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边角料：“五胡”何以迅速占据中原？

历史上的“五胡”，泛指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个部族（拓展阅读：晚清与民国的历史教科书，是如何评价“五胡乱华”的？（修订版））。

学界普遍认为，从304年到439年匈奴系政权北凉被鲜卑系北魏所灭，中原大地再度趋于一统，各部族与地方政权相继兴亡的136年间被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严格地说，这一时期兴亡更替的大小政权，合计有十九个。其中，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南燕、北燕、西秦、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成（汉）、夏等政权被统称为“十六国”。至于完成北方统一的北魏的前身“代国”、存续时间不足1年的西燕以及带有“汉人”色彩、存续时间只有2年的冉魏并未被计算在内。那么问题来了，长期被中原王朝强力压制的“胡人”集团，何以如此顺利入主中原？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衣冠南渡”主题绘作

大一统王朝的迅速崩坏

彻底终结三国割据时代，使中国再度统一的西晋开国之君司马炎于太熙元年（290）四月驾崩。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刚刚完成大一统伟业的王朝，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迅速陷入到了不可思议的大混乱时期。

司马炎去世后，皇太子司马衷即位，史称晋惠帝。据多方史料记载，这位仁兄一直以愚钝无知著称（当然，真实性有待商榷）。因此，司马炎在临终前，特意委任岳父杨骏为辅政大臣。司马衷即位后，杨骏升任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统摄朝政，总领百官，杨氏家族拥有着说一不二的政治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杨骏及其家属的飞扬跋扈表现出了强烈不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得到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等宗王支持的皇后贾南风，于元康元年（291）三月发动政变，不仅彻底摧毁了杨骏家族的势力，还将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

电视剧《乱世妖后》中的司马衷与贾南风需要指出的是，在出身寒门的重臣张华、裴頠等人的大力辅佐下，举国上下一度“朝野安静，海内晏然”，进而“专制天下，威服内外” 。然而，就在元康十年（299），贾南风居然将亲手废黜的皇太子司马遹诛杀。因为后者在当时颇具声望，致使朝野上下群情激奋。次年四月，赵王司马伦以贾南风“犯有谋害太子之罪”为由发动政变，不仅将其就地诛杀，还将之党羽尽数铲除，同时将惠帝司马衷给软禁了起来。待局势稳定后，他“自领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全面掌握朝政大权。永康二年（301）初，这位仁兄干脆废掉了惠帝并自立为帝，改元建始。坦诚说，此举是非常不理智的。一方面，招致其他司马家族宗王的一致反对；另一方面，他本人也成为了各方势力合力围攻的对象。至此， “八王之乱”正式爆发。

“八王之乱”人物关系图资料显示，这场超级巨大的动乱，持续了整整五年之久。在这几年间，大批北方民众或死于战乱、或流连失所，社会经济被严重破坏，国家的有生力量几乎消耗殆尽。伴随着豫章王司马炽的即位（307）以及辅政大臣司马越的苦苦支撑，北方的社会秩序总算是趋于平稳。但不可否认的是，从这以后，割据一方的地方豪强们不再服从中央的管束，司马家族的权威几乎不复存在。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在项城忧惧而死，西晋王朝的统治正式进入倒计时。很快，匈奴大军第三次围攻洛阳。七月，洛阳宣告失守，城中的数万军民死于非命，怀帝本人被俘，后被掳至匈奴的大本营平阳（山西临汾），惠帝的皇后羊氏被匈奴首领刘曜霸占，这便是历史上的“永嘉之乱”。坦诚说，西晋王朝在事实上已经宣告灭亡。

西晋末期局势两年后，怀帝在平阳遇害。不久，他的侄子司马邺在长安即位，史称愍帝。建兴四年（316），刘曜率兵攻打长安。面对城内弹尽粮绝的惨淡局面，司马邺只能主动出城投降，历尽屈辱。次年初，司马邺被杀，西晋王朝正式宣告灭亡。与此同时，以匈奴为首的“五胡”集团控制了几乎整个中原，并一度将司马家族的残余势力驱逐出了秦淮以南。

为什么会出现人口大迁徙？

一般认为，永嘉之乱的主角是匈奴。概括来说，他们是被东汉击败的南匈奴的后裔，一开始被安置在河套地区。三国时期，主要居于今陕西北部至山西中部一带，西晋时被迁至山西汾水流域定居，其中有不少人或主动或被动从事农耕生活。

学界普遍将羯视为匈奴“别部”之一，与匈奴一样，他们大部分居于今山西境内。有观点认为，羯人的身上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白种人（中亚塞种人）特征。这一时期的鲜卑，大致分为慕容、宇文、段、拓跋等多个部落，主要居住于今辽河上游到河北和山西北部的广大地区；至于氐和羌两大部族，从东汉末年以降，集中居于今陕西和甘肃的广大地区。

“五胡”的大致位置1）为什么会出现“胡人内迁”？值得一提的是，从两汉时期开始，一直居于我国北方以及西北地区的相当一部分“非汉”民族就不断内迁，掀起了我国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的高潮。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胡人得以如此大规模的内迁？其实原因很简单，三国时期的大规模战乱以及衍生的饥荒和瘟疫，致使中原人口大幅锐减。基于恢复与扩大社会生产力的需要，魏晋两代的统治阶层只能不断“招抚五胡”，充当劳动力。据《蜀记》当中的记载，截至炎兴元年（263），蜀国民户合计28万，男女口94万，带甲将士10.2万，吏4万，人口合计108.2万；据《晋阳秋》当中的记载，截至天纪四年（280）即东吴灭亡的那年，吴国民户合计52.3万，吏3.2万，兵23万，男女口230万，人口合计256.2万；据西晋《历代帝王世纪》当中的记载，魏景元四年（263），魏、蜀民户94.3423万，口537.2891万。也就是说，魏国的人口大约在430万左右。一言概之，在西晋立国之初，全国总人口加起来尚不足800万人。

老板《三国演义》中的汉末乱世另据唐朝《通典》中的记载，魏蜀吴三国的民户合计为147.3423万，人口总数合计为767.2881万。作为对比，东汉的人口峰值已经超过了5000多万，二者差距非常明显。当然，著名人口学家葛剑雄认为，受限于历史局限性，以上数字的真实性比较有限。经过他的测算，西晋初期的全国总人口应该超过了3000万人。可即便如此，这一数据与巅峰时期的东汉相比，损失也接近四成。2）“五胡入塞”的直接后果其直接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地区的民族构成与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在3世纪中叶，即西晋立国之初，关陇地区就已经奠定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还有学者考证后认为，截止“八王之乱”爆发前，居于塞内的“五胡”人众已经超过了500万人。其中，匈奴人大约为70万，羌人约为80万，氐人约为100万，鲜卑人约为250万；关中及以西地区的“非汉”民族的人口数量，已经远超过了当地的汉族先民。

“五胡”南下示意图正因如此，早在西晋立国之初，就有大臣对这些居于内地“戎狄”的忠诚产生了严重怀疑。比如在太康元年（280），来自河西郡的侍御史郭钦就在奏疏中指出：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为了保证“夷不乱华”，他建议“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即将之尽数迁至域外。除此之外，另一位大臣江统于元康九年（299）作《徙戎论》一文上奏晋惠帝，不仅提出了将氐与羌等部族迁出关中的主张，同时建议将并州的匈奴各部“发还其本域”，但并未被采用。其结果就是，“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总而言之，“五胡”势力绝非是趁着西晋末年的混乱才大举南下的。实际上，他们从东汉以及三国时期开始，就通过主动或被动的迁移以及武装劫掠和入侵等方式，与中原地区有了紧密且广泛的接触。

永嘉南渡路线图

尾声

伴随着西晋王朝的覆灭，黄河流域的民生经济近乎崩溃。于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分人是文化程度最高的，在当时是真正意义上的精英阶层。以此为重要节点，古典意义上的“中华文化”的重心，开始出现了逐渐南移的趋势。但值得玩味的是，当北魏完成北方的大一统时，“南朝”的政治体制却日趋僵化。展开来说：“察举制”被发展为门阀政治，一度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尴尬局面；流民沦为了豪族的私属，朝廷无法掌握，以至于“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几乎完全没有增长”。同样是世家大族，北朝比南朝更重现实政治能力，因为北朝大考百僚看实绩；同样是经学，北朝重实学，南朝重玄学；同样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与基层政权，南朝直到晚期才让寒士当官为将。另外，比起南朝的因循守旧，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创新，似乎更加符合“当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南北朝局势最终，作为北周直接“继承者”的隋朝，不仅在时隔近三百年后再度完成“天下中国”的大一统，还成功地实施第一次全民清查编户，开创了科举制度的先河，以至于连陈寅恪都发出了“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的感慨。于是，古典意义上的“中华文明”，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徐徐完成了“崩溃与扩大”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这个大一统国家境内的各地人众，已经不分南北，几乎都成为了现代“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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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悠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