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3日，为了确保波兰边境完整，法国和英国同时对德国宣战。
1940年6月22日，德国代表凯特尔上将与法国代表夏尔·安齐热上将在法国贡比涅签订停战协议，法国沦陷，二战欧洲战场西线地面战事告一段落。
欧洲局势的急剧变化，给世界各国造成了巨大冲击。英、美、法等大国震慑于邪恶的威力，不讲道义，纷纷退缩。
为了稳住日本，维持其在远东的利益，他们轮番上阵，劝诱蒋介石与日本媾和。
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早在巴黎陷落前的4月12日夜，英、美、法三国大使一同来到重庆德安里101号曾家岩官邸，会见蒋介石和外交部长王宠惠。
英国大使卡尔首先发话：
“目前，英、法要以全部力量挫败德国的野心，无暇顾及中国。英、法不愿见中国灭亡，所以，再三劝告及时采取对日和平方针。
日本在英、法、美的监视下，也绝不会提出过分苛刻的要求。中、日若真能达成和平，则英、法对远东各国就可以安心。
对中国方面来说，也会使巨大的损失减到最低限度。如果加紧建设，不难恢复到战前状态。愿蒋委员长及中央政府执政诸贤再次考虑。”
法国大使戈思默的话，甚至有几分威胁的味道：
“现在，法国面临着欧洲危机，在不得已时，为了维护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的安宁，停止滇缅公路的运输也未可知，若走其他路线则代价太大。
因此，中国要想避免巨大的损失，只能与日本和解。
现在，中国有友邦的支持，与日本立即举行和平谈判，绝不会损伤中国的名誉。万一将来无人支持而继续抗战的话，将无可避免地遭受更大的打击。”
这时，法国人不讲道义，已经封锁了滇越铁路。法国大使不能明白，中国人丢掉了大半个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城市几乎完全丧失，在欧洲人看来，明知希望渺茫，偏偏还要抵抗？
戈思默大使做梦也想不到，两个月后，他自己就遭受了亡国之痛，他的职位丝毫没有变动，只是祖国的名字变了，效忠的国家也变了，他成为轴心国的一个外交人员而与同盟国周旋。
法国大使之后，美国大使詹森也提出类似的劝告。
会见并没有取得效果，蒋介石对投降当即予以拒绝。他说:
只要日本全面撤兵，和平立即可以实现。
当然，谁都知道，要日本撤兵无异与虎谋皮。
没过几天，苏联大使潘友新也前来搅局，其为本国考虑的意图更为明显。他对蒋介石许诺说：
“日本不久有可能动员其海军对英国宣战，中国应趁此机会对日本以有利条件讲和，待将来日、英两国精疲力竭时，可在苏联的支援下收复华北。”
很显然，这是对英、美对苏政策的报复。在欧洲，英、美积极诱导德国将祸水引向苏联；那么在亚洲，苏联便想诱导中、日两国实现和平，以使日本腾出手来挥兵南下，进击英、美。
蒋介石知道，到了这时，中国已经失去牵制日本“北进”苏联的价值，苏联已经无心援助中国抗战，答应不答应苏联大使的请求都不会改变什么。
于是，他拒绝了这些虚幻的许诺。
事实上，列强的威胁不仅限于外交辞令，令中国人感到震惊的行动接踵而至。
德军攻占巴黎后，日本人认为“大英帝国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于是，趁英国忙于应付欧洲战场的机会，要求英国关闭滇缅公路，也就是说，要关闭现今影响中国命运的唯一一条援华物资通道。
日本还要求关闭香港边境，并且陈兵新界，进入战备状态，作为对英国的威胁。
英国就像过去一样，做出了第一个反应是：呼吁美国的支持，以抵制日本的要求。
美国的回应也同过去发生类似情况时一样：
极力主张英国采取坚定立场，但又拒绝采取任何形式的联合行动。
丘吉尔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刚刚上台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做出了比他的前任张伯伦更为卑劣的决定。他亲自召见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做出保证：
英国绝不反对日、中之间的合理妥协，在他执政期间，对日的批判，只是针对日本极端的政策，他是首先赞成英、日同盟的人。
丘吉尔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换取日本不去进攻香港和新加坡的保证。
紧接着，绥靖行动再次上演。7月18日，英国政府关闭了滇缅公路和香港边境。新成立的法国维希傀儡政权，也紧步英国的后尘，在8月份关闭滇越铁路。
本来，滇越铁路是清末中法合建的一条铁路，中国对之拥有相当部分的所有权，要关闭也得中法协商。但是，法国人不敢得罪日本人，同意了日本的要求，让日军第5师团进驻越南（法属印度支那）。
现在，重庆的中国政府被完全孤立了，中国的抗战几乎陷于绝境。而这一切，多半是拜丘吉尔所赐。
蒋介石对此耿耿于怀，对丘吉尔的阴险恶毒极为愤慨。他给英国人起了个外号：“阴番（阴险的番人）”，背地里称英国人为“阴国人”。在他的日记里，也多处出现“英夷不灭非男儿”的词句。
3年后，在开罗会议上，自知犯错的丘吉尔对宋美龄搭讪道：
“夫人，在你的印象中，我该不会是一个很坏的老头吧？”
“您说呢？”宋美龄嫣然一笑。当然，这笑声中，隐含了诸多的新仇旧恨。
蒋介石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他深知这些帝国主义者只讲利益，凡事总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思考，鲜能顾及别人的利益与命运。
你不仁，我就不义。蒋介石索性一面通过“桐工作”和日本周旋，一面又向德国示好。
7月5日，在国民党中央五届七中全会上，蒋介石公开宣称：
前几年，有许多同志因为德国对我之不友谊，主张对德不派大使，与之断绝国交。
本席当时以为，无论德国一时对我如何欠缺认识，我们仍不必与之决绝，仍要始终一贯与他取得联络，维持外交路线；
所以直到如今，两国邦交从未中断。目前，因为欧战的结果，德国地位益增重要，增进中德友谊，在可能范围之内，当然要尽力，但亦不必如何强求速效。
我看由于时代与环境的关系，随国际局势之演进，德国势必与中国接近，以共同协力于两国远大之前途。
这段话，显示出蒋介石远交近攻的策略。有德国这个筹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毕竟对中国有利，尤其此举可大大牵制英、美。
几个月后，似乎是为了回应蒋介石，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也劝中国对日和谈，力图拉拢中国参加法西斯阵营。
里宾特洛甫把中国驻柏林大使找到外交部，提醒大使注意，整个欧洲已在德国控制之下，预言战事最迟将在1940年年底或1941年初春结束。
他说:
中国不久就会丧失国际支持。因此，中国必须对日本的和平建议做出良好反应，并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加入轴心国。
蒋介石对此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但表面上看，似乎正按照德国的要求与日本进行和谈。
蒋介石有些得意，这样争来争去，中国似乎无形中就成了美、英与轴心国之间的一个重要砝码。
随着德国的所向披靡，随着日本战车的渐渐加速，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不能坐视不理，他把目光投向了东方。
日本人的野心和骄狂最终促成了美、英远东政策的改变。
本来，日本不敢存心与英、美为敌。他们清楚自己的实力，一个中国尚且不能征服，苏联还在北方虎视眈眈，哪里还有余力挑衅英、美？
但是，德国的胜利却给了他们极大的信心。法国灭亡，英国岌岌可危，日本人感到旧的世界秩序正在崩溃，一个崭新的世界在向他们招手。
一时间，日本国内朝野上下纷纷叫嚣“不要错过了公共汽车”，“应该打到新加坡去”，似乎整个亚洲马上就要被他们接管一样。
9月，一小股日军违背协议，擅自进占法属印度支那（越南）北部，此举激怒了法国。
本来，日、法之间已经约定：
为了确保援蒋行为的减少直至终止，日军可派遣5万人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可以使用当地的3座飞机场，并允许日本军队借道通过。
然而，在6日这天，日军第5师团步兵第21联队的森本大队不打招呼，擅自穿越了中越边境，武力侵入了法属印度支那。
得到法国的通报后，日本军方迅速把森本大队长撤职查办，并送交军事法庭。接着，法国政府以日本擅自越境为由，拒绝日本和平进驻印度支那。
不过，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此刻已不把法国放在眼里，甚至主张“自主进驻”。
富永恭次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9月14日，富永飞抵河内，对日方谈判人员下达了新的指示：
先把进驻人员减半，改为25000人，但可以使用的飞机场数量要增加到5个。
同时，富永还对日本驻河内总领事透了口风，让他迅速做好当地日本侨民的撤离准备工作。
也就是说，日军如果达不到目的，将武力攻入印度支那。
到了9月22日，法国殖民当局先软了下来，同意日军进驻，日军已没有必要实施武力进驻，因此参谋总长命令第5师团停止前进。
但是，日军前线将领显示强硬的做派已达病态。富永恭次以该命令不是天皇所下为由，拒绝服从。
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察觉了参谋本部的意图后，火速下令停止进攻。但为时已晚，步兵第21联队已按照预订计划，于23日午夜发起了进攻，与驻守的法军展开战斗。
同时，以近卫旅团为基干的印度支那派遣军也不顾海军的反对，主张“奇袭登陆”并擅自行动。
海军早就对陆军四处抢功、不顾全局的做派看不惯，现在又是连招呼都不打就擅自行动，一气之下，放弃了对陆军的掩护任务，独自从前线撤退。
26日晨，日本陆军在没有海军掩护的情况下登上了越南海岸线。消息传开，举世哗然。
日军执行谈判任务的西原少将向参谋本部发出抗议电文：“统帅混乱，失信于内外。”
日本天皇裕仁也禁不住哀叹：“陆军误国。”
美、英等国再一次看清了日军的疯狂本性。英国人联想到两个月前日本人施加在他们身上的侮辱，失去了绅士的风度。
原来，7月初，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召见了英国驻日武官，要求英国立即封锁香港口岸，并蛮横地说道：
“英国已经败北，英帝国即将瓦解，却还在向重庆提供援助，与日本相抗衡。
我们现在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日本军队已经在香港的对面布置好炮阵，只要一声令下，便可进攻香港。
因此，英国最好停止援助中国，取缔香港的秘密走私活动。当今的日本，是军部把持实权，英国交涉的对手——日本外务省是不足以信赖的。因此，应立即接受日本军部的要求。”
当时，英国人虽然表现得非常愤怒，但日军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入侵行动，况且，当时英国的处境也的确是危如累卵。所以除了表示抗议之外，英国人也只能不了了之。
没想到，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法国已经彻底地做出了妥协，答应了他们的全部要求，却还是遭到了武力侵占，真是欧洲老牌帝国所无法想象的屈辱。
美、英开始对日本绝望。近卫文麿第二次上台后，抛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计划将中国、法属印度支那、荷属印度尼西亚等远东地区都包括在内。
这样一来，就不能不引起美国的警觉。本来，美国的想法和英国一样，准备牺牲中国，以保全其在东南亚的利益。
现在这种想法，只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日本人根本就不会满足。他们显然是要独霸亚洲，赶走所有的西方列强，这一举动，无疑触及了美国人的底线。
被逼到墙角的美国人退无可退，开始了第一步的反击。
1940年7月，美国实施了一种针对日本的贸易限制制度。两个月之后，废钢铁又被列入了美国对日禁止出口商品的名单上。
结果，日本人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完全倒向了德国。
1940年9月27日，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三国在柏林正式签订了“三国公约”，旨在发动世界战争、瓜分全世界的轴心国集团正式形成。
二战三国公约签字仪式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条约，不但没有把美国吓退，反而加速了日、美关系破裂。
日、美关系的日趋破裂，却使重庆的蒋介石重新看到了希望。10月12日，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向国内汇报了外交部次长徐谟的讲话：
“委员长以及中国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现在感到，美、英两国正日益认识到，中国的斗争可能对于这两个国家未来的安全起重大的影响；
而且，远东的这场战事与欧洲的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中国目前比开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接受和平建议。”
纳尔逊·詹森还说：
“要说现在中国的士气，比中日开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高，那是不会错的。”
由于受到美国的影响，英国声明将在10月18日重新开放滇缅路，国民政府因为重新打开这一重要的外援通道，而在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一向务实的英、美两国终于改变了政策，开始对日本人强硬起来。也许，美国人和英国人此时才看到了中国抗战的重大价值，他们需要中国把日本牢牢拴住，以免日本向东南亚发展。
不久前，英、美还在劝中国对日媾和，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蒋介石投桃报李，态度逐渐明朗，开始积极向美、英靠拢。10月25日，在款待第一届国民参政员的讲演中，蒋介石面对着国、共两党要人及其他社会人士，公开指出德国必败的命运。
他认为，从军事、经济、道义等方面来看，德国完全不是英、美等国的对手。三国同盟的建立，除了证明他们力量的虚弱之外，还暴露了他们的野心，成了人类公敌。
他还认定：
“德国如果就现在的情况演进下去，虽有日、意同盟，苏俄中立，他仍要失败，如美国助英参战，德国格外要失败！”
几个月前对德国的那番示好，蒋介石自然有办法把话说圆，他说：
“回想四个月以前，巴黎攻陷，法国败降，德国大获胜仗的时候，许多友人都对我说中国应与德国密切联络，促进两国关系，我当时就不赞成这个建议。
这并不是我预见到德国要失败，而是因为我们中国立国，以我们固有的民族德行为基础，我们向来不欺弱小，不畏强暴，而力主公理与正义。与世界各国相处，从来不因国力强弱的变迁而有炎凉倏忽的更易。”
不过，蒋介石也非常清楚，外部变化仅仅能对心理上起到刺激作用，并不能真正解决被侵略的现实，命运还得靠自己把握。
但是，面对美国就不能这么说。他利用“桐工作”等秘密谈判向英、美强调，若是不对中国进行援助，那就必然要承受中、日和解的风险，而这种和解将使日本得以释放上百万精锐力量，南侵危及西方的利益。
所以，当宋子文和陈纳德在华盛顿呼吁援助时，蒋介石则把日本的和平建议，以及德国愿当日本和平条件的保证人等活动，统统告知了罗斯福总统。
驻重庆的纳尔逊·詹森大使坐不住了，在他看来，局势已经发展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
11月21日，他在发给华盛顿的电文中写道：蒋已通知他，美国如果不“拿出积极态度”来对付轴心国即将对汪政权的承认，抗战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11月27日，焦虑的纳尔逊·詹森再次致电华盛顿：
“对于自己继续跟国内困难局势作斗争的能力，蒋介石已经丧失信心；并且，感到他为了抗击侵略，已把国家的实力消耗殆尽，而他这样做既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同样是为了英、美两国的利益；因此，现在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时候了。”
其实，作为美国人的纳尔逊·詹森，思维仍不能适应东方人的深邃，他不可能看破蒋介石的真实想法？
蒋介石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会轻言失败，更不会无原则地与日本人媾和。他知道，抗战到底，就是为了维护民族最基本的自由与尊严。
枣宜会战后，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上，对着孙中山的遗像，不容置疑地宣称：
“我们可以老实答复敌人说，‘时至今日，撼山易，要撼动现在中国民众抗战心理难’，真是非言可喻的了。”
当然，纳尔逊·詹森没能看到这些。连续几个月里，詹森的电报一封封地传来，宋子文、陈纳德、胡适四处游说，德国与中国在外交上频频互动，这一切，不过是蒋介石的外交权谋而已。
他要渐渐施压，逼迫大洋彼岸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大人物，站到中国抗战这边来。
蒋介石的一连串动作开始见到成效，罗斯福再也不能无动于衷。11月21日，他要他的顾问们加速拟定一项贷款协定，准备好后在11月30日左右宣布。
结果，就在阿部信行与汪精卫在南京签订“基本条约”时，华盛顿宣布了一项对中国来说空前巨大的援华计划:
美国将拨款1亿美元归蒋支配，并立即交付50架新式驱逐机，还答应以后提供更多的飞机，准许美国公民以非军人身份在中国担任飞行员或飞行教官。
紧接着，好消息接踵而至。继上个月克复南宁以来，11月30日，趁日军主力南调之际，占据镇南关的100多名日军，被驱逐入越。至此，桂南会战打了近一年，以中国军队的最终胜利而告终，成为抗战初现曙光的一天。
这天的重庆，难得没有雾气，望着云岫楼外爽朗的晴空，给人以无限的憧憬和期待，一贯早起的蒋介石心情大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