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历程》作者：李泽厚
汉文化就是楚文化
从夏商周的奠基时代，到春秋战国的变革时代，中华文明在秦汉时代逐渐定型、成熟。
秦始皇扫六合、四海一，创造了大一统的帝国，却没有能够实现千秋万岁的梦想，秦朝短命而亡。楚汉争霸之后，汉朝建立起来，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汉族的“汉”字也由此而来。
那么，汉文化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李泽厚先生指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
虽然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方面，汉王朝基本承袭了秦代的制度，但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文化依然保持了南方楚文化的特色。
我们都知道项羽和刘邦的“楚汉相争”，项羽是楚人，号称“西楚霸王”。其实，汉也是起于楚地的，刘邦和项羽都是楚人。
因此，楚汉文化一脉相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而和北方的文化不同。
在前面我们说过，和《诗经》相比，屈原和他的《楚辞》，体现了更多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浪漫主义是和先秦理性精神并列的重要传统，二者相辅相成、互相融合，造就了中国古代的伟大艺术。
在汉代，这种浪漫主义精神，主宰了汉文化的艺术特征，形成了一个想象丰富、情感热烈的浪漫世界。
以具体的艺术作品为例，如果我们观察汉代的雕塑作品，就会发现它们共同体现出一种古拙、奔放、粗犷的特点，而不追求精密、细致。
如果拿汉代的画像石、陶俑、雕刻与唐宋时代的画像石、陶俑、雕刻相比较，汉代艺术就显得幼稚、粗糙、简单，但是它们却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特点，因为结合了气势和古风，充满了力量感，而具有十分浪漫的风貌。
随着历史的发展，从西汉到了东汉，南方楚文化的浪漫主义，逐渐和北方的理性精神沟通、交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南北文化的融合。
于是，在新的中华文化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来自楚地的浪漫幻想，又能看到来自北方的历史故事，既可以看到儒学宣扬的道德节操，又能看到道家传播的人生哲学。
这些不同的观念交织在一起，并行不悖，共同塑造了人们的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和艺术。
魏晋风度：人的发现
从秦到汉，从西汉到东汉，中国历史在接下来就进入了魏晋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是一个变化时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经历了重大的转折，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时代特征，被人们称为“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主要指的是文化和艺术上的新特点。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社会风气，形成的主流思想不同于先秦、秦汉，也和后代的特点大有不同。
这种思潮的基本特征就是“人的发现”，或者说“人的觉醒”。
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旧信仰、旧价值、旧风习的破坏、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比如魏晋时代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就不像传统中的模范人物那样以道德、功绩、成就闻名。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之所以喜爱竹林七贤，是因为他们的思辨态度和精神状态。人和人的内在人格，而不是身外之物，成为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文化的核心。
在魏晋之前的汉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美学追求，是受到主流社会观念严密禁锢的。黄老之学的理念形成了一种宗教性的规范，谶纬之说、宿命观点，支配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生认识和价值观念。
而到了魏晋时代，伴随着大一统社会的崩溃、重组，人们经历了政治的变动、战争的洗礼，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剧烈的社会变化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有必要、也有能力去重新找到自己的追求。
于是，旧的观念、思想，最终垮台，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社会阶层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哲学获得了解放，思想变得活跃起来，人们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也得到了不少的答案。
和先秦时代相比，魏晋时代的哲学思潮，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显得弱势，但是在思辨哲学达到的深度上，却是空前的。魏晋时代的玄学，创造了中国哲学的新时代，这是一个思维解放的历程。
我们可以以魏晋时代的文学代表作《古诗十九首》为例，说明魏晋风度中“人”是如何“觉醒”的。这个系列诗的共同主题是感叹人生、抒发情感，突出的是一种岁月短暂、人生无常的无限悲伤。
无论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还是“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抑或是“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这些诗句都体现了诗人对世事变幻的哀伤、对人生短促的喟叹。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佚名的普通阶层诗人，但在贵族阶层中，同样的情感也在流行。比如曹操就写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千古名句。这句诗，表达的感情和《古诗十九首》十分相似，诗人写下的哀伤、感叹，都是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
由此可见，“人”和“人生”，在当时全社会的心理和意识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的核心部分，代表了人们思想观念中对于“人”本身的发现。
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也就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生哲学。
从表面上看，这种人生哲学似乎是颓废的、悲观的、消极的，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这些诗句的底层，就能看到诗人深藏的人生追求，他们之所以感叹人生太短、世事无常，就是因为他们对人生、生命、命运和生活，有着强烈的追求和无比的留恋。
就像曹操写的另外一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样，这种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正是“人的觉醒”的一种表现。
魏晋风度：文的自觉
而在理解“魏晋风度”之时，除了“人的自觉”，我们还要留意到另一个方面，那便是“文的自觉”。
这个说法来自于鲁迅先生。在一篇讨论魏晋时代的文章中，鲁迅先生写道：“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为艺术而艺术”，指的是纯粹的艺术追求，也就是说，创作文化艺术作品，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是为了艺术本身。
这是相对于汉代的文艺追求而言的。在当时，艺术创作的主张可以概括为“厚人伦，美教化”，意思是创作艺术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完善社会的规则和秩序。
而到了魏晋时代，人们放弃了这种功利性的艺术追求，勇敢地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这就大大地提升了文学、艺术的社会地位。
在汉代，文学其实只是宫廷中的玩物。即便如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才华横溢的文人，也只是处于“倡优犬马之间”，并没有得到皇帝、贵族的尊重。他们创作的作品，虽然洋洋洒洒、华丽辉煌，却也只是歌功颂德，并不能真正表达自己的思想。
而到了魏晋时代，尤其是南北朝中的南朝，文人骚客成为了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他们创作各种文学作品，划分出不同的文体，讨论文学创作的原则，制订文学评论的标准，编纂文学作品的书籍。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文学创作也由此获得了独立的空间。
除了文学创作，“文的自觉”还有其他的内涵。所谓“文”，更多的是一个美学的整体概念，并不单指文学而已。和文学并列的其他艺术形式，特别是绘画和书法，在魏晋时期同样表现出了一种自觉的意识。
比如书法艺术，就是在魏晋时代开始大发展、大繁荣的。
整齐严肃、气势雄浑的汉隶，在魏晋时变化出更多的形式，比如楷书、行书、草书，书法的笔意、体势、结构、章法变得更为多样、丰富、充满变化。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家，以优美的线条形式表现出人的种种精神，飘逸飞扬、成为不朽的经典。
无独有偶，在绘画领域，魏晋时代的艺术家还提出了“气韵生动”和“以形写神”这两条艺术的基本原则。
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出人的精神、气质、格调和风度，而不只是表现对象的外貌。“以形写神”也是类似的主张，强调人的神态而非形体。东晋山水画大师顾恺之曾有言：“传神”要靠人的眼睛，而并不靠人的形体、动作。
这种追求人的“气韵”和“风神”的美学标准，和魏晋哲学中“人的发现”完全一致。
“人的发现”和“文的自觉”，分别体现了魏晋时代中华文化的新内容和新形式。二者结合到一起，共同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魏晋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