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开国将领中有一位奇人，“万年参谋长”李达。

他的经历之奇特在全军高级将领中独树一帜。从1932年开始担任红八军独立第一师参谋长，就一直是参谋长。

红八军参谋长（1932年2月）、红八军参谋长（1932年11月）、红六军团参谋长（1934年8月）、红二方军团参谋长（1934年10月）、红二方面军参谋长（1936年2月）、援西军参谋长（1937年2月）、八路军129师司令部参谋处长（1937年7月，此任相当于预备参谋长）、129师参谋长（1938年12月）。

此后长期连续给刘伯承当参谋长，除了短暂有一个时期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其他时间一直在参谋长任人，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参谋长等等。1953年入朝作战，又当了一段时间志愿军参谋长。

长达21年的参谋长生涯，职务虽然一直在提升，但岗位性质没有变。

与他同时期当过参谋长的将领，很多都放出去当兵团司令。尤其具有对比意义的是东野（四野）参谋长萧劲光、刘亚楼，华野（三野）参谋长陈士榘，都陆续外放担任兵团司令员，名望、能力、资历都没有明显短板的李达，却无缘更进一步换换岗位，不得不说，这里面有点意思。

李达的参谋长生涯主要在刘伯承元帅麾下，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十二年之久，再加上西南军区的一年，长达十三年。我们考察李达上将的经历，着重从他和刘伯承元帅的配合说起。

要考察清楚这个问题，弄明白现象背后的本质，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一个军事组织学方面的原则。

司令和参谋长的角色定位问题。

我们不谈理论，从两场具体战役说起。

一场是徐向前元帅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一场是淮海战役围攻黄百韬。

具体细节不讲了，都是胜利。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对比着看，两场战役的指挥员有显著的差别。

川陕反围攻，基本上都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指挥，从战役的构想，到具体战役行动指挥。徐向前就是灵魂、主心骨、指挥员。

围攻黄百韬则不一样。粟裕不可能做到全部政由己出，他一方面派陈士榘带一个前进指挥所到前方就近指挥，另一方面和副参谋长张震在野司筹划下一步怎么打。可以说粟裕对前线战役战术级的动作，基本已经不干预了。

同是方面军的指挥员，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徐向前难道是无所不能包打一切吗，不需要参谋长协助决策、协助指挥吗？粟裕的水平和徐向前差很多，以至于离开参谋长就指挥不了打仗吗？

我们举这两位绝世高人的例子，就是想让大家能更直观地感受到区别。

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不是两位高人水平有差距，而是不同作战条件对军事指挥员的影响和要求不一样。

徐向前元帅川陕打的是川军。笔者以前总结过川军的军事水平，他们处于从冷兵器向热兵器作战过渡的状态，手中武器固然是枪、炮、炸弹，但军事理念仍处在冷兵器阶段。兵力调遣以人为主，靠数量取胜，而不是人与火力充分结合。作战指挥以主将直接命令为主，少有战前严密筹划，打仗多靠临场反应，而缺乏系统谋划。

以徐帅的本事打他们是降维打击，不需要进行太细密周严的战前筹划和多么复杂的兵力调度，所以参谋长之有无，对徐帅指挥顺利与否影响不大。

粟裕指挥淮海战役则不然，对面的国民党军现代化程度比川军地方部队高出不少，其兵种之齐全、兵力之庞大、训练之质量、行军之调度、士兵的战斗技术、通信水平、情报水平等等，都具有相当水平，我们必须在这些方面全部或者大部胜过他们，才能有把握取胜。

粟裕需要对庞大的兵力进行全局调度，时刻掌握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一日数变的敌情做到及时掌握、准确应对，制定合理的对策。试问，指挥三十多万大军，有谁还能做到袖里乾坤、令由己出？不依赖强大的参谋团队提供信息，进行集体参谋作业，怎能胜任得了这样艰巨的任务？

当然，粟裕大将的超世之姿，在战役中的影响力是居于首位的。但若没有陈士榘、张震以及华野司令部集体的努力，粟大将超一流的指挥能力必将大打折扣。

大家如果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从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到宿北鲁南再到莱芜孟良崮，以至沙土集豫东济南等战役，粟大将麾下的参谋长地位作用日渐突出、日渐重要。

从徐粟二位的对比，来理解刘伯承之于李达参谋长的关系，可以更加清楚了。

刘伯承元帅的科班素养不亚徐帅，他经历的专业培训更早、经历的不同军事环境更多，对军事理论的研究更深，因此对部队建设的正规化也更有执念，尤其是对司令部、参谋长极为重视。

通俗地说，就像下象棋。业余爱好者简单背好了“马走日象走田车走直路炮翻山”，就开始乐颠颠地下棋，但下来下去，很难达到经过专业训练的棋手的水平。

为什么呢？职业训练是按照相对系统、科学的方法训练的，关注的是布局、中局、残局，一步一步训练，扎扎实实打基本功。

司令部建设就是专业军事领域必须首先关注的重点。

刘伯承元帅在翻译苏联军事著作时曾对我军各个时期参谋长的地位作用作过形象的解释，早期就是简单的指挥员从属，指挥工作很简陋。后来慢慢发展到具备参谋功能，再到相对完善的参谋团队。

包括他提出的“五行术”，所谓五行不定，输的干干净净，五行是指指挥员研究情况，要对任务、敌情、我情、地形与时间，作综合估计。

等等。

刘帅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参谋长地位作用，他自己也是尽量按照司令员与参谋长合理分工的角色定位来要求自己。

我们通过两件事看看刘帅对李达的真实想法。

1941年2月，刘邓召开了太行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刘伯承作了一篇上万字的报告。讲的很多很全面，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理论化水平。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刘伯承和粟裕的文风，可以明显看得出来。下图一是刘伯承报告的部分截图，下图二是粟裕在1945年8月在苏浙军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两次会议的时代背景略有不同，但讲话报告的对象都是全军区干部，目的都是统一思想，指导下一步战略。

刘帅的报告非常有系统性，把作战方式概括成武力战、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等等。初看很简明扼要，但怎么落实呢？和现实的结合点在哪呢？在当时各级干部文化水平很低的条件下，要理解刘帅高度抽象、高度学术化的战略思想，着实是个难题。

对比看粟裕的讲话，几乎很少出现这种抽象的定义词，基本是结合具体人和事来讲。这样讲固然缺少宏观指导性和对多种情况的普适性，但好就好在基层干部好理解，哪怕是个文盲，也能听懂，也知道怎么干。

刘帅自然也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他需要有一个既能领会他意图，又能把战略意图转化为具体实施办法的人。

这个人就是参谋长。

笔者查阅李达参谋长的传记没有发现直接的事例反映他帮助刘伯承做解释和落实工作，但在《李达文选》中发现了惊喜。

如下图示，李达在1941年7月召开了太行军区团以上单位参谋长会议。

大家注意这个时间，过了5个月才开的。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不是会套会，不是应景会，不是为了勉强应付刘伯承开的，而是经过扎扎实实准备，为了解决一定问题而开会的会。当然不排除1941年抗战形势严峻，太行军区被战争耽误了开会，但长达5个月的时间，必然经过了充分准备。

开会都讲了什么？李达是个相当专业的、眼光相当犀利的参谋长，讲的问题都切中了要害。限于篇幅，笔者不再全面讲述这篇报告的内容和意义，简明扼要地说，李达剖析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司令部、参谋长不是司令的私人幕僚，必须向现代化参谋团队转变。

第二、司令部三大核心职能，制定作战计划，准确充分侦察敌情，建立通畅的通信。这一条几乎就是刘伯承“五行术”的具体落实和解释。

第三、司令部人员不是传令兵、速记员，必须配备有充分知识水平的人员。

李达在这篇报告中还颇含深意地指责了红四方面军早年司令部工作的一些弊端，说由于北大才子弓长兄的胡作非为，红四方面军司令部人才流失严重，各种机制都没有建立起来，司令部工作几乎等于没有。129师部队大多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来，故有此回顾。

上文笔者举了徐向前元帅指挥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的例子，司令部为啥没有存在感？李达参谋长两三句话点出了另一层重要原因。

眼光毒辣啊！这种事，一直没人提，但瞒不住李达这双眼。

另一件事，就是鲁西南系列战役的指挥。

鲁西南战役是一场特别复杂、特别零碎、特别不好指挥的战役。分为歼灭整三师、打邱清泉第五军、打胡琏整十一师、鄄城战役等核心战斗。

这一系列战役的样式各不相同。

打整三师是充分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围歼敌人三路进军中的一路。

稍后巨野战役打邱清泉，部队大部分在休整，以陈再道二纵死顶第五军，第五军攻不动，主动撤退。这是一场死拼的防御战。

再稍后打整编十一师，以二纵先吸住胡琏，而后集中三、六、七纵（七纵杨勇部，后来改编为新一纵），准备反击合围，胡琏狡猾，逃掉。

最后是乘胜打鄄城，吃掉整编68师的一个旅和整编55师的一个团，是典型的攻坚战。

因其过程较漫长，每战歼灭敌人都不是很多，名气不如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那么大。但系列战役总歼敌数字也有三万多人，与孟良崮战役相当。

我们重点不是比较歼敌数字，而是惊讶于一系列战役运用的打法居然如此之多，如此之令人眼花缭乱。只用5万多人，东一打西一打，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精锐打的无从下手。

胡琏自负战斗力在五大主力中居于首位，对邱清泉第五军也不敢轻视，此战过后哀叹，国军五大主力两个硬手，居然奈何不了刘伯承。整编十一师召开检讨会议，国军军官们说：“两支美械装备，以五大主力著称的王牌部队，一个攻不下龙固集（邱清泉），一个守不住张凤集（胡琏），为何打得如此蹩脚！”

说完这些，我们再来检视作战实施中的学问。

对付这么多国民党军正规军、王牌军，我军进行频繁调动，忽集忽分，忽守忽攻，只靠一个刘伯承行吗？答案是否定的。

就算刘伯承神机妙算赛诸葛，他也需要有扎实的参谋人员进行侦察，保障通信，联络和协调各部，尤其是制定作战计划，如此庞大、灵活、多变的作战行动，靠一个人的脑子和体力远远不足以支撑。

《李达文选》收录了一篇李达晚年回忆当时作战情形的文章，从中可窥知当时的指挥情况。

李达说，定陶战役打整编第三师，刘伯承先是和李达带同司令部人员，研究分析了敌情，也就是搞清楚敌人三路进攻的情况。

在这基础上刘邓首长定下了先打整三师的决心。

但这个决心只是粗略的、方向性的指导思想，怎么变成具体部署，也就是，哪个纵队担任主攻，哪个当辅助，作战阵地预设在哪里，打完之后向哪里转移等等。

这些都是李达的事情。李达回忆说，他随后根据刘邓首长的决心，经过一番缜密的分析和研究筹划，起草制定了《定陶战役基本命令》，把各纵队的任务安排出来了。刘伯承当即和政委、副司令、副政委，加上李达，联名下达了该命令。

战争进行中，指挥员也不能干等着，让下面自己打，也需要时刻跟进，及时根据战斗进程调整打法，调度部队。李达又数次拟制签发作战命令，准确无误地把刘伯承的作战决心变成了可操作的命令。

参谋长是站在司令员阴影里的人，这一点，朱德、刘伯承都有过深刻的论述。很明显，李达参谋长很准确地领悟并实践了这一论述，在十几年的工作配合中，完美地发挥了参谋长作用，让刘伯承打的得心应手。

这样好的参谋长，刘伯承不舍得放下去当兵团司令，是不是浪费呢？当兵团司令，是职务的提升，也有利于战功积累。但刘伯承出于指挥打仗更便利的考虑，或许也有出于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考虑，认为李达在参谋长位置上比在兵团司令员位置上更能发挥自身优势，也能为部队打仗做出更大贡献，所以一直没放他出去当兵团司令员。

1955年开国将领大授衔，评为上将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职务达到兵团级。

各大兵团司令员、政委基本都是上将，少数当了大将。而野战军和军区参谋长则不一定是，如阎揆要、唐延杰、张震等。但军委历次拿评上将的名单，李达参谋长都在列，好多预授上将人选被调整降级为中将，毛主席从来没有调整过李达，当然，李达在建国后担任的职务高，也达到了正兵团级。但这都是解放战争军功积累所致，换言之，毛主席认可李达的功劳，也认为刘伯承把他放在参谋长位置上十三年不动，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用人以宜，方能展其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