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盾，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编者按] 2004年3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开设“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专栏,在国内期刊界率先提出,要引导和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观念创新,探索和创造具有中国气质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经历二十年的栏目坚守与学界同仁的努力,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哲学,已经构成了中国哲学学者共同的思考背景和自觉追求。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也应随之进入新的理论境界,面对复杂而真实的世界历史,我们必须不断审视当代中国哲学的内涵、定位及发展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必须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哲学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开启中西方哲学比较的全新视野;必须不断追问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范式转换。基于此,本期拟呼应开栏首期的笔谈文章,以“比较与转换”为题,邀请学界专家从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统一、中西哲学基本建制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研究的范式转变等角度,在“接着讲”的意义上再谈“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
今年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简称《学报》)的“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专栏开设20周年,也是我个人进入马哲研究领域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我作为《学报》哲学学科的兼职编辑及作者,亲自参与了“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专栏的策划与坚守,也亲眼见证了这期间中国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蓬勃发展和范式转换的整个过程。在这篇短文中,我想简要回顾一下我所经历、所理解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难忘历程,以此纪念“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开栏20周年。
2003年伊始,我到吉林大学哲学系工作,在孙正聿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入职不久,《学报》的崔月琴主编即邀请我参与协助哲学栏目的编辑工作。当时,我们都感受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酝酿着主题与方法的新突破。为了适应这一趋势,由崔月琴主编策划发起,接受了德高望重的高清海教授的建议,将“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确定为哲学栏目的固定标题,并特地约请孙正聿、孙利天、贺来几位老师到高老师家里作了一次专门讨论,围绕着高老师提出的主题,规划了《学报》哲学栏目未来的编辑宗旨和工作方向,即:吸收和发表国内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和引导当代中国哲学的观念创新与范式转换。时光荏苒,倏忽间20年已过去,“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栏目保持了它高质量的稳定而充实的存在,最近欣闻这个栏目入选了中宣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建设计划;同时,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活跃、最具创造力也最有成就的一个时期。以我个人的观察和理解,这个时期的马哲研究在方法及主题上有四种最重要、最基本的研究范式,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和格局,也决定了它的走向和高度。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经过几代人努力,到世纪之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形成了新的比较稳定的套路和格局,我愿称之为“新时期模式”。相较于苏联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新时期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表现出解放思想、回归马克思哲学本意并追求更高学术水准的强烈意向。以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起点,经过异化与人道主义研究、反思批判“教科书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哲学观与哲学思维方式的探讨,以及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等“部门哲学”的开发,国内的马哲研究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而且初步形成了作为学科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套路。重要的是,这些工作奠定了我国马哲研究的基本格局,为以后该学科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规定了方向。在这一过程中,以高清海和孙正聿为代表的吉林大学哲学学科对传统“教科书哲学”的系统批判和对新哲学观念的艰苦探索,对于确立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关于马哲研究的“新时期模式”的主要特征,笔者一时难以完整概括,只能约略指出,它总体上属于“宏大叙事”类型,以个性化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涉及的许多理论问题进行概念辨析,从中得出各种观点,并共同追踪着不断出现的新的“热点问题”。作为学科开创时期的研究范式,马哲研究的“新时期模式”有两个明显的短板:一是许多研究工作脱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自行构造新领域和新问题,比如实践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人学等等,乃至在这个模式内进行的辩证法研究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马克思原典而“过度构造”新问题的倾向;二是许多研究工作缺乏思想史的维度和功夫,对马克思以及其他哲学问题的解释往往“就事论事”,停留于平面化的概念辨析和单纯的观点表述,由此导致某些研究工作风格粗糙,学术含量不高。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学术上的任何开创性工作有某种缺点都是自然的、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它为后来的改进和提升指明了方向,预留了空间,而“新时期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开创和奠基功不可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种有重大影响的研究范式是“文本解读”。文本解读最初提出的标志性口号是“回到马克思”,主张马哲研究的学术目标和工作内容应该是:重新仔细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著作,重新发现和确定他们曾经面对的总问题及其原初语境,并将其带入当代学术场域进行理解和阐释。文本解读模式同时引入的另一个工作目标是对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系统研究,并通过这种研究来推进对马克思原典和原问题的解读——这项研究后来扩展为对国外几乎所有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流派、人物和著作的大规模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特定学科方向和研究领域。我个人亲身感受到,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对“西马”名著的研究,在更新国内哲学界马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工作方式、提高马哲研究的理论水准和学术形象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我刚刚进入马哲研究领域的2003年,正是文本解读和“西马”研究走红的时期。记得这一年10月底,我参加了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第三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其主题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进展”,这次会议的热烈氛围和那些参会论文,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可以肯定,无论对我个人后来的研究工作,还是对整个马哲界的学术走向来说,马克思文本解读和“西马”研究都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其一,从疏离马克思经典著作到强调对马克思原典的仔细研读,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一个重要变化。而高水平的文本研究本来就是一切学术研究工作的本意,这种文本研究强调关注文本的细节和问题的原初语境,这对于脱离经典文本而自行构造问题,满足于提出个人理论观点和搭建一般性理论框架的工作方式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可以说,对文本细节的关注和对原初问题及其出处的关注,是由文本解读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传输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其二,“西马”巨匠及其学术名著的引入,对于打开中国学者的学术眼界,提升马哲研究的学术水准,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从中国学界最早接触的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阿多诺、哈贝马斯,到后来陆续传入的拉克劳与墨菲、齐泽克、鲍德里亚、科耶夫、索恩-雷特尔以及更晚近的新辩证法学派等等,对这些西方理论的了解、把握和批判,成为中国学者重新解读马克思的一项基本功,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与方法的前卫性和学术性。当然,今天来看,以“西马”为重要研究对象的文本解读作为研究纲领,也在退化并逐渐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脱离中国现实(本来那些“西马”大师都是非常关注其本国现实的),大规模挪用西方理论资源,其结果(如“西马”研究某权威学者所指出)是“西方话语的异常增殖”;其流弊所现,一些年轻学者“为西马而西马”,抓住某个西方二、三流学者的一两本书进行“文本解读”,完全失落了“西马”研究的初心,即它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那种原初内在联系,当然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思想和学术价值。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三种重要范式是“思想史研究”。如果说,“西马研究”关注的是“马克思之后”发生了什么、马克思学说在今天的世界引发了何种理论效应,那么,“思想史研究”则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之前”,追溯马克思学说的学术渊源和思想来路。思想史是理解马克思必须具有的一个维度和前提,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整个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近现代西方思想史的产物和成就,脱离了思想史就抓不住马克思的真正问题。其实,国内哲学界在接受和消化“西马”理论的影响时已经意识到,“西马”对马克思的研究之所以显得深刻和漂亮,重要原因之一是“西马”学者的思想史背景深厚——“每一位西马大师的背后都站着一位(或几位)西哲大师”。反观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的研究,由于曾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思想史这一维度,停留于就事论事的概念辨析和观点之争,对马克思学说的学术渊源和思想来路的理解空洞粗疏,以致无法真正进入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本质,严重影响了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深度;也由于在思想史的深度背景中理解马克思有着对巨大知识储备和学术功夫的要求,所以这历来都是一条艰难与寂寞之路。大约2010年之后,马哲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投入这方面的研究,我本人也在这方面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在马哲研究中引入了思想史这一维度之后,我们认识到,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到近代市场经济的确立再到近代社会矛盾结构的生成,从启蒙运动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和英法政治哲学再到德国先验哲学,马克思的新哲学是近现代经济政治发展与高级文化发展的内在过程的一个产物,也是这种社会结构和高级文化自我否定的一个节点——这种内在性和否定性,是马克思对整个近现代历史能够产生具有文化领导权意义的巨大影响的最深刻根据。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必须改变让马克思与近现代思想史“断裂”并与之对立的旧定式,放弃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抽象理解和抽象赞美,重新发现包含在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马克思与西方近现代思想史的连续性与断裂性之矛盾关系的辩证法。以政治哲学为例,思想史研究告诉我们:一方面,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充分分享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原有的自由与权利、劳动与财产、国家与法、市民社会与法国革命这一完整问题域,从而保持了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连续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原有问题之上开创出阶级、剥削、财产权的压迫性、社会革命的正当性、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这一系列新问题,从而打破连续性,实现了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断裂”和超越。当然,学术上的任何研究纲领都有其自身限度,都会在时间中退化。思想史虽然有助于提高马哲研究的深度和质量,但如果变成固定套路和规定动作,就会退化成僵硬的模板。正如学界同仁坦诚指出的,如果所有研究都按照“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固定套路来进行,其结果不仅是失去美感和前卫性,而且会丧失对哲学来说至关重要的逻辑方法即理论思维的逻辑性。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四种重要范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用马克思的理论去反思和阐释真实的“中国问题”,并由此发展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理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真正代表时代精神的好哲学一定是本土化的,只有面对真实的“中国问题”,马哲研究才会产生出有生命力的“中国理论”。统观“西马”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和拓展,其最有创意和影响力的工作,都是直接针对其本土现实即“发达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才产生了《启蒙辩证法》《单向度的人》《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那样的力作。在国内哲学界,有一批学者已经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和学科方向,还有更多学者基于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对中国当代社会变革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总体而言,马哲研究中基于真正的“中国问题”来展开、真正具有理论思维高度的研究工作尚不多见。无疑,在哲学的理论思维高度上,运用马克思理论去批判性地处理现实中的“中国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理论”,这是一个极其高难的学术目标——它首先要求对中国现实有透彻的实际观察并占有丰富的经验材料,然后要求将这些实证观察和经验材料上升到哲学问题即黑格尔所谓“对现实的概念式理解”,最后要求将这种概念式理解纳入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范畴和论域中。在实际的马哲研究中,比如我本人的研究工作,更多的是采取一种纯理论的方略:或者对经典文本进行解读辨析,或者将这种文本研究置入思想史背景以增加深度感和历史感,或者敲打外国人的问题。总之,用马克思批判理论去处理真实的“中国问题”,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研究范式问题,同时更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需不懈追求的一个更高的学术目标和理论境界。我自己的研究限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一直未能进入这样的境界,期待更有能力的后来者成就这一伟业。
以上简要回顾了过去20年马哲研究所经历的几次最重要的范式转变及其带来的观念更新。我个人认为,这四种研究范式的出现不仅标识着20年来马哲研究的发展轨迹,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探索前进过程中,四种范式前后相继,互相引发,互相补充,每一种特定范式相较于新范式都是不充分的和有缺陷的,而每一种新范式又都需要被既有范式引领和限定才有其确定的积极意义,由此产生了一种总体性,标志着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的日趋成熟和走向定型。具体来说,经过了这个范式转换的探索过程,在马哲研究最初的“新时期模式”基础上,后来提出的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成果的吸收、以及对西方近现代思想史背景的揭示,如今已成为所有马哲研究者必须具备的三种基本功,这些基本功决定了每一项具体研究工作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品味、前卫性和关注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中国式问题”“中国式话语”“中国式文本”的统一,则是这一切艰苦探索所指向的最高目标。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四种研究范式出现之后,这些年里马哲研究的主题仍在不断变化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比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生态马克思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人工智能问题、《资本论》哲学解读、新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的重提等等。但所有这些都属于研究主题的变化和选择,而不具有前述的“研究范式转换”意义;反而可以说,正是在这些新主题、新热点的研究中显现了前述各种研究范式的深刻影响——经典文本的解读、“西马”理论资源的借用、西方思想史背景的追溯等等,已经成为所有新主题、新热点研究中的通用方略。正是基于此种认知,我在课堂上这样告诉学生:马哲研究的功夫在哪里?在“原典”,在“西哲”,在“西马”。
我本人进入马哲研究领域的这20年,亲身经历了这一系列研究范式的重大转换过程,并在其中深深受益。回想入行之初,我便被新时期马哲研究所开创的那些热点问题深深吸引,随后我又从南方高校开发的文本解读和“西马”研究等新纲领中汲取了巨大的思想魅力和工作动力,再后来则依托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委托给我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投入了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学术史渊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美学的艰苦建构,后来又转向对当代中国实践问题(生态文明和依法治国)的具体哲学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传统问题(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的重新阐释。我想说,在所有这些个人研究工作中,我都分享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深刻影响及其所带来的重要收益。回顾这段历史,我深感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段艰辛而又充实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02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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