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8年11月，日军挟夺占武汉的余威，顺势拿下湘北重镇岳阳，此时，战火已不可避免地燃向三湘大地——湖南。

在长沙城内，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焦虑不安，一连几日失眠，局势的危急程度，已经超出了他的预计。

岳阳沦陷，洞庭湖成了日本海军的乐园，150多公里外的长沙城一夕数惊，而窜入城内的汉奸和一些惊慌失措的难民，到处散播着日军即将攻城的消息。

于是，官员、家属、市民纷纷南逃，数以万计的伤兵、难民涌入城内，医院无法容纳，不少伤兵倒卧街头，呻吟哀号，更使整座城市人心惶惶、混乱不堪。

况且，不少长沙民众对谣言信以为真，甚至认为日军已经攻到了长沙郊外。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第九战区政宣队伍，为日后宣传计，提前在市内的墙壁上，用日文涂写标语，目的是一旦长沙失陷瓦解日军的士气。

孰料，日军还未被瓦解，倒是长沙民众以为日军的便衣，已经摸进了城里，原本紧张的气氛直接变成了慌乱。

所以，用“惊弓之鸟”一词来形容其时的长沙，并不为过。

张治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但是，张治中也是久经战阵的将军，淞沪会战中，他与日军大战两个多月，见过大场面，眼下长沙城里的混乱不足以让他乱了方寸。

从10月9日起，日军飞机由原来不定期对长沙的空袭转入大规模的轰炸。10月27日，长沙市政府紧急疏散人员，除壮丁外，老弱妇孺均须离开市区，责成保甲挨户劝导执行。

11月7日，匆匆赶到长沙的蒋介石、何应钦，在蓉园召集何成浚、唐生智、冯玉祥、杨森、张治中、熊斌、关麟征、王敬久、酆悌、徐权等30多名军政要员开会，讨论制定下一步的抗战策略。

而长沙撤守问题是一项绕不开的议题，在讲了第二期抗战的“焦土策略”后，蒋介石语气决绝地在会上宣布：“万一长沙不守，即刻纵火焚城。”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

蒋介石望着众人惊愕的神色，放缓语气解释道：

“弱国抵抗强敌的入侵，坚壁清野是以空间争取时间、保存实力最后取胜的要诀。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人忍痛把首都莫斯科烧光，以此击败了法军。

为破日军以战养战之策略，持久抗战，必要时的牺牲也是我们要承受的。中常会也决定了坚壁清野的方针。”

说到此，他将目光转向陈诚，斥责他没按命令烧掉武汉，使搬迁一空的武汉城，资敌使用。

说实话，蒋介石这次湖南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长沙，焦土抗战毕竟残酷，劳民伤财，这对不少心存异志或心慈手软的将领来说，能否贯彻执行到位，他心中无底。

果然，一向敢于直言的冯玉祥就提出了质疑：“烧了长沙，将来我们反攻回来怎么办？”

蒋介石一时语塞。这时，他的目光投向了张治中。张治中明白，眼下，蒋介石真正的目标应该是长沙。

果然，蒋介石在听了众人的各种意见后，毅然说道：

“不要迟疑，为抗战大局计，要把长沙变成一片焦土。能运走的物资运走，运不走的要烧掉，无论公用和民用房屋，能烧的就烧掉，不能留给日本人。”

会上确定了“焦土抗战”的具体方案，由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徐权拟定实施细则。

长沙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城市，张治中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弄不好要成为千古罪人。他的头嗡嗡作响，最后，萦绕在张治中脑海中的只有“焚城，不资敌用”这一句话。他相信，蒋介石这次无疑要动真格的了。

领袖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可以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这在别人看来是痛苦，在他看来则是义务。年初，扒开黄河堤岸，实行“以水代兵”，民众死伤数百万，这一笔账虽能暂时赖在日本人头上，但史笔如铁，今后呢？

想想今日长沙焚城得由自己来执行，张治中陷入了痛苦中，这事对他来说太难了。

张治中少年时代历经坎坷，曾经流落四方，苦难却在他心中积淀出厚重的情感和善良，他深知，底层民众生存的不易。

如今，要借抗战的名义，将湘人祖祖辈辈积攒下的家业毁于一旦，别说是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抗日军人，就是一个有点儿良知的人也下不了手，更何况，他如今还是湖南的省主席、湘人的父母官。

焚毁长沙！武汉大撤退，面对搬迁一空的武汉，陈诚阳奉阴违没烧，就是不愿落下千古骂名。

但陈诚是蒋的心腹，不管怎么做，都能善后，他却不能。该如何应对？张治中愁肠百转。但他是军人，军令如山。

11月10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主持长沙市党政军警宪联合会议，部署破坏长沙的具体方案，成立“破坏长沙指挥部”，下设区指挥和若干纵火队。破坏长沙指挥部积极准备纵火器材，在各交通要道堆放了易燃物。

11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电张治中：“限1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同时，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长途电话命令张治中：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

张治中立即召集省会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指示纵火办法，并指定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保安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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酆悌，黄埔一期生，曾任中华复兴社的书记长，曾是黄埔系中的佼佼者，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称其能力超群。

但是，此人性格上的缺点与他能力上的优点一样突出，是个出了名的“浑不吝”，无派无系，独来独往。

黄埔系中贺衷寒、胡宗南、戴笠等，哪个人没有自己的小圈子？而酆悌却是孤家寡人，除了蒋介石，他也几乎不买任何人的账，这就为他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原本，焚城这个烫手的山芋不该在他手里。几个月前，他稀里糊涂地和唐生明对调，由常（德）桃（源）警备司令改任长沙警备司令。

唐生明是湘籍名将唐生智的弟弟，从小娇生惯养却伶俐过人，虽是纨绔子弟，但生就一副豁达大度的胸怀。他广交各路豪杰，国民党各个派系、汪伪政权、共产党都与他有些交情，属于战国四公子那样的人物。

武汉沦陷后，他看出长沙就是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无论如何，这个长沙警备司令都是不好做的。于是，他上下活动，一番游说，将长沙警备司令的担子交给了好大喜功的酆悌，自己则躲到后方优哉游哉去了。

而迷恋仕途的酆悌兴冲冲地赶到长沙，准备大干一场，哪里知道，一场灭顶之灾正慢慢向他袭来。

随后，酆悌会同省保安处处长徐权讨论之后，决定以警备第2团团长徐昆担任焚城总指挥，长沙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任副指挥。

同时，还将该团士兵3人一组编为100个组承担放火准备，并叮嘱“应以放紧急警报，奉主席最后命令，始执行”。他并未下令当天放火。

12日下午4时，张治中审议了酆悌等人送来的焚城计划，约定命令必须3人同时下达，以天心阁火起为号，发警报后再行放火。

张治中在核定计划时指示：

"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开始实施；

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

张治中还要求次日做好细则后，再送来审阅，之后，便开始准备晚上到广播电台做孙中山诞辰纪念演讲的讲稿。

下午6时，警备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市内各机关团体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但在黄昏时分，市长席楚霖还组织市政府机关、社团人员和民众300余人，进行纪念孙中山诞辰的火炬游行，游行结束时，已是晚上10点多。

晚10时15分左右，城区警察岗位完全撤除。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参加完活动，路过省政府，便走进去想看看情况。孰料，省府之内灯火通明，满地书报杂物，却空无一人。

席楚霖大惊失色，原来省政府没有通知下属，已经撤走。

他赶紧跑到警察局询问情况，局长文重孚不在，他又急忙赶到长沙市民众抗日自卫团团部，见到副团长王伟能。

王伟能是焚城的副指挥，对外面的情况也不太了解，只能如实地对席楚霖说：“张主席已有重要任务给我。”

“什么重要任务？”

“指挥放火。”

席楚霖这才感到事情不妙，拔腿就走。沿途可见手执干柴和油桶的军人三五成群，源源不断地由南门进城，回到家里，他略作收拾，就坐上汽车逃命去了。

放火计划本应保密，但在当时的熟人社会并无秘密可言，消息在上层尚未传开，底层已经人尽皆知。

12日下午，省政府官员徐石林的人力车夫告诉他，“外面传说今晚要放火”,声称“是外面的商民从警察口中得来的”消息。

张治中晚上出发去广播电台时，看到警察都不在岗上，派人询问省会警察局局长文重孚，得到的答案是“只把不重要的地方撤去”。

待他结束广播，再派人找文重孚时，回复不但找不到人，连省会警察局的大门都用竹板钉了起来。

种种现象没有被高官们重视警觉。张治中结束广播后，又到橘子洲使馆区见了英国领事，才返回城内二里牌公馆休息。

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康泽，参加衡阳的孙中山诞辰纪念后，连夜乘车前往长沙，沿途不断有人告诉他，“去不得了！敌人迫近长沙了”。

情报军官出身的康泽，对此深感诧异，日军尚未通过岳阳，怎么会一夜之间逼近150公里外的长沙？

抵达后，康泽到长沙警备司令部打探情况，发现司令酆悌已经回家睡觉，参谋处处长许权拿来破坏长沙的方案给他看，上面还有张治中“明早七时检查”的批示。

两人讨论了一下方案，康泽认为放火的信号在白天用打钟，晚上不应该换成防空警报，一旦发生夜间空袭会误事。许权答应第二天再修改一下。康泽见夜色已深，市面无事，便动身离开。

回衡阳的路上，康泽偶尔回头，看到长沙有一处起火，随后越燃越大，心中颇为怀疑：

“这是有计划的破坏呢？还是哪里不慎失火所引起的误会呢？”

13日凌晨2时左右，误传“日军已至新河”（汨罗新墙河误为长沙新河），预备守候各处的放火队员迅速出动，提着煤油火器，不分商店民宅，一概放火焚烧。顷刻之间，长沙成了一片火海。

长沙大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长沙警备司令部的代理参谋长许权也是焚城副指挥，他并没有接到放火的命令。

第一处火起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失慎”，为保险起见，他还是要通了第2团团长徐昆的电话，不料，徐昆及团副都不在团部。

他只好又把电话打给了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要他派消防队救火。

文重孚刚刚睡下，说：“没人！警察局撤走了，消防队也撤走了。”

许权深感事态严重，他知道，放火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的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炬。如今，火势突起，四条里一条也没有，显然不是上面的命令。

会不会是战场情况有变，日军进到了长沙外围？为核实战况，他要通了第15集团军的电话，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却是：“前方平静无事。”

坏事了！他赶忙把电话打到张治中那里，刚刚入睡的张治中被副官叫起，深感意外，惊讶地说：“坏事了，我没有下命令。”

他起身到窗边观察，看到城中已经起火，给各处打电话询问，线路均已不通。

此时，长沙已是四面大火。警备司令部也被大火包围，火舌甚至窜到了许权的办公室。

许权想到酆悌还在城里，便慌忙向酆悌的公馆跑去。把睡梦中的酆悌叫醒。得知大火已四处蔓延，酆悌大惊失色，又急又气，泪水夺眶而出，叹道：“完了！一切由我承担。”

没有警报，没有疏散，惊天大火肆虐着燃烧了起来，这场灾难至此已经无法挽回。

此前，从11月起，长沙市政府几次组织疏散机关学校和民众，但是，到11月12日这天，许多商户仍有留守的员工，还有不少居民留在城内。

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以及叶剑英、郭沫若等人也在长沙。

深夜火起，全城陷入一片混乱，大街上，站岗的警察已经不见。汽车和马车堵在街口，鸣笛、吆喝和叫骂的声音不绝于耳。

匆忙收拾行李出逃的民众乱成一团，在大火封街的局面下，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寻找每一个能出去的通道。

长沙大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2日，周恩来还出席了长沙各文化团体在师范学校举行的孙中山诞辰72周年纪念大会，住在城内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

事后，他对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形容了当时的场景：

“放火兵士持汽油浸透之棉花，先叫门喊避，遂即点火，亦有一面喊敌人已来，而火早已点着。人民究竟听见与否，或全喊到没有，不得而知。”

在湘江东岸，大西门、灵官渡等码头挤满了人，幸运的人登上了轮渡，不幸的人被挤掉到河里。

摆渡民众的木划子船手纷纷喊出高价，没带够钱的人为了过江，只能各显其能，有的坐进了木桶，有的抓上了门板，还有人找些竹木仓促捆绑成排子，或者干脆放弃了行李游泳。没办法的人只好沿着湘江往南跑。

浏阳门长沙火车站里，一列满载军委会各部共公物资，以及军统局人员的车厢正在等待车头。乘客眼睁睁看着周边从飘起烟雾，到民房燃烧，继而围着火车站形成一片火海。

原本就在火车站等待转运的伤兵，以及逃到附近的居民拼命挤上车厢。正在此时，从株洲开来的车头挂上列车，徐徐开动，逐渐加速试图冲出火海。

军统局陈正回忆道：

“列车快开到起火处时，十多名号兵齐吹冲锋号，火车头加足马力冲进火海”，终于脱离险境。只是，许多坐在车厢上方的人，被火焰烧焦了眉毛、头发。

天心阁、火宫殿、贾谊故居、三角花园……长沙市内众多名胜古迹被付之一炬。

往日繁华热闹的司门口、坡子街、太平街一片废墟。著名的九如斋南货店被焚毁，储存在店内的海味、洋酒、罐头焚烧一空。

长沙大火被焚毁的街道 图片来自网络

瑞丰绸庄的建筑本就注重防火，但在全城起火的高温熏烤下，所藏的布匹，事后看似完好无损，一触就化为粉末。

最惨痛的是余太华金号，店内号称收藏了440颗汉印，都化成了铜块、铁饼。开骨质麻将牌店的袁涤一家幸运逃出，但全家产业只剩下一个大铜墨盒、一副红木算盘，邻居开钟表修理铺的张祥和一家18口人，无一生还。

大火之中，也有保住家业的幸运儿。朝宗街吉丰粮栈的业主高清和，没有像其他商人一样只留几个员工看店，而是将20多名亲属、伙计全部留下，火起之时就开始动手拆除粮栈外围的建筑，形成一条防火隔离道，得以自救成功。

同样幸运的还有城北三和饭店，经理柳三和见搬迁无望，索性把山珍海味、美酒佳肴都拿出来，款待进驻的放火队员。

结果，放火队员醉饱得昏睡不醒，到了放火的时候尚在梦乡，让附近街区逃过一劫。

11月13日晨，康泽回到了衡阳，从电话中得知了长沙全城大火的消息。

他日后回想起来，仍然对当时的困惑记忆犹新：

“我当时仍然不能判断，那是有计划的破坏，或者是哪里失火所引起的误会。此后几天，并没有听到敌人迫近长沙的消息。”

蒋介石也没有确切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

“本日长沙电话终日不通，据报伤兵放火，秩序甚乱，以意度之，不止于此。”

事后调查认为，日军攻入湖南之后，省政府已经决定迁走，将于11月15日正式在沅陵办公。

11月12日凌晨起，四处传言日军渡过汨罗江，省会警察局局长文重孚带领警察、消防队擅自撤离。

当日晚，市内冒起一处普通火灾，由于无人救护，导致执行放火任务的警备第2团官兵认为是破坏信号，开始四处放火，导致灾难发生。

13日，大火整整烧了一天，14日以后火势才渐渐变小，直到16日仍有余烬在燃烧。

图片来自网络

据监察院统计，长沙大火后，掩埋遇难者遗体639具，市区31884栋房屋仅剩10747栋，造成灾民12.4万人，财产损失难以计数。

外界的指责一股脑涌向湖南当局，首当其冲的就是省主席张治中。而张治中对焚城准备工作何以成为了现实行动，也是言不由衷。

酆悌向他汇报，“看这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

张治中也向他人如此转述，“定系另一系统所为”。陈诚听到后，忍不住埋汰张治中“真亏他说得出口”。

多年后，张治中在撰写回忆录时，将事情的发生归结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的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

总之，大家都有责任。但只有他能够做出这项总结，其他人就没这个运气了。

被列为首犯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是湖南人，原本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1938年10月，也就是大火前一个月才调任长沙警备司令。

作为具体安排焚城计划的负责人，酆悌也没有意识到灾难将至，11月12日，完成焚城计划初稿后，他就回家睡觉去了。

火起之后，部下劝他撤到湘潭，他坚辞拒绝，而是赶往张治中官邸汇报情况，并且认为：

“时在主席处者，仅余一人，彼之亲信干部，尚无一人到也”。

酆悌认为：自己虽然“责任所在，自难逃其咎”，但是“余非刽子手，而仅为一传令之转承者，以公私关系而论，以部队不听指挥而论，余之罪并不大也”。

可是，命运却对他开了个玩笑。

11月14日，酆悌在日记中写道，

“张主席（张治中）接陈司令长官（陈诚）电话，委座（蒋介石）来电谓不能冤某，应查明其实此事之错误”。

同日，蒋介石却已经拿定主意，在日记中将“拿办酆警备司令，追究长沙放火案”列为待办事项。

张治中、陈诚似乎向酆悌撒了谎，但是，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当日日记提到，蒋介石曾说“谓此乃行政长官应负之责，警备司令酆悌不负责任”，

可见，蒋介石的思路，在一日之内就起了变化。

在陈诚档案保存下来的书信中，透露了蒋介石改变主意的原因：

“第一须顾虑不为敌暴露我政府之弱点；第二不能使湘民反感，增加政府困难；第三不可使文白政治生命从此断送，而予以善后机会”。

这样考量之下，只有重演曹操“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的政治技巧了。

庙策已定，命运的车轮便向张治中之外“其他几个疏忽的高级人员”隆隆碾去。

11月15日，酆悌、徐昆、文重孚被扣押。徐昆是预定的焚城总指挥，放火主力都是他部下官兵，把计划演变成行动，自然该承担责任。文重孚撤走警察并逃往株洲，置城市秩序市民安全于不顾，也是罪责难逃。

但是，酆悌对自己的境遇难以理解，他“手无兵卒，仅负名义上之责，更受命于武汉将陷，所谓于危难之中”，在焚城这件事上更是“一切均为上面所指挥，下面所实行，余仅居中间，等于一留声传音机而已”，为何要承担责任？

更何况，此前奉命一起拟定焚城计划，事后又一起追查责任的省保安处中将处长徐权，却没有遭到拘禁之难。

放火的警备第2团名义上受长沙警备司令部指挥，实际由省保安处组织筹建、考核官佐、支持粮饷。

在酆悌看来，徐权才是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但是，徐权是张治中保定军校的同学，自然得到袒护，自己便成了替罪羊。

11月18日，蒋介石下令组成长沙大火军事会审。当天晚6时开始审讯酆悌等3名在押人员，直到10时结束审讯。

次日，审判长钱大钧向蒋介石提交报告，认为问题出在负责拟定计划的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许权身上，而酆悌“对一切事情，交付许权，实应负完全责任”，徐昆作为执行者责任以此类推，文重孚与放火无关，但“撤岗为其罪过”。

因许权已经逃匿，先行建议判处酆悌十五年徒刑、徐昆十二年徒刑、文重孚五年徒刑。

蒋介石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直接下达了批示：

“酆悌负省会警备全责，疏忽怠惰，殃及民众，应即枪决，徐昆怠忽职守，殃及民众，应予枪决，文重孚未奉正式命令，擅离职守一并枪决可也”。

当时，军法体制源自1930年颁布的《陆海空军审判法》，军法会审除少数情形外均为一审终审，不得上诉。判决一经下达，酆悌等3人命运已定。

当时报纸报道长沙大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与此相匹配，张治中革职留任，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免职留任，保安处处长徐权革职查办，各有参差，但都罪不至死。

实际上，蒋介石这时候急于解决外界对长沙大火的指责，安定湖南政治军事局面，用意十分明显。

负责军法会审的审判长钱大钧是侍从室主任，接管长沙治安，后来负责执行枪决的长株警备司令俞济时是前侍卫长，等于将整套事务交给自己身边亲信处理，以求快速解决。

如果不是如此，酆悌等3人可以不死。

明显的证据便是“罪魁祸首”许权的命运。他在事发之后逃匿，后被军统抓获押到重庆，虽然也被判处死刑，但在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袒护之下改为无期徒刑。

服刑期间，第5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念及与酆悌的交情，对老同学的旧部分外照顾，以保外就医名义将许权接往昆明，任命为少将高级参谋，抗战胜利后，又保举为运输学校中将教育长，蒋介石照准不误，过去的问题，全部烟消云散。

对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处理，蒋介石照顾情面，同时也是惜才，故网开一面。但是，湖南父老对此却大为不满，长沙街头公开张贴文字对张治中进行责难的，随处可见。

其中，一副连头对联写道：“治绩云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批：“张皇失措。”

不久，张治中离开了湖南，离开了这块带给他痛苦和耻辱的伤心之地，赶赴重庆，接替林蔚就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张治中还是有分量的。

长沙大火被国民党军名将陈诚称为14年抗战中与汪精卫投敌一样，最令人痛心的两件事之一。

但坚强的湖南民众并未丧失抗战的信心，他们将这种战争的悲剧独自承担下来，以勇敢和坚韧，将长沙筑成了屡挫强敌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