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是美国历时最长的一场战争，从1955年11月1日一直持续到1975年4月30日西贡陷落(西贡解放)。

被迫上阵，信念破灭

与朝鲜的情况一样，越南战争也是南北双方之间的一场战争，苏联和中国支持北方(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及其盟友韩国、泰国和澳大利亚支持南方(越南共和国)。

越南是一场年轻人的战事:士兵的平均年龄仅为22岁,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26岁。

那一日是1967年1月18日，新兵乔治·克罗克永远忘不了自己跟着队伍穿越停机坪来到基地的待命室的这一段路。

热浪从C-141运输机后舱门呼地一下涌入，粗暴地刮在舱内百来名士兵的脸上。他们都是第一批的西点军校毕业生，这一届军校毕业生正是越南战场上美军“王牌之师”的重要组成部分。

乔治·克罗克提着行李，竭力装作沉稳的样子，但眼神仍是掩不住的好奇。

随着飞行员关上了机上的四台发动机,乔治·克罗克透过圆型小舷窗看到了边和空军基地。他默默地想：“我终于来到这里了。”一种极具感召力、气血充沛的感觉似电流般在体内涌动。

多年来，乔治·克罗克一直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

三小时后,他上了一辆卡车，沿着一号公路朝着东北方的主尊驶去。

乔治·克罗克和他的几位同学前去第25步兵师。他们需要先在那里跟着有经验的排长实习两星期,然后再听从分配，前往自己的部队。

1966年，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曾抱怨说越南正在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之中。

乔治·克罗克嘲弄道：“但仅仅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口风一转，在报告中侃侃而谈，称自己已有足够的兵力“在1967年转入广泛而持续的进攻”。”

“亲爱的爸妈,”一位美国士兵在从越南寄回的家信中写道，“今天我们外出执行的任务让我觉得，我自己、我战友还有祖国，不是那么值得我骄傲。”

什么样的战争会让士兵产生这样的想法？那是一场让许多美国人感到愤怒、以祖国为耻的战争。

电影和媒体往往都在不断固化人们对越战期间美军士兵吸毒的印象，这种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国会在1971年收到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描述了在越南服役的士兵药物成瘾的程度。

报告称在越南服役的美军中，有15%的人染上了毒瘾，尤其是海洛因。

1968年3月16日，发生在美莱村大屠杀让围绕着毒品产生的论战变得更加白热化。美军士兵在美莱村杀害了将近500名老年男性以及妇女和儿童，在美国国内同胞关于参战美军士兵的印象的形成过程中，这场屠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军随军摄影师罗恩·黑伯利拍下了大屠杀的场面，但是直到他退伍后，这些照片才于1969年得以发表。

当时，美国当权者已经对现役军人中间盛行的麻醉品热感到了恐慌，而这批记录了强奸女性受害者并肢解其尸体的照片更是激起了人们的愤慨。喋血冷枪：惊惶中成长

卡车到达主尊不久,一名年轻军官手拿带夹的写字板匆匆地跑过来,“你是克罗克中尉吗？看到那边正在着陆的直升机没有？快上机去!”

乔治·克罗克惊奇地睁大眼睛问:“叫我吗？”

“现在就去。”那位军官回答。

当“休伊”式直升机把他送到丛林中的一片空地时,太阳已快西沉了。他从呼啸转动的旋翼下跑出来,耳中能听到轻武器的射击声——一开始远远的,突然一下又近了许多。

乔治·克罗克觉得迷惘不知所措：他究竟误入了什么地方？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在西贡河附近的C战区,但除此之外他一无所知。他是一名刚从军校毕业的大学生，到越南这个国家不过六小时,可他已经得准备与敌人交火了。

那天晚上,乔治躺在军用帆布床上,耳际响着自动武器的哒哒射击声。现在情况搞清楚些了：他是在第27步兵团的一个连队里，该团自称“狼狗”,是一支威名在外的部队。

“叭——叭——叭叭叭!”就在乔治躺着时,几发子弹打穿帐篷在篷布上留下了25分硬币大小的弹洞,而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一场极具毁灭性的暴雨。

帐篷外堆着的沙袋才两英尺高,而军用床离地却有两英尺六英寸高。乔治·克罗克竭力克制住了想麻溜地趴到地上然后躲起来的冲动,他不想在邻床的上尉动作之前就这样干，他想：我首先是一名军人。

乔治·克罗克斜眼瞅着这位上尉,心里犯嘀咕:“干嘛不都趴到地上去呢？”

对面的上尉却只是满不在乎地翻过身子,就好像在海滩上打盹刚醒来的慵懒模样。紧接着，他从小心翼翼地躺在地上的无线电话务员手中接过通话器,“告诉2连”，上尉的声音不大不小，慢吞吞地说道,“我们这里挨了几发子弹。”

“啪——”就在这一瞬间，乔治·克罗克的耳边响起了一声骇人的破裂声。

一发子弹将乔治·克罗克的军用床床头横杠给打烂了,离他的脑袋不过两英寸远。

床头帆布一下子塌了下去,那位上尉的头失去依托像被刀铡了一下似地耷拉下来。

接下来乔治·克罗克经历了一生中最奇特的几天,这几天也险些成了他的末日。

就在他到这个国家的第二天下午,他攀上一辆坦克,横冲直撞地穿过丛林朝着一个可疑的敌人阵地冲去。坦克每行进几分钟就要停下来打炮。

后面那辆坦克从右侧超了上来,乔治从炮塔的右侧挪到了左侧。就在他挪动位子时,那辆后来的坦克主炮开了火。

几乎在同一时间，又是一声巨响,这是一颗埋在两辆坦克中间的地雷爆炸了。

显然它是被打炮时的震动引爆的。

气浪把乔治掀下了坦克,弹片雨点般地打在炮塔边刚才他待的地方。站在附近的一名士兵身体一侧被灼热的弹片击中,受了重伤。

当天晚上,乔治随着他跟其见习的那位排长外出巡逻。不多久迫击炮弹就纷纷落在他们周围。那位排长臂上中了一块弹片,卫生员给他打了吗啡针将他麻醉。

副排长无奈地对他说：“嘿,克罗克中尉,我想得由你来指挥了。”那天夜里剩下的时间,他们都一动不动地坐在丛林里,谁也没睡觉。

第二天,也就是他来到越南的第三天,乔治·克罗克在和连队一起登上一队“休伊”直升机去执行空降突击行动时又差点送了命。在他身后五十码处的三架直升机中一名士兵的M-79型榴弹筒不慎走火,金色的闪光过后一枚手榴弹落到了乔治脚边伸手可及的地方。

幸亏这是发哑弹,才算没事。

埋骨公墓：战士十年归

实习结束,乔治·克罗克来到驻扎在湄公河三角洲同塔的第9步兵师。几星期的时间，他就学会了带兵和杀敌。后来，他无不苦涩地说：“或许是在人吃人的环境下，我也学会了吃人。”

一天晚上，乔治·克罗克带着他的一排人在野外巡逻了好几小时。突然间，他听到有人在一旁语气急促地对他低语:“嘘!长官!”

侧首一看，他手下的一名士兵正趴在水渠边朝着水田那头指指点点。

乔治·克罗克沿着水渠慢慢地爬到那士兵身边,他从士兵手中接过狙击步枪举起夜视瞄准镜用右眼望去,黑夜立刻变成了一片神秘的暮色。

夜视镜能吸收月亮和星星发出的一切光线,使镜中的景物蒙上一层暗淡的绿光。

乔治·克罗克一下子就发现了敌人：只有一名越共,穿着当地人常穿的黑色短衣衫站在不远的一条渠堤上。

乔治·克罗克像跟踪猎物似地在瞄准器里盯了他一会儿。

这是观察敌人活动的少有机会,但他不愿让这名敌兵溜走。

他叮嘱自己沉住气，凝神屏息地把准星对准他的心脏,然后轻轻地扣动了扳机。

嘭!一发红色曳光弹穿过稻田打在越共的胸口,把他击倒了,轻微的溅水声传到了美国人耳中。

打中了!打中了！他一阵兴奋,连脉搏和呼吸都加快了。但很快，心中的升起的强烈的自我厌弃感几乎将他淹没：杀人竟是会让人产生快感的。

军校只能含蓄地教给你怎样把杀戮控制在一名真正的战士行为准则范围之内,使正派的人也不至于扭曲成屠夫，战争不至于蜕变为一场嗜血的杀戮。

在越南呆了几星期后,乔治·克罗克已不再把战争看作一场冒险了：战争是残酷野蛮的,往往使人痛苦不堪。

他也不再把自己看成战无不胜的了，杀敌也早已不再带有思想意识或爱国主义的色彩。

“杀人更主要的是出于一种基本需要,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和当兵的原则: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你必须对付想把你杀死的敌人；为了死去的同伴报仇，西点军校没有教给你也不可能教给你这些东西。”

乔治·克罗克的战友，绝大多数都被葬入了克林顿国家公墓，有的是群葬墓，因为从那一堆残骸中，早已无处分辨倒地的是何人了。而他们，大多是和乔治·克罗克一样出身西点军校，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军官。

越战进行到白热化阶段，美国深陷泥沼,一支称为“反对死亡的进军”队伍从五角大楼的所在地阿林顿国家公墓出发。

走在队伍最前方的是一位23岁的年轻寡妇,她的丈夫是美国海军的一名上尉军官,不久前在越南战场上被打死。

她怀里抱着2岁的女儿,哭喊道:“我来到华盛顿是为了大声疾呼,我们要自由,要和平!”

这支队伍里的人们踏着沉重的脚步,除了悲壮的鼓声以外,没有其它声音。

人们手里拿着蜡烛以及反战标语牌。抵达白宫附近,才先后喊出了那些被战死的美军官兵的名字和被摧毁的越南村庄的地名:““杰伊·里克特”“米尔·加托齐尼”……”

从1992年开始，美国国防部开始将“DNA指纹”分析用于阵亡士兵,特别是战后找到的尸骸以及“无名战士”的身份鉴定。

美国的士兵出征前都要采血贮存。1972年,一架美机在南越被击落,5个月后,巡逻部队发现了这架飞机弹射椅与其他残骸,以及周围的骨头。

但夏威夷实验室发现,头骨里的DNA所揭示的血型，与原飞行员的血型不符,是一个年龄较大、个子较高的白种人的。

进一步调查证明,原来,在出事地点附近共有8个飞行员毙命,迄今只有一人的身份通过鉴定核实。

在东南亚失踪的2100个美军士兵中，仅有494具遗骨做了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