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清样》—撰文 | 文一刀

近来闲时只爱三件事：老茶、忆旧、读史。老茶越喝越舒坦，忆旧总能生情怀。而观看历史，一是无奈：自身欠账太多，现实也越来越不好说；二是有趣：就像许多事情证明了“所谓谣言不过是遥遥领先的预言”那样，越看越觉得“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重复”这种说法有道理。

今儿中午起来一睁眼，满屏都是“康康舞”，让人很无语。窃以为，对为官一地者的评价，或在任期内现有现说，或在离去后过阵子再看。临行时的赞美感叹大集合总显肉麻，趁势发牢骚更没出息（有话你咋不敢早说）。眼下，保持沉默却是最合适态度。

前几天看到一篇口述史，是西北大学商科创始人、民国时任陕西省议会议长的马凌甫对康有为赴陕之行回忆。马凌甫是陕西合阳人，生于1886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曾任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商科学长、教务长以及陕西省第三届省议会议长、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

康有为赴陕期间发生的风波则是陕西近代史上极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当时也闹得满城风雨、举国哗然。其事有说是一场误会，有说是借题发挥，无论哪种却都认为事件背景是新旧思想斗争使然。

马凌甫作为亲历者之一，他的回忆对事件还原必然更真实，相比其他描述该事件的文字值得一读。读后只觉得，表面上看事件主角是康有为，倒不如说反映的是生长、生活在陕西、西安这方水土上的人文百态与社会性格。值此时刻，无论谁赶赴西安之前，看看这段小文都是有益有趣。

这些年，西安缺少的其实是一直是个耐心、坚持、从容不迫的“工笔画家”，可惜来的都是“大写意”。

《康有为在西安》来源：各界文史

1924年，陕西督军刘镇华为标榜自己礼贤下士，请康有为到西安讲学。当此之时，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之际，康的赴陕之行并未受到陕西青年学子的追捧，反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风波。本文是当时陕西省议会议长马凌甫对康有为赴陕之行的回忆。

马凌甫：康有为是保皇党的首领，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戊戌政变中虽遭到惨重失败，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然没有改变。当直系军阀一战败皖，再战败奉，吴佩孚正在洛阳呼风唤雨的时候，康有为曾以游览古迹名胜为名，到洛阳做过吴佩孚的上宾。陕西督军刘镇华为标榜自己礼贤下士，也请康有为到西安讲学。1924年春，康有为果然由洛阳到了西安。陕西孔教会人士及讲理学的先生们特别表示欢迎，一般称康有为为圣人，有见面行拜跪礼者，康亦安然受之而不辞。他到西安第二天，就先到文庙行祀孔礼，陕西讲理学最有声望的牛兆濂等人均往陪祭。康在祭文中有“西行不到”的语句，意为孔子当年没有到过秦国，我今天已经到陕西来了，这说明康有为在思想上也隐然以圣人自居。

隔了几天，刘镇华要请康有为对各校师生讲演，那时我是陕西省议会议长，就同我谈及请康讲学的事。我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学术界的新思潮正在蓬蓬勃勃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固然有它的历史价值，但在目前，教育界早已认定它为今人不弹的古调。康来陕游历时待以优礼，或在孔教会同各位老先生讲讲学问，自属佳事，若对各校师生公开讲演，恐不相宜。”但是当时就有许多人不同意我的说法，因而就决定日期，请康有为在易俗社讲演，命各校师生都来听讲。这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之际，一般流行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把孔子称为“孔老二”，已经不再称为“至圣先师”，因此各校师生在前去听讲的时候，思想上就起着一种抵制。这些情形事前已露出迹象，刘镇华为慎重起见，届时亲往主持会场。康有为开讲之后，满口广东话，大家都叫嚷着不懂，于是就请陪康同去的张扶万作翻译。他讲的题目是《有物有则的“则”》，第一段刚讲完，学生们就纷纷退席，但门口有卫兵阻止，未能出门。虽有少数学生从窗户跳出，未能走的还是多数，不得不勉强留下来听完，这一幕才算终场。

散会后，有人告诉我说：“今天会场秩序极不好，若不是督军在场坐镇，就会一哄而散。”我问：“为什么发生这样情况呢？”他说：“康的讲演极肤浅，简直把陕西人当小孩子看，因而惹起大家的反感。”我想这话是相当对的，因为康有为到陕西态度极傲慢，凡是去见他的人，不管是谁，他都带着教训的口气来讲话。当时的长安县长王文同本是一位老先生，学识还不错，一日去见康，康问长安县有多少户口，王一时答不上来。康就毫不客气地说：“你连户口两字都不懂吗？户就是窗户的户。”同时用手指着自己的嘴说，“口就是这个。”弄得王文同面红耳赤，狼狈而出。这不过是一个例子，其他情形多类于此。康性嗜古董，一般人因他精于鉴别，有古董就拿来请他鉴赏。他拿到手里就说很好很好，随即把它纳入自己的口袋，口头表示道谢了事。这样的情形不胜枚举。如熊大冥素喜搜罗古代钞币，某日把他视为珍宝的一些钞币拿出来请康鉴赏，康拿钞到手，就说“很好，谢谢”，弄得熊大冥目瞪口张而不敢言。因熊是刘镇华的部下，康乃刘的上宾，只好忍气吞声而罢。

康有为到陕，不但隐然以圣人自居，且好谈佛学，自谓18岁就读华严佛法，因此有暇便漫游佛寺，见寺内古佛像辄称赞不已，使得和尚不能不送给他。有一天他在卧龙寺看见寺内存有宋版藏经，心甚爱之，就向寺僧定慧说：“此经残缺不全，愿以新印正续藏经两部相换。”定慧不敢做主，只说“此事要开佛教会，请众公决”。康以换经既不能即时决定，就想先借一部分看看，于是派住在中州会馆负责招待他的省府人员带了两名马弁、一辆轿车到卧龙寺借经。当时是否持有借函或借条不甚清楚，而去的人态度也很不好，没有取得寺僧同意，把经装了一轿车，拉上就走，由于行色仓皇，还在路上丢掉了几本。

走后寺僧到处呼吁，请各界人士支援。高戒忍、杨叔吉、李宜之等就以保存古物为名，邀请地方人士开会讨论。他们曾到省议会见我，说宋版藏经系地方古物，康有为派人劫去，地方人士不能置之不理，开会时请我参加，我不能不去。我记得同我一道去的还有陈钟秀。到会的除杨叔吉、高戒忍、李宜之外，还有些什么人，我已记不清楚了。当时有人说：“康是借经，我们要求他立即归还，如果不还，再研究进一步办法；有人说他本来就不是借经，如果说是借经，他是向何人借的？寺僧本是管经的人，到处求援，当然是没有得到寺僧同意。孟子说‘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况且去的人带着马弁，持着手枪，这种行为等于强盗。我们应该以刑事案件向法院起诉。”大家都赞成，因陈钟秀是学法律的，就推他起草诉状，以盗经案控康于法院。法院按照刑事手续，马上出了一纸拘票，派法警到康所住的中州会馆拘康归案。法警到会馆门口，为卫兵所阻，只将拘票让卫兵看了一下，即行转回。这不过是面子上给康以难堪而已。

此事发生后，康有为当然冒火，刘镇华也觉得面子不太好看，于是客要告别，主人便拱手相送。临走的时候，康先向省府要了十几匹驮骡，装了几十口箱子。陕人以为一定装的是藏经，其实是康在西安浏览古迹名胜时认为是秦砖汉瓦之类，被当地人视为不值一钱的东西，一时误会，把圣人盗经的事扩大宣传起来。于是先以古物保存会的名义电告开封胡笠僧，请求郑州车站查扣，又电老河口所驻陕军蒋朗亭不要放行。不知消息怎么传到上海，徐朗西也电省议会询问情由，不久上海报上就刊出一人挑经卷在前跑，一僧在后边追赶的漫画，并写明寺门是“卧龙”，又题了几个字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样就把圣人盗经的事哄动得举国皆知。其实经并未被盗走，康走后仍还原处。

像这样开玩笑式的一幕恶剧，给圣人画了一副丑恶的面貌，虽然有些过分，但就当时的社会潮流历史背景来说，也不是偶然的。这次康到西安，除少数老先生外，一般人士特别是醉心于新文化的青年学子，看到“康有为”三个字都不甚欢迎，而康又骄傲自满，目无余子，以致遭受时代潮流的冲击。康有为的书法是人所共赏的，他在西安确也写了不少的对联赠人，但为矜奇，每次赠人的联语都将某人的名号嵌入。我亲眼看到的就有很多，就我所忆及的他给关中道尹贾巨卿所写的对联是“巨海无波浪，卿云耀汉霄”。有人说他给实业厅长刘楚材写的是“楚国无以为宝，材木用不可胜”。当时就有人送了他一副联语：“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这两句话的原文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此讽刺圣人，真可谓虚而不虚。

康有为这次到陕西究竟有无政治作用，当时鲜有人注意。他见人讲的是“孔子尊王”、“春秋大一统”一类的话，对经济也很注意，曾为刘镇华献过这样一个策，以陕西农民所有的土地作股本，筹设一个土地银行，大量发行债券，发展地方经济。刘镇华因我是民意机关的代表，就同我谈及此事，他说：“你是研究经济的，究竟外国有无此类银行？”我说，不管外国怎样，就陕西目前情况来说，此议一倡，马上就会激起农民的反抗。刘也深以为然，此事遂寝。后来国民军占领北京，溥仪被逼出宫，故宫全部开放，在陈列的文件中有康有为向溥仪的报告，说洛吴陕刘他已运动成熟，对复辟均能效力。刘镇华和我看到这个文件都不禁愕然，但事已过去，只好付之一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