是说你到这里驻守的第二天才开始发粮饷。所以文官们想，如果我们把军队在第二天到来之前就进行调防，是不是军队就不需要消耗粮食了?

文官们敢在后金大军压境的时候直接玩这种游戏，我就问你溜不溜？感情这群士兵喝西北风就可以捱几顿？

可怜耿如杞、张鸿功他们来了三天，什么也没干，又累又饿，连续跑了三个马拉松。最后士兵们饿的实在受不了了，直接哗变大掠京郊，挨户抢粮。

直接倒霉的是两位大人，耿如杞和张鸿功被崇祯逮捕并处死。山西兵一哄而散，大部分加入了流贼。《明史.耿如杞传》载:二年，京师戒严，如杞率总兵官张鸿功以勍卒五千人赴援，先至京师。军令，卒至之明日，汛地既定，而后乃给饷。如杞兵既至，兵部令守通州，明日调昌平，又明日调良乡，汛地累更，军三日不得饷，乃噪而大掠。帝闻之，大怒，诏逮如杞、鸿功，廷臣莫敢救者。四年竟斩西市。

甘肃巡抚梅之焕、甘镇总兵杨嘉谟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爆发的时候，崇祯下令甘肃镇兵马勤王，梅之焕当时把军队分成五拨，每拨相距两日路程，他带着第五拨刚走到兰州，第四拨就出事了。

走到定西的时候，甘肃镇兵丁在王进才、殷登科、吴天印的领导下奋起反抗，格杀出面阻拦的参将孙怀忠，把总周道昌和连登魁，自行返回驻地。原因为何？

按照崇祯制定的期限，甘肃兵每天得走50公里。滴水成冰、北风刺骨的冬季，带着武器装备每天走50公里，缺少食物衣服，又风餐露宿，最可恨的是还不给钱。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士兵居然能坚持从张掖走到定西（600公里）才哗变。

甘肃巡抚梅之焕派人查问时，哗变士兵说：“昔年甘军援辽，竟没有一个还乡。今六千里远路，盔甲铳炮又重，又无一分安家粮。正兵营领兵官专一严急，每日定要走几站，夜间不许借歇民房，露宿片时即催响号。再走几日，人马俱倒。左右是死，不如就死在这里。今事已做坏了，都难望活，只得拼了死命。”

梅之焕在甘肃抵御蒙古，颇有战功，士兵也比较信服他。他也知道士兵苦，但不镇压又不行。于是他设计杀了四个组织哗变的士兵。

如何杀掉哗变的头目？读起来更是一把辛酸泪。梅之焕想出来的计策是，把一个烧饼扔到地上，这次哗变的头目王进才便低头捡饼吃，于是官兵趁机将他砍死。事后，官兵从王进才身上一文钱都没搜出来，就连王进才身上穿的衣服裤子，也是从被他杀死的周把总尸体上扒下来的。

杀完肇事者之后，梅之焕宣布其他的人无罪，不愿去勤王的可以回家，然后带着愿意去的人去勤王。“左右是死”这话一点都不假，而且哗变之后竟然还有人愿意去勤王，这得是什么样的福气，才能有这么好的士兵？这已经不是不把士兵当人看的问题了，甚至没拿士兵当牲口看，哪个农民舍得这么用自家的牲口？

这些士兵哗变之后，原本计划回甘州去劫牢反狱，放出一个叫李相的人拥立为王，联合蒙古人一起反明。如果不成功，就逃出塞外，宁肯去当蒙古人，也不跟着大明混了。

有人说，这不是叛国吗？非要这样说的话，可以是。但是，又是谁把这些在刺骨的寒风里跋涉千里勤王，忍受缺衣、少食、露宿，每日负重长距离行军，还不开工资的士兵逼到不叛国就活不下去的地步呢？

后面的故事更让人无比悲凉。梅之焕带着甘肃兵历尽千辛万苦抵达京城之后，崇祯大怒，因为他迟到了，所以将他罢官。许多甘肃兵一哄而散，许多人参加了农民军，因为他们有作战经验，很快成为了初期农民军的骨干力量。

延绥巡抚张梦鲸、延绥总兵吴自勉

在陕西，延绥巡抚是张梦鲸，延绥总兵官是吴自勉。作为甘肃镇的邻居军镇，延绥镇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吴自勉这个人比较敢贪，率军入援北京的过程中，一路上吴自勉并不急着进军，大胆侵占了许多军粮，还悄悄把军马卖掉。军中的一些士兵如果肯出钱贿赂他，他就把人放回去，其他士兵也趁机跟着那些人逃回陕西。

他这支军队中的精兵都跑了，战马也卖了，战斗力根本没有指望，自然不会有像样的战绩，延绥巡抚张梦鲸因此忧愤而死。这些逃兵的最终去向皆是抗拒官府的起义军；在这些逃兵中，其中就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纵横鄂豫川陕的大西王张献忠。

朝廷的做派特别像爽文爽剧中的主角，在地图上随手一指就要踏平东京、活捉伊万卡。他只管下令，至于这个命令到底能不能完成，怎么完成，当兵的执行这个命令之时能否吃饱肚皮，他一概不管。

03 军费去了何处

明朝十年花光六千万两白银军费，为何明军仍旧破衣烂衫吃不饱？

贪墨成风

按常理而言，明朝的军费投入如此之大，明朝士兵们的待遇应该很好才对，至少应该衣食无忧。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明朝绝大部分基层士兵衣不蔽体，破衣烂衫，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

大臣卢象升、杨嗣昌等人下基层视察，都曾注意到这种状况，“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裤者，有无鞋袜者”，“饥寒逼体，绥而病，僵而卧者”比比皆是，“人仅骨立，衣甲全无”，简直是一群叫花子兵。连吃饱穿暖都谈不上，何来的战斗力可言。

军费流向了哪里？关宁防线耗资巨大的数百座军事堡垒，造价高昂的火炮、火枪等远程热兵器，庞大常备军的养兵必须费用，剩下的就该是军饷。《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财政与税收》记载，明朝末年一个士兵军饷每年18两白银，仅仅军饷一项就多达270万两白银。

然而对普通士兵来说，这么高的饷银只是纸面数字。明朝末年，官吏场中风气腐坏，贪墨成风。明朝军队中，上至统兵大帅，下至低级军官，除了孙承宗、熊廷弼、袁崇焕等等少数几个清廉正直之臣，其他人几乎都把贪墨饷银和军费当成发财捷径，吃空饷、喝兵血的丑恶现象比比皆是。

朝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筹集的饷银，只有很少一部分能下发到士兵手里，如此一来，就出现了这种朝廷花费巨额军费、士兵却啼饥号寒的场景。

积习难改

早在天启七年，明军的边军欠饷已经很严重了，数量达到百万之巨。到了崇祯元年，各路边军再也忍受不住了，相继因为欠饷发动兵变，当时的东江、宁远、蓟门、锦州全部包括在内无一例外。最先搞事情的是蓟门士兵，他们发动兵变的时间是崇祯元年七月，当时的顺天巡抚是王应豸（zhi）。为了安抚这帮士兵，王巡府竟然还得去找高利贷借款，发了三成银子才把这事给压了下去。

《明史.黄绂传》记载：“成化二十二年巡抚延绥，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军卒妻小穷得连衣服也置办不起，可见其困窘至极。巡抚都御史刘麟就说，大同等地军队，从正德7年一直到嘉靖4年，竟然一直欠饷不发。镇守边关，苦寒饥迫，竟然13年一分钱工资不发，全部拖欠。

崇祯更是在位十七年，拖欠军饷十几年，几乎从始至终，明军都是饿着肚子喝西北风在打仗。不光欠饷，还要“空月马乾”，就说吃空饷。崇祯三年，关宁军缺编2.3万人，缺编战马近3万匹。明朝拨发的白银，早就被一层层贪污了，到了基层士兵这里就是连续几年的拖欠工资。

“非法讨薪”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发生的蓟镇兵变事件，集中体现了明廷对其军队视如草芥。

当时，明廷在征调戚家军入朝作战的时候，许诺给戚家军发放双倍饷银，即一年43两，这43两并不是只针对南兵，是外派军队的普遍待遇，比如说刘綎的川兵也是按此标准发放的。

而戚家军投入作战后，也堪称勇猛，李朝史料就提到平壤战役“南兵不顾生死，一向直前，吴惟忠之功最高”，又有“南兵进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军力战，死伤尤多，游击亦中铁丸”，不管怎么说，也是对得起这工资。

可是，明廷却干脆欠饷不发，逼得南军只能非法讨薪，最后被大明将领王保率部“剿灭”（详见军前投名状，暗影戍北疆——大明特种兵“夜不收”关于边军欠饷的描述），强力镇压，事后还说此次是兵变，往南兵身上泼脏水。明廷欠饷、出尔反尔在前，杀人污蔑在后，这能不让军人寒心吗？

04 反观清军

从清初直至晚清，军队有固定薪饷。清朝制定出了一整套完整的“军饷制度”——这跟历朝历代完全不同，属于制度创新，更是因为清帝国的财政情况大部分时间比较健康。

历史上，传统清军的薪饷分为四个部分：“出征行装银”、“出征盐菜银”、“出征口粮”、“跟役费”。

基本工资

京营八旗工资最高，其次是西北八旗和关外八旗；再次是内地驻防八旗、陕甘绿营；最后是内地的普通绿营军。

以京营八旗为例，前锋营、护军营的骑兵一年可以领48两银子、240斗谷物；

普通绿营骑兵一年领24两银子，160斗谷物；步兵一年领12两银子，36斗谷物（一斗合12.5斤）。

出征银，即“出征行装银”

也就是部队开拔之前，朝廷给每个士兵和军官的装备置办费，一次性发放。

顺治时期这个数字并不固定。从康熙以后形成定制，规定每个旗兵领取12两至15两。

而绿营的出征银略低，但也在6至10两。

这似乎并不多，但几万人就是几十万两，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盐菜银，每月的饭菜钱

按《钦定户部军需则例》：满洲八旗每月银2.5两，蒙古银1.5两，绿营银1.3两。

出征口粮：朝廷直接发的口粮

按《钦定户部军需则例》：不论满汉官兵，每人每日支口粮米八合三勺。乾隆帝平准期间，除传统的军粮外，又先后从各地采购牛羊数十万头。乾隆二十年（1755），伊犁北路军营内察哈尔官兵的口粮是每兵每月三只羊。实际上，乾隆朝用兵西北，前线将士至少有一半的口粮，都是牛羊肉。就这伙食标准，堪称历朝历代之最。

跟役费：清军出兵，必有跟役

虽然之前的朝代也有，但那是无偿的徭役，而且还有生命危险。但清代则不同——给跟役也发钱！虽然不多，但相比前代，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具体是：满洲、蒙古每两名配跟役1名，绿营每10人配3名跟役；每个跟役每月支给盐菜银5钱，口粮则与官兵相同。看看，这就是清军的战时保障——在古代封建王朝有这种保障，那能没有战斗力吗？

清朝的物价

在清中期，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用不过也才20两。五到十两银子就可以买一个婢女使唤。

再看当时的房价：乾隆十六年（1751年），天津人丁予范在北京刘家胡同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处四合院，占地近一亩，盖了10间房，连买地带盖房，花了180两银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天津人任秀坡把上述的这个四合院买了下来——花了200两银子。请注意，这是在北京。要是在外地或乡下，买个带院子的房子，几十两足矣！

所以，你告诉我，清军和明军哪个待遇好？

05 满饷不可敌

战争时期，降兵降将总是避免不了，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人们总会有意无意地将其在两个阵营的表现进行对比。明清之间打了几十年，明军投降清朝的不计其数，但是总会发现，汉八旗为满人却是更为卖命一些。在一次战斗结束之后，南明督师史可法亲自审问被俘的满清汉军，问他们为什么会投降满清，结果得到的答案是“他们给的太多了”。

见面大礼

有史料记载，只要是明军投降，就算是普通士兵也可得一个老婆、八头牛羊和一头驴。可能我们现在人觉得分配老婆这种事简直是不可思议，有悖人伦。可你别忘了，那是公元17世纪，距今300多年，那时候这就是个巨大的诱惑，粗暴、简单、有效。

战死抚恤

战死了怎么抚恤？阵亡八旗兵丁的恤银标准是“前锋、护军、领催及执我人二百两,甲兵一百五两,炮手一百三十两,各部落通事一百两,满洲、蒙古随役并满洲家下汉人充绵甲兵者均一百两。”

如果士兵曾经立功，则抚恤金增加16两白银。阵亡士兵家属每月另外补助半份军饷，以及大米3斗。子弟到16岁可以承袭职位，则不再补助。如果找不到工作，则继续发给补助。

绿营兵如果战场负伤，根据情况给予7两5钱白银到30两白银赏赐。另外规定，绿营士兵结婚生子，都各自赏赐2两白银。如果祖父母，父母，妻子丧葬，则补贴4两白银。

求才如渴、拜王封侯

像吴三桂这样的人在明朝的时候就是个总兵，李永芳职务是游击，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都是普通将校，平时压根见不着皇上，因为级别不够。到了满清这边直接封王，而且带来的部队也不解散，还归你指挥、足粮足饷。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有载：降臣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等所属副将以下各官奏言：“臣等来归有功之人，恳赐敕书”，汗曰：“尔等来归时，我曾谓各官升降，惟听都元帅、总兵官之意。今若给敕书，是背前言矣。”皇太极让孔、耿二人统领旧部，下放部队任免官将的大权，所谓“察其功之大小，用印给札”，甚至连战功证明敕书都让孔有德、耿仲明直接发放，其手下不能跳过孔有德，单独申请，这等于将其部所属的人事权完全下放，这种信任可谓是毫无保留的。

一个给你高待遇、对你无限信任、并敢于放权给你的领导，手下的员工只要稍微有一点良心，都是一万个舍不得。有时候就怕“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想想被隔壁崇祯坑死的孙传庭、卢象升、陈新甲，给皇太极这样的老板打工是不是还挺好的？

06 相形见绌

明朝立国276年，军户毫无地位可言。当时有歌谣唱到“十个军户十个穷”，连种地的普通民户都瞧不起他们。拖欠军饷是常有的事情，战死了也就几两抚恤金，还不一定能拿到，要么打折，要么看将领的脸色。

作为一个普通的军户，没背景没关系，想要靠军功升迁几无可能。除非去给那些将领当家丁，干好了再认个义父，才可能有出头之日；祖大寿有个养子叫祖可法就是这么上来的；但这种事情概率太小，没有普遍意义。就算一帆风顺当了武将，也不是说就可以扬眉吐气了；明朝向来重文轻武，就算是戚继光这样的名将，你也得巴结胡宗宪、张居正这样的文官，你才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武将和士兵在明朝太难了，可你到了满清这边就不一样了，满清为了入关，为了打江山，只要你投降，什么好待遇都有，不仅工资福利高，而且最重要的是受重视。

投降的明军主力基本都编入八旗，成为了八旗汉军，理论上跟满洲旗人、蒙古旗人是一个级别。尤其是编入上三旗的，旗主就是皇上，算是皇上的亲兵，都是“统治阶级”了。再说夸张一些，你就是八旗子弟，就是铁杆庄稼，以后有资格提笼架鸟；就这待遇，明朝换哪个皇帝也给不了，你说这战斗力能不爆棚吗？

清代俞万春在《荡寇志》八十七回写道：“天无白使人，朝廷不差饿兵。既要我替你出力，却又这般扣算，你不要冷债抵官粮”。世上哪有“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的好事，想让人家给你干活卖命，就得真金白银的给别人，给不起就别怪别人跳槽。

尤其是军人，他们为国效力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随时随地准备为国牺牲。先不说民族大义、家国情怀，也不说待遇优厚、赏罚分明，咱就是说让人上战场之前吃顿饱饭，这个要求很高吗？

明朝从上至下腐朽到这种程度，虽不欲亡，岂可得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