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史料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四川、两广以及福建等南方地区，生活着数量不容小觑的“非汉”民族的先民。有学者认为，与同期的汉族先民相比，这些人的数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与孟获大约从五世纪中叶开始，他们掀起了大规模的叛乱。对此，“南朝”采取了极为残酷的镇压举措。比如根据《宋书·夷蛮传》中的记载：自元嘉（424—453）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至于孩年耋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亦甚。其结果就是，这些“非汉”民族的先民，要么在“南朝”发动的讨伐战争中死于非命，要么被编入郡县体系当中成为“编户”，要么被编入军队，还有一些沦为王公贵族的奴仆和奴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失去了自我的主体性，成为了当代南方“汉族”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国演义》中的孟获，就是如假包换的“南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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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诧异的“短人”

根据《梁书》中的记载，公元226年，一个名叫秦论的罗马商人，取道交趾（今越南河内）抵至东吴境内。孙权不仅亲自召见了他，还与之进行了畅谈，并详细询问了罗马帝国的风俗习惯。资料显示，这位仁兄在中国留居了长达十余年之久。

该书还记载，大约在237年前后，“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秦）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这里的诸葛恪，正是诸葛亮长兄、东吴重臣诸葛瑾的长子，他在234年出任丹阳太守一职，并从237年开始大举讨伐辖区内的山越人。

三国时期的山越人分布我国学界普遍认为，山越人的分布范围，东及于海，西达湘江，北抵长江，南邻交州，即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的交界地带的部分山区。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山越人是秦汉时期南方越人的后裔”，进而又衍生出了山上土著说、吴越遗民说、汉武帝迁闽越、瓯越逃亡说等观点；历史学家唐长孺则认为，“山越即山民、宗部，与普通汉人无异，或是久居山中避乱的普通汉人后裔。”可以肯定的是，“山越”作为一个分布广阔的分散武装集团，单一来源的可能性很小，更多是兼而有之，既有本土的越人成分，也有汉人成分。这里的“黝歙短人”，主要分布于今安徽省南部的黄山市一带，也是山越人的分支之一，鉴于他们普遍肤色黝黑、身材也更为矮小，以至于连见多识广的秦论也发出了“大秦希见此人”的感慨。

浙江省博物馆藏古越人像值得一提的是，山越人一直被东吴视为心腹大患。据《三国志》等文献的记载，从203年开始，孙权就开启了征服山越人的尝试，但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战果。以至于他在向魏国呈递的谢罪书中一度谦卑地表示：“倘若我罪不容赦，我愿意辞去现在的地位，归还江南的土地和人民，归隐于南部边境的交州，度过余生。”经过数年的征伐，东吴境内的大部分山越人不得不走出大山，移居至平原地区，一部分成为编户，一部分被编入军队。其中，诸葛恪将四万青壮编入军队，自己统领里面的一万人，其余人等分给了其他诸将领。一言概之，诸葛恪发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住了东吴的大后方，可谓劳苦功高。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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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的川渝“南蛮”

所谓川渝地区，可以理解为四川与重庆的总称，总面积约为56.84万平方千米。其中四川省的面积为48.6万平方千米，重庆市的面积为8.24万平方千米，总人口接近一亿二千万。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今天，在四川盆地以南的部分地区，依然可以看到很多“非汉”民族的身影。比如西南方向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四川民族类别和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不过话说回来，峨眉山以北的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广大地区，“非汉”民族的人口数量可以说微乎其微。就拿成都来说，2023年的总人口为2140.3万人，少数民族户籍人口22.93万人，不足1.1%。

四川少数民族分布示意图因为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关于四川“非汉”民族的情况的记载少之又少，以至于令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少部分地区之外，川渝地区的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汉族先民的世居之地。”但现实情况是，根据成书于北宋初期的地理书《太平寰宇记》中收录的南梁官员李膺所撰写的《益州记》当中的记载，在距离成都东南约八十公里左右的四川盆地的地理正中心地带，一直生活着与汉族先民语言不通、具有独特婚丧形式的獽、夷、獠等“非汉”民族的先民。日本历史学家川本芳昭结合《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太平寰宇记》等资料中的记载，对“獠”这一“非汉”民族先民的分布进行了研究。他在考证后发现：有唐一代，位于今四川东部与南部的广大地区，一直生活着数量庞大的“獠人”；即便到了北宋时期，川南的部分地区（比如今凉山彝族自治州）也有数量不容小觑的“獠人”繁衍生息。实际上，以东晋经略南方为起点，一些位于今四川境内的州县，都是在讨伐“獠人”的同时开始设置的。

位于重庆市的一处“獠人”崖墓遗址用发展的眼光看，新的行政机构的设置意味着“非汉”民族先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了“汉化”的历史进程当中。也许这一过程遭遇到了一些“非汉”民族先民的强烈反抗，但他们显然无法阻挡这一历史怒涛。经过漫长时间的招抚与征讨，南方各地的“非汉”民族集团逐渐解体，最终被纳入到了“南朝”乃至大一统中原王朝的统辖之内，成为了“天下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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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南蛮”？

根据《魏书·司马睿传》中的记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江山辽阔将数千里，叡羁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

可以看出，对于魏晋时期的中原知识分子而言，无论是“巴、蜀、楚、越”还是“蛮、獠”等接受东晋直接统辖或羁縻统治的南方人众，无一例外都被视为鄙夷和侮蔑的对象。实际上，这正是“华夷之辩”的重要表现形式。简单地说，在当时的中原士大夫们看来，“非汉”与“汉”之间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未开化”与“文明”的差别。两种文化一旦接触，尽管“文明”一方也会受到“未开化”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文明”一方通常会对“未开化”的一方会展示出优越性。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内展出的何尊与内底上所刻的铭文比如历史上的“蜀人”，也和被中原士大夫视为与“蛮、獠”一样带有“非汉”属性。根据《北史·薛聪传》当中的记载：某日，北魏孝文帝与朝臣们议论天下姓氏、地理和人物。当时，他开玩笑地问羽林监薛聪：“人们都说你们薛姓是蜀地人，果真是蜀地人吗？”薛聪回答说：“我的远祖薛广德，世代在汉朝做官，当时人们称薛姓是汉人；我的九世祖薛永跟随刘备入蜀，人们又称薛姓是蜀地人；我现在侍奉陛下，是胡虏（鲜卑）的薛姓而不是蜀地的薛姓。”孝文帝听了并没有生气，而是拍着手说：“爱卿你自可以表明不是蜀人，为什么又挖苦我呢？”薛聪气得摔掉手中的兵器离去。孝文帝替他辩解说“：薛羽林监喝醉了啊。”

北魏孝文帝雕像伴随着北方“胡人”的强势南下，“开发江南”被“南朝”迅速提上日程。可以预见，伴随着“非汉”与汉族先民的交流的日趋频繁，所谓“蛮汉融合”的进程也在快速推进。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很难对当地人众做出“此为蛮、此为汉”的明确区分。更何况，伴随着双方往来的日益密切，当地社会也逐渐出现了汉族与“非汉”民族先民之间达成“联合”的现象。根据东晋《华阳国志》当中的记载，在今天的贵州境内，就已经出现了汉族与“非汉”民族先民主动结亲的情况。其中，这些汉人通常会被后者称为“遑耶”。有些“遑耶”不断在当地惹是生非，因此没少吃官司。一看时机不对，这些人就主动逃到“非汉”民族先民的居住地“避难”；一旦当地衙门将之捉拿，就会引起其“非汉”亲属的抗议与报复。其结果就是，这些“非汉”地区也成为了收容畏罪潜逃者的“快乐老家”，当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南方的“非汉”民族与汉族先民之间的通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常态”。

东晋开发江南图解等到了隋朝时期，居住在四川的“獠人”中的权贵或豪族人士在与“汉人”结亲时，通常会大摆宴席以示庆贺。此时，他们的衣着、住居、说话用语几乎与汉人没有区别。除此之外，居于当地的獽、狿、蛮、賨等“非汉”民族的先民，其住居、风俗、衣着、饮食等情况也与“獠人”十分相似。由此可见，此时的南方“非汉”民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字面意义上的“汉化”。不过话说回来，一直居于中原腹地，长期以“中华”视角看待“四夷”的知识阶层，依然认为居于南方的各族人众带有不同程度的“非汉”属性——即便传统意义上的“非汉”民族先民们的方方面面，已经与汉人相差无几。原因很简单，在“中国”边缘的广大地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非汉”元素。

吴冠中笔下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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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中华”的“反转”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南朝”要大力讨伐“南蛮”？

根据中文史料中的记载，南朝以及后续的中原王朝之所以对其进行讨伐，主要是因为其扰乱了自身的统治秩序。然而，当我们站在这些“非汉”民族先民的立场看待这一历史事实时，不得不坦诚这一事实——这是对“非汉”民族地区的“入侵”。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武力征伐，南朝与中原王朝可以获取到大量的铁、铜、银、盐等战略资源；另一方面，前者可以得到数量不容小觑的青壮劳动力，他们要么被编入军队序列，要么成为编户充当劳动力，一些人甚至会充当权贵的奴仆。

“衣冠南渡”路线图就拿“獠人”来说，与汉族先民杂居的他们，也要按照规定缴纳赋役。可以预见，这势必会引发他们的不满，进而引发规模不等的暴动事件。为此，每年朝廷命令附近的州镇出兵讨伐。其中，一些在战争中被俘的“獠人”被充为奴隶，很多中文文献将之称为“压獠”；一些商人也会将之抓走并对外公开贩卖，这就使得上至公卿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很多人家里都有“獠人”仆役。一言概之，当时的南朝以及中原王朝发动的南征，带有对“非汉”民族先民进行人力和物质资源掠夺的浓厚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