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1976年7月15日晚上,田金武回到家就把儿子田主生叫了过去:
“交给你个任务,明天早起回老家,把房子拆了!”
田主生愣了,忙问:“老家房子好好的,为啥要拆啊?”
田金武急了,说道:“让你拆你就拆,问那么明白干啥?”
田主生说:“您再有两年就该退休了,到时候老家的房子拆了,回去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了。”
田金武见儿子实在不理解,只好实话实说:“最近会有大地震,7级以上,到时候房子肯定倒。”
“那干脆把房子卖了,还能多挣几个钱,”田主生说。
闻听此言,田金武一脸的愤怒:“你这说的是啥话?到时候谁买了,不得埋怨咱一辈子?”
第二天一早,田主生去了丰南县小集公社,找了本家12个弟兄,起早贪黑,整整用了四天时间,才把五间大瓦房、二门、院墙全部拆完。
房檩、门窗,所有的东西都是边拆边卖,到最后甚至半卖半送。
大家边干活边唠叨:“这么好的宅子,拆了多可惜。”
田金武嘱咐过儿子:既然上级不允许预报,就要守规矩,不能随随便便把消息透露出去,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对此,田主生总是回答:“我爸该退体了,身体不大好,准备住城里,不回来了。”
有人问:“那为啥不卖了?这宅子,可是咱公社第一宅院!”
田主生总是哈哈一笑,说:“具体老爷子是咋想的,咱也说不好,让咱拆,咱就拆。”
后来,当王印明过来帮工时,田主生实在没忍住,把要地震的消息透露给他和本家的十几个弟兄。
众人问:“到底哪一天震?”
田主生说:“听我爸讲,就是从现在开始到7月底,再往后就是8月初的几天。”
7月27日晚,拆下来的东西全部卖完,田主生从老家赶回,想把卖东西的一百多块钱交给父亲。
小妹田三今说:“爸还在学校。”
唐山二中7月20日就放假了,每天有两人值班。
只有田金武例外,他始终坚持上班,盯着那几台仪器,记录数据,然后上报到市地震办。
总理逝世后,上级有指示:必须在24小时之内做出临震预报。
凡是懂得一点地震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根本不可能。
7月27日早起,田金武六点到就来到学校,带着个铝饭盒,里面装着三块烧饼,早起一个,中午两个。
唐山二中分南北两个院子,中间隔了一条马路,南北院都有仪器,需要两头来回跑。
一小时观测一次,做好记录,然后回到办公室计算数据,分析比较。
一直到晚上九点半,田金武已在南北两个院子跑了15个来回。
后来,值班的老校工来到田金武办公室:“老田呐,都几点了,大热的天,快回家歇着吧。”
田金武起身,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光顾忙乎了,九点半都多了,走,马上走。”
背起帆布书包,田金武看了看老校工,说:“最近这几天前兆很明显,下午四点给市地震办打电话,没人接,唉,说得挺好,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到头来,唉,不说了,算了——”
田金武推着自行车,与老校工并肩走出学校大门时,抬头看了一眼校门上的大表:九点五十。
后来,田主生回忆:假如老校工不催田金武,假如再让他晚走一个小时,他肯定会看见五颜六色的地光,听到轰隆隆的地声,不但他死不了,周围的邻居也会少死很多人。
田金武只能代表唐山二中地震小组在会议上发言,却无权向社会发布地震公告。
他懂得这个道理。事实上,从7月14日的那次会议后,田金武在家里也做了准备。
他告诉家人:不要关门窗,还把两个大木箱抬到炕上,炕头一个,炕尾一个,手电放在枕边。
回家后,田金武喝了半碗粥,又从书架上找了本资料,准备接着看书。
小女儿田三今对他说:“爸,快休息吧。”
田金武很听话,很快躺下休息。
第二天早起五点,人们从废墟中扒出田金武时,只听他用微弱的声音挣扎着说道:
“快,快把书包扒——扒出来,交上去——”
田主生看到,父亲躺在两个大木箱中间,本有很大可能抵挡住下落的房顶,谁知却有一根房檩落下来,砸到他身上……
书包被很快扒出,里面除了地震资料图,还有几张已发黄的入党申请书。
入党申请书被当成蒙面纸,盖在田金武脸上。地震资料图上交了,其他东西和帆布书包一起烧了。
2006年,田主生和唐山电视台副台长秦宝青、记者王涛在北京采访了地震专家耿庆国。
在老人家里,田主生看到一本泛黄的记录本。耿庆国说,这本子是青龙县王春青的。
青龙县当时归唐山地区管辖,最近处距离唐山75公里。
当时,王春青是青龙县科委干部。1976年7月14日,他来唐山参加全国群防群测现场交流会。
在会议现场,王春青听了田金武讲解,做了详细记录。
7月17日,是现场会的最后一天。
王春青住在唐山地委招待所。晚上,国家地震局的专家汪成民给大家讲了一堂课,核心观点就一个:从现在起到8月5日,将有5级左右的地震,下半年可能有7级地震。
汪成民之所以讲这堂课,是因为他和国家地震有关领导意见不一致,趁讲课机会,把上面这条信息,以非官方形式发布出去,引起大家注意。
只有王春青往心里去了,青龙县47万人在大地震中无一伤亡。
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消息才慢慢透露出去,引起了联合国的重视。
联合国准备安排人员采访,当时,由国家科委领导同志陪同联合国专家前往青龙县调查。
事实调查清楚后,联合国减灾委员会主席埃罗博士亲自给青龙县颁发奖状,联合国科尔博士给青龙县委书记冉广岐颁发金质奖章,冉广岐成为世界减灾模范。
后来,作家张庆洲采访冉广岐,问他为什么当时不向上级汇报,就敢发布临震预报?
冉广岐说了一大段掏心窝子的话:
“我深知我们的领导,我要是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一定会说,哎,你这个同志,还请示什么呢?该咋办就咋办呗。你看,领导对你挺信任的吧,让你该咋办就咋办。”
“不出问题没的说了,要是出了问题,他就说,我让你该咋办咋办,你该咋办就没咋办。”
“那阵子,人跟人有戒心,说长话短有尺寸。全国都在批邓,抓革命促生产。你发布临震预报,这非同小可。你请示,这是给领导出了一道大难题。就发,不震拉倒,大不了说这老小子脑瓜子发热,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
“落这么一个名儿,再鞠一个大躬下台呗,本不想当那个官。四人帮闹腾得那么厉害,你知道哪会犯错误,是不是?红卫兵叫着夺权那年月,我就说,别人拿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尿鳖子(尿壶)。”
“政府官员不用学太深奥的理论,那是地震专家的事,但起码的地震知识一定要掌握,你要对一方百姓负责。”
“如果出现微观异常,又出现了宏观异常,再加上专家们的警告,这时,就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你发布了临震预报,结果不发生,无非生产耽误点,群众心慌点,听几句讽刺话,也许地丢个官啥的,这都是小事一桩。”
“但是,真要发生了大地震,像唐山那么惨咋办?”
“你咋跟老百姓交待?”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他回家卖红薯就好了,占着茅坑不拉屎啊,这就毁了不是?”
(本文主人公田金武,唐山丰南人,出生于上世纪10年代末,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唐山二中任教。唐山大地震前,任唐山二中科研小组负责人,较为准确地预报了大地震的发生时间、地点和震级并不幸在地震中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