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冠疫情又一波来袭，谁都是“非必须不出门”，不可小觑，不可等闲视之。
就在这当口，一个电话却让我坐立不安。电话那头告诉我：“八年级走了！”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见我迟疑，电话里又说：“八年级老了。”我还没听懂。电话那头似乎感觉到了我的茫然，又补充说：“XXX死了……”
我这才明白，“八年级”是一个人的绰号。他是我俩的远房亲戚，我的外戚，他的族亲。应该是寿终正寝，享年接近九十了。按老家风俗和礼仪，我们两家都按说去奔丧的。可这疫情闹得，我只能写点文字，告慰亡灵。
我第一次知道“八年级”，大概是学前班年纪。那时，村里小孩儿多，时常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捉迷藏、玩游戏、东跑西颠。有天下午，一个年龄稍大的玩伴传下一个消息：“八年级骟匠来了。”我们一伙儿就跑往村口，看那人。
当时，农民被禁锢在村里，学大寨战天斗地，又备战备荒，难得出门。但凡来了外乡人，就像桃花源里来了武陵人，村里好多人凑近去看、搭讪。也怪我们身居交通闭塞的山里，和山外交往稀少。人们生活和生产用度以自产为主，比如作物种子是从上年口粮中扣留下的，家禽家畜的幼崽是自家喂的母鸡、母猪产下的，庄稼肥料是以猪牛羊鸡鸭鹅的屎尿、人的粪便配以秸秆、草类、散土等沤制成的农家有机肥。必须卖给国家的农产品，要到指定的收购部门，出门的机会并不多。
村里见到的村外人，较多的是赤脚医生和骟匠。赤脚医生为农民看寒热感冒、小痛小痒，送医上门，是必须的。家家户户要喂养牲畜家禽，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役用牛更是农民的宝贝，不仅帮人出力，还是肥料的主要生产者。所以，骟匠可以走家串户，据说还是给他们村集体挣钱的人，在本村是有特权的一类人，在外乡是仅次于干部的人，被农村人羡慕。
我第一次看见骟匠“八年级”，他给我的印象就不一般。中等个儿，和我父亲年龄差不多，脸皮比我父亲等许多农民白净，衣裤干净整齐，没有补丁。中山装左上兜插着一支黑颜色的墨水钢笔。眉清目秀，说话慢条斯理但很明朗，有点儿像干部和老师，和粗衣破裤、蓬头垢面、毛毛草草的庄稼汉相比，就自然让人肃然起敬。当他向我家走来时，我便飞奔回家，大声告知母亲：“八年级到咱家来了！”母亲呵斥我：“不许你叫八年级，叫福德哥哩。”
母亲给我解释说，这人是她远房侄儿，把她叫姑呢。话说间，八年级已经落座在我家场院里，朗声喊我母亲：“姑！给我烧口水喝。”
那时，我们家没有热水瓶，喝开水必须当下在饭锅里烧。母亲热情应承，我也就大胆起来。他招手叫我到他身边，用他那白皙的手摩挲了一下我的头顶，笑嘻嘻地说：“半年没见，小老表又长高了。”我受宠若惊，然后，试图抽出他的钢笔观赏一下。他马上严肃起来，推开我的手，说：“不准在我身上摸！”围观的伙伴们虽然嘻嘻哈哈但也有些拘谨，走开了。
“姑，你们村有谁家骟猪吧？”八年级问母亲。母亲说，好像有几家。我没有跟伙伴们跑远，倚在自家门边，敬而远之地看着八年级。也许他意识到了什么，就变了口气又招呼我过去，抽出那支钢笔，递给我看，叮嘱：“拿好，别弄坏了，我等会儿要用。”
他见我爱不释手，就说：“长大了，好心念书，我给你买一支。”
母亲听到后，赶紧回言：“那好得很嘛，赶紧谢谢你福德哥。”
才一会儿工夫，母亲给福德哥烧好了开水，还给他端来一碗饭。他也不客气，喝就喝，吃就吃。母亲说：“你走几十里路了，肚子应该饿了。”
他这才说了实话：“还是姑知道我，你这儿就是我的歇马店。”
吃毕饭，他就去给村里几户人家骟家畜，我跟着看。
第一家是母猪仔。福德哥从衣兜里拿出工具包，将一把锋利的小刀叼在嘴上，左手抓住猪仔的一条后腿倒提起来，右手拳起食指，大拇指扣住猪仔后腰脊柱，中指使劲儿绷直，掐紧猪肚子上的一个点，把猪仔四脚朝前摁睡在地上，从猪仔背后左脚踩紧猪尾巴，右脚踩紧贴地的那只猪耳朵，猪仔死命地挣扎和嚎叫。他在右手中指前延长一个指节的猪肚子的位置洒上清水抹了抹，左手拇指在那个点上摁下一个窝，右手操起那把小而锋利的骟猪刀，顺左手拇指尖快速地刺进猪肚子。猪肚子上随即渗出血来，他再用那把长而细的刀柄探进去，勾出一节肠子，左手掐住，把刀重又叼在嘴上，右手配合继续往出拽猪肠子，够了一定长度后用刀割了扔在地上，被候在旁边的小狗抢食而去。然后，快速地用针线给猪仔缝了伤口，交给主人家把猪溜几圈。
他舒一口气，抽出钢笔把人家给的几角钱或欠账记在一个小本子上。难怪他经常在胸前插一支笔，爱惜有加。
我看得心惊肉跳，等他收拾完工具，才怯生生地问：“你把猪肠子拽出来割了，猪还能活吗？”
福德哥回答说：“那是儿肠，割掉，猪不生仔了才好长肉。”
“你怎么割得准呢？”
“小家伙聪明，长大后跟我学手艺吧。”
有几个玩伴儿和我一起跟着看福德哥骟了几家猪。
骟公猪，简单些。同样手段把猪仔蹭在地上，把猪后裆里的卵子皮割口子，挤出两个蛋，摘掉，伤口都不用针线缝合。围观的有小男孩的家长就抢着要那两个蛋，拿回家包在绿叶子里，洒上盐洒，在火坑里烧熟，给男孩子吃，说是吃啥补啥，孩子们说味道好极了。女孩子是不给吃的。因了亲戚的关系，我和刚才给我打电话的那人，得到的最多。特别是大块头公牛、公羊、公猪的卵子大，很有吃头。在一年中很少吃到肉的那些年，我们小孩子吃到这种肉总可以打打牙祭。这是我们能够深刻记着八年级的主要原因，亲戚关系其实很远，听说他和我外公只是共同的先祖而已。
此后，我当面叫他福德哥，背后仍和其他人一样叫他“八年级”，猜摸他这个外号也有多年。
那些年，小学只有五年级，初中和高中都是二年制，为什么人们戏称他“八年级”？母亲也不知道根由。
多年后才听说，建国初期，他上过几年学，识些字，在他和我父母那一代多数是文盲的人里，算是知识分子。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有再上学。他的父亲也是骟猪匠，经常有货币收入。他少不更事，就拿了家里几支笔插在外衣兜上招摇，突然有人问他念过几年级，他竟信口回答说：“八年级！”
也许，他是吹牛，夸海口。也许，他压根儿就不知道那时根本没有七年级、八年级之说，六年级也没有，是说漏了嘴。也许，他是渴望能继续上学的一种感情流露。
人们觉得他回答得太离谱，太荒诞，也看不惯他矫揉造作，说大话，就常常提及此事。久而久之，“八年级”成了他的代称。
后来，他凭着能骟各种家畜的手艺，游走许多村舍，见多识广，方圆百十里的人都知道他，许多人称呼他“八年级”或“骟匠”，他也不计较。但凡遇到人家有难事，他都慷慨施以援手。谁家给不起他几角的骟猪钱，他主动放弃收费。因此他人缘极好，所到之处不会挨饿、受吃亏。他曾许诺我父母，劝我跟他学骟猪，说：“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
我家遭遇几次灾厄时，他以母亲娘家人身份给过帮衬。虽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但全家人很是感念他，母亲更是视他为娘家亲人。
在我念书家里最艰难时期，他鼓励过我，还给过我几次上学要用的资金，每每都在刀刃上，就如他拿捏牲畜身上下刀的地方一样准，让我铭记在心。
我成年后，他更是喜欢和我谈天说地。我们那一带的新老故事，他都能演绎得有眉有眼，有头有尾。我认为他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故事，我曾经有过想将他写成一本书的念头，，但限于自己的能力，每每作罢。
他根据社会经验所认准的许多事都成事实。如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牲畜崽子被商品化；传统的土猪一步步被杂交的新品种淘汰；卖家在售卖之前早早地将猪骟割，以增加崽儿的斤头；养畜成本增加，农民养猪的越来越少；骟畜手艺人的市场快速萎缩。许多年，连他这个老手在村道上的身影也淡化于无。
尤其，学制改革后，果然有了六年级、七年级、还有九年级。“八年级”的绰号也就显得自然而然，愈加深入人心。
他本是热闹了一辈子的人，离开人世时应该有很多亲朋古旧为他送行。可是，却又无可奈何新冠瘟魔的无情和残酷。但愿他在天有知，并最后一次接受我的祝福：
“福德哥，一路走好！”
“福德哥，希望你来生，不仅上八年级、九年级，还上重点高中，全国一流大学！”
（文/韩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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