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大明开国文臣，从爵位和官职来看，李善长毫无疑问排名第一，但很多朋友认为，按照能力来说的话，刘伯温更应该胜过李善·长。
并且关于大明开国功勋中的“刘李之争”延续了好几百年，可惜至今也没有个定论。
然而真正被朱元璋称赞为大明开国文臣之首的，却既不是李善长，也不是刘伯温，而是宋濂。
就是那个我们初中都学过的《送东阳马生序》的作者宋濂。
宋濂生于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十月十三日，因与其祖父同日生，故名为寿，后改名濂。其祖先宋栢在南宋时年迁徙金华潜溪，后至宋濂时才迁居金华浦江（今浙江浦江）。
按照出生日期，他比朱元璋大了整整18岁。
宋濂在母亲的肚中仅仅待了七个月就出生了，是个事实上的早产儿，因为早产的原因，宋濂从小就体弱多病，不过宋濂虽然是个病秧子，但他却也是个十里八乡都知晓的神童。
宋濂六岁入学，在入学的第一天就将中华传统启蒙经典《蒙求》全文2484个字全部背诵了下来，而其他的孩子此时还在背诵前两句。教书先生对此惊讶的赞叹道，“此子，真神童也！”。
此后，宋濂在刻苦攻读儒学的同时，也深入钻研杂学。
15岁时，宋濂有一次到一位叫张继之的官员的家中做客，官员久闻宋濂神童之名，于是便有心考教他。张继之从书架上随意抽出了一本书，然后指出其中的一段，让宋濂背诵。结果如是几次，不管张继之拿什么书，宋濂都能倒背如流。
在张继之的惊叹之下，“天下的学问没有宋濂不知道的”这句话就此传播开来。
随着宋濂的名声越来越大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派人来请宋濂入朝为官。因为宋濂对元廷的苛政十分不满，所以他找了各种借口推辞不入仕，元顺帝不死心，最终派遣著名的汉臣危素（元末明初史学家文学家）亲自来请宋濂，让宋濂入翰林院担任编修。
而这次宋濂为了躲避征召，于是干脆出家为道，在道观里面潜心学问，不理世事。
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宋濂已经50岁了。有一天，刚刚攻占应天（南京）不久的红巾军领袖朱元璋亲自上门拜访宋濂。在和朱元璋的交谈中，宋濂被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志向和决心打动了，于是他就追随朱元璋来到了应天。
来到应天之后，宋濂才发现，朱元璋不仅请了自己。大名鼎鼎的刘伯温，叶琛和章溢等名士都被朱元璋请来了。
而在一众大儒里面，论诗词文学无人能出宋濂其右，于是朱元璋就任命宋濂为儒学提举，成为了这帮文人的领袖。
在朱元璋征战天下的过程中，刘伯温和宋濂两人常常伴随朱元璋左右，刘伯温的作用主要是出谋划策，而宋濂的作用则是给朱元璋讲述古代帝王治国理政的道理。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让宋濂担任长子朱标的老师，朱元璋对朱标的期许之深大家都知道，由此也可以看出来朱元璋对宋濂的认可和信任。
大明建国之初，宋濂对新王朝的制度建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被朱元璋任命为翰林院学士，主导编修了《元史》。
宋濂对朱标的教育也非常成功，朱标在宋濂的教导下，成长为了一名诚孝敦厚的优秀太子。
而宋濂渊博的学识更是让满朝文武无人不服，朱元璋为此赞誉宋濂为大明开国文臣之首。
洪武十年（1377年），68岁的宋濂因为疾病缠身，于是向朱元璋请求致仕还乡，并得到了同意。在宋濂离京时，朱元璋带着太子朱标亲自为宋濂送行。宋濂回乡以后，朱元璋还多次派人前去探望。
如果事情到此结束，那将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君臣结局。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三年以后爆发的胡惟庸案，宋濂的次子宋璲和孙子宋慎被牵涉其中并处死。
按照大明律法，作为谋逆案的从犯，全家都要受到株连，于是宋濂被从家乡转回京城，判处了死刑。在太子朱标和马皇后等人的求情下，宋濂最终被改为流放四川茂州。
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宋濂因病逝于夔州（今重庆奉节），享年七十二岁。临终时，正坐敛手而逝，保持着一名读书人的庄重仪态。当时夔州的官员都前来赠赙哭祭。知事叶以从将宋濂葬于莲花山下。蜀王朱椿仰慕宋濂，又将宋濂转葬华阳城东。
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因四川巡抚马俊为宋濂上奏申诉，孝宗经礼部商议后下诏恢复宋濂的官职，每年春秋两季在其所葬之地举行祭祀。
宋濂七个月早产而生，很幸运的存活了下来，并最终成为了一代名儒。长大后的宋濂不仅学识渊博，更是在朱元璋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为大明立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只不过命运却没有给宋濂一个完美的结局。用宋濂的学生方孝孺的话就是，“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识可以鉴一世，而举世不能知公之为人。”
那么宋濂晚年之祸，真的是因为儿子和孙子卷入胡惟庸案这么简单吗？
其实如果只是因为宋濂的子孙卷进了胡庸案，那么朱元璋有太多的理由可以放过他。胡惟庸案发以后，先后有数万人受到牵连，而宋璲和宋慎担任的都是不入流的低级官员。《明史》中对于宋慎参与胡惟庸谋逆也是语焉不详，而且在胡庸案爆发时，宋濂已经致仕还乡三年了。
最关键的一点，宋濂和李善长、刘伯温等人都不一样，他既不属于淮西一党，也不属于浙东一党。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对这样一位边缘人物丝毫不念旧情呢？这其中是否另有隐情呢？
其实宋濂的悲剧就在于他追随朱元璋十多年，却始终没有弄明白伴君如伴虎这个道理。朱元璋和被他赞许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理念。
宋濂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人，他主张以仁政治国，并且他也是如此教导朱标的，而朱元璋则是要重典治国，重典治吏，这种理念上的对立是无法调和的。
因此，宋濂在朝期间曾经多次和朱元璋发生争执，于是到宋濂在朝的后期，朱元璋对他的态度就逐渐发生了转变，只不过宋濂没有觉察罢了。
宋濂作为太子朱标的老师，他将仁政思想全都灌输给了朱标，太子宽仁忠厚，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朱标和朱元璋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朱元璋毫无疑问会把矛头对准太子的老师宋濂，所以朱元璋对宋濂逐渐失去了好感，甚至是心生厌烦。
也正因如此，宋濂在洪武十年提出致仕还乡的时候，朱元璋毫不犹豫的就马上批准了。而在临别，朱元璋给宋濂送行的时候，他还送给宋濂一句颇有深意的诗，“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朱元璋的意思是暗示宋濂在致仕以后要远离朝廷。
然而宋濂显然是没有理解他的意思，甚至回赠了一句：“臣身愿作衡阳雁，一度秋风一度归。”意思是请求朱元璋允许他每年回京觐见一次。
此后宋濂的确也每年都回京小住，和太子朱标之间也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继续给朱标灌输儒家治国理念。
所以宋濂晚年之祸的根源是不是他的“身退而不休”，最终才引起了朱元璋的猜忌与清算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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