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姑子是观音寺的尼姑，经常到西门庆家走动，骗些钱财，有时候还被请去和李瓶儿、吴月娘同床睡觉。

细读小说可以看出，《金瓶梅》的作者对社会上一些和尚、尼姑的所作所为是深恶痛绝的，因而描写他们时往往是运用戏谑之笔。所以，我们认识王姑子这个形象时，一定要注意其中深藏了讽刺内涵的喜剧性。

尼姑是经常出入西门庆家门的人。观音寺的王姑子是在一场生活小闹剧中出场的，但却把这些姑子的阴阳二重人格揭露无遗，真起着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

孟玉楼又走向前，拿起来手中看，说道：“大姐姐，你看道士家也精细的，这小履鞋，白绫底儿，都是倒扣针儿，方胜儿锁的；这云儿又且是好。我说他敢有老婆!不然，怎的扣捺的恁好针脚儿?”吴月娘道：“没的说。他出家人，那里有老婆?想必是雇人做的。”潘金莲接过来说：“道士有老婆，相王师父和大师父令挑的好汗巾儿，莫不也有汉子?”王姑子道：“道士家，掩上个帽子，那里不去了！似俺这僧家，行动就认出来。”金莲说道“我听得说，你住的观音寺背后就是玄妙观。常言道：男僧寺对着女僧寺，没事也有事。”

这是一个具有浓郁的讽刺喜剧色彩的场面。道士观给李瓶儿送来的小道冠、小道衣、小道履做得特别精细，孟玉楼首先怀疑“道士是有老婆的，不然，怎的扣捺的恁好针脚儿”。

其实，这种怀疑是有生活根据的，因为在晚明社会里，许多僧道人物，都干着偷鸡摸狗的风流勾当。接着，潘金莲就以类比推理的方法，指出在眼前的王姑子也是有男人的，因为她会挑一手好汗巾儿，这本是男人干的事情。

王姑子当然要出来为自己辩解。但这种辩解，恰好暴露了她做贼心虚的心理。王姑子不从主观动机和实际行动为自己辩护，却仅从一个人外在装束是否能骗过人来洗刷自己，其理由是相当脆弱的。难怪潘金莲马上就指出，你住的观音寺背后就是玄妙观，你根本不要化装，只要你主观上有这种要求就可以胡作非为。

这场斗嘴，一下子就把尼姑们的生活矛盾抓住了。一个生活在世俗社会的人，偏偏要装着灭情绝欲，实际上又办不到，这样就不能不培育出她们那种阴阳二重人格来。

表面看起来，王姑子向吴月娘大讲因果，要行善积德，她讲的五祖故事，不仅自己成了正果，而且还度脱母亲升天。说得吴月娘越发好信佛法了。但是，她自己实际上并不行善，也不积德，往往为一点银两，与同行薛姑子吵得不可开交。本来，薛姑子是王姑子介绍来西门庆家的，说她会帮助妇女怀孕。王姑子为了使吴月娘相信，开始时把薛姑子鼓吹得天花乱坠，无非是想一起来哄骗西门庆妻妾的一些钱财而已。不想薛姑子来后，两人常常分脏不均，互相欺骗，于是矛盾就爆发了。

王姑子指责薛姑子在印经时，背地和印经家串通一气，打夹账，而不给她一个钱儿。并且诅咒薛姑子：“这老贼妇到明日堕阿鼻地狱。”其实，从王姑子方面来说，这种指责也是成问题，如果你完全是为了行善，就不会为不给你钱而气急败坏。

当然薛姑子也不示弱，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指责王姑子：“一个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又重，得了十方施主钱粮，不修功果，到明日死后，披毛戴角还不起。”由此可见，王姑子把许多“印经”、“修功果”的钱钞都收进了自己的腰包。

其实，这里有大量例子可以印证。吴月娘给了王姑子的钱，叫王姑子为她念受生的经，但是，王姑子早把它忘记了。当李瓶儿转告王姑子，吴月娘对此很气愤，你把她的受生经误了。这时，王姑子只好用谎言来搪塞：“我虽不好，敢误了她的经，在家整诵了一个月受生，昨日才圆满了。今日才来。”

像王姑子这样人，会在家一月为他人念经，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弥天大谎。

又比如，李瓶儿临死前曾给了王姑子五两银子，嘱咐王姑子，她死后，为她念《血盆经》，但王姑子压根儿就没有念。当吴月娘责问王姑子为什么不念的时候，王姑子又是信口胡言：“他老人家五七时，我在家请了四个师父，念了半个月哩。”不但她念，而且请了四个师父念，谎言也说得太离奇，以至于连生活上不是太精明的吴月娘也产生疑惑，反问道：“你念了怎地挂口儿不对我题？”

这时，王姑子再也没敢吭声了，只好讪讪地坐了一回，到薛姑子那儿吵架去了。对于这样的行径，难怪《金瓶梅》作者要发出“此辈若能成佛道，西方依旧黑漫漫”的感慨呢！

说实在的，吴月娘等不会一点也觉察不出这些尼姑的经常说谎行骗。但是，为什么仍然和她们相安无事、频繁来往、甚至和她同床共枕呢？

原来她们需要尼姑。

如李瓶儿，总感到自己是有罪之人，总梦见花子虚前来纠缠，索抱孩子，因而在病中她极想王姑子这样的人睡在身旁壮壮胆。又如吴月娘，本来就没有什么夫妻之间的人伦之乐，她也需要王姑子来讲什么因果、讲什么佛曲，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也使灵魂稍稍得到安慰。所以，尽管王姑子谎话连篇，满嘴跑火车，但她仍然被吴月娘李瓶儿请来睡在一张床上。这就是生活中有趣的“二律背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