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陈独秀这个100年前曾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又一次引起了大家探究的兴趣。

剧中的陈独秀洒脱不羁，充满豪情壮志。他17岁考中秀才，因反清言论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党人。他先后几次东渡日本，或求学，或避难。陈独秀对腐朽黑暗的旧中国现实充满憎恨，一直在孜孜探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5年，他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随后受聘北大文科学长，和胡适、李大钊等人一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建者和领导人。

陈独秀

在这一条轰轰烈烈又艰辛曲折的道路上，他也尝尽了失败的痛苦。特别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从他一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岗位上下来，在各种矛盾交织中，他开始和党组织愈走愈远。

陈独秀不仅是一个革命者，他也是学者，手中始终离不开笔杆子。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他依然不断在报刊对时局发表尖锐言辞，批判国民党的反动行径，这自然令蒋介石大为恼火。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入狱，这已经是他第五次入狱了。

逮捕陈独秀可不是小事，因为他的社会影响力太大了，他的朋友及社会各界人士很快展开营救活动。法庭对陈独秀进行审讯，他的老友章士钊等五位律师免费为他辩护。

1933年4月26日，陈独秀和一起被逮捕的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 13 年。”

1934年7月终审判决时改判为8年。

狱中的陈独秀

陈独秀在法庭上表现得非常坦然自若，因为他早已经有一套自己的理论，那就是他于1919年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所写：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陈独秀的一生，五进五出监狱，身体力行地践行了他的“研究室与监狱”理论。

在狱中，陈独秀曾给去探望他的刘海粟题词：“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并大声说：“蒋介石要我反省，他倒要反省。”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被减刑释放。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村去狱中接陈独秀出狱。

丁默村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住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招待所，陈独秀认为不妥，他说：“我出狱后，必招来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一个平民好。”

经历漫长的牢狱生涯，陈独秀已对政治感到厌倦，他明白丁墨村接他去住的目的。

这时他北大的学生傅斯年请他去家里住，陈独秀连忙答应了。

陈独秀在《大公报》上看到《陈独秀减刑了》有“深知悔悟”的字句，他的耿直脾气又犯了，马上给申报馆编辑部写了一则短函：“爱国诚意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胡适来看陈独秀，建议他进“国防参政会”，说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

陈独秀坚决摇头，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胡适知趣，也不再劝了。

傅斯年、胡适与胡祖望

傅斯年对抗战持悲观论调，陈独秀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的黑暗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

傅斯年不得不佩服这位老斗士，坐了五年牢，还这么乐观。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日益严峻，先是卢沟桥事变，再是淞沪会战，形势危急，中国已进入全民抗战的动员之中。

这年的9月，胡适被蒋介石派往美国进行国民外交工作。去之前，他问陈独秀愿不愿意去美国写自传。

当时美国一家图书公司看中了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自传》的前两章。陈独秀拒绝了胡适去美国的邀请。

蒋介石想请陈独秀当劳动部长，参加国防参议会。陈独秀说：“真是异想天开。我要是做他的走卒，也不用等到今天。”

拒绝了国民党方面抛出的各种橄榄枝，在大时代面前，陈独秀愿意回到延安工作。

在南京，陈独秀和博古、叶剑英谈过话，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由于日军疯狂轰炸南京，陈独秀于1937年9月12日，匆匆和妻子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了开往汉口的轮船。

到武汉后，董必武来看陈独秀。在其它问题都达成一致后，按照中央意见，需要他写一个书面检讨。董必武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

陈独秀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但组织并未放弃对陈独秀的召唤，在报纸发表文章，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在关于陈独秀的问题上，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1938年伊始，陈独秀被王明、康生等人在报纸上发起一系列攻击，诬陷陈独秀为日本汉奸，这令陈独秀非常恼怒。在打了一段时间的笔墨官司后，陈独秀彻底断了回归党内的念头。

1938年6月，陈独秀的家乡安庆沦陷。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将安庆的家人接出。7月，陈独秀和家人先后登上了去往重庆的轮船。

在重庆，陈独秀遇到了许多同他一样来到这里避难的旧相识，大家为他接风洗尘。

虽然陈独秀已不属于任何党派，但在国难之际，他还是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他为报刊撰稿，也被邀请去做演讲。他分析抗战形势，鼓励国民士气，并劝四川同胞戒掉鸦片。

由于重庆是日本战机轰炸的主要目标，朋友请陈独秀到江津县城去住，“江津是小城，比重庆凉快，目标小，敌机袭击也少，江津白沙镇驻进了不少国民党大机关。”

而且江津离重庆不远，坐船半天就到了。陈独秀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1938年8月初，陈独秀和妻子带着行李，坐船四、五个小时就来到了江津。

在朋友们的关照下，陈独秀在江津的日子倒也过得自在，有时候他到学校去给学生讲演，讲到抗日，他坚决主张要一致对外，反对卖国投降。

虽然偏居小城，但朋友或慕名而来的人也是络绎不绝，大家索要他的墨宝，他也来者不拒，满足他们的要求。写得最多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比起五四运动前后到建党初期几年的声望巅峰，此时的陈独秀只是一个谦和的、普通的老者了。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说：“除却文章无嗜好”。

独居山村，陈独秀常写诗赠给朋友，排遣孤独的心情。在给老友沈尹默的和诗里他写道：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在江津，陈独秀也交到了一些新朋友，比如台静农（台静农也是鲁迅的好友）。

陈独秀是台静农那一代青年人的偶像。和陈独秀偶遇，对台静农来说“既感动又惊异”。台静农在江津女子师范任教，彼此距离不远，他们经常一起切磋诗词，陈独秀写了多首诗赠与台静农。

蔡元培与陈独秀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去世，陈独秀陷入回忆的伤感：“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援救电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蔡先生照顾。蔡先生去世，实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

陈独秀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的悼文刊登在3月24日的《中央日报》上，其中说：“北大的三只兔子，一只死了，一只在国外，还有一只，怕不久于人世。”

那只在国外的“兔子”，指的是胡适，他当时任驻美大使。

1939 年入夏后，敌机轰炸重庆、成都加剧。日机轰炸重庆、成都，来回要经过江津。陈独秀有胃病和高血压，每次飞机过后，他都要大口喘气，歇息半日才回过神来。

有一天，在一个旧书摊前，一本线装《皇清经解》的手稿，引起了陈独秀的兴趣。他问这个手稿的作者杨鲁承是何人。卖书人说：“只知道是江津鹤山坪人，清朝进士，其他的不知道。”陈独秀翻了一会，买下了这本书。

隔日，在和朋友闲谈时，朋友说：“杨鲁承是清朝二甲进士拔贡，写过不少书，家中有几箱子手稿，来不及整理就死了。”

陈独秀得知杨鲁承的三个儿子都已去世，只有一个儿媳妇还健在，家中事都由她料理。陈独秀托人想和杨家后代见一面。

杨鲁承的孙子杨庆余，那时正希望有一位名人对祖父译著作校正并作序，当他听说陈独秀对他祖父的书稿有兴趣时，便立即赶到江津县城去见陈独秀。

由于县城敌机太吵，当陈独秀听说鹤山坪夏天比较凉快，也比较清静时，他便借着整理杨家旧书去那里住一阵。

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

到了鹤山坪，陈独秀除了整理杨家旧书，他还准备完成在狱中时就开始的《小学识字教本》。他非常看重《小学识字教本》，目的是使学习者知其所以然，在诠释文字的来龙去脉时，陈独秀运用了许多新兴学科知识，克服了古人的局限。

出版界的汪孟邹和陶亢德希望陈独秀尽快完成自传，以缓解经济困窘。但他答应写完《小学识字教本》，再写《实庵自传》。他认为，“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意义大，可以流传下去。”

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在审查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书稿时说：“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开来。”

陈独秀听说后，生气地说：“陈立夫懂得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字也不能改。”

国立编译馆见陈独秀不同意改，不敢印《小学识字教本》，前后寄送的 5000 元预支稿费也没有来要。

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书没有印，这 5000 元不能动。”

1939年9月，陈独秀将他五、六年前在南京狱中写的《中国古史表》寄给台静农，请他油印 20 余份。因为他一时无力整理出版，所以想油印出来寄给同好。

他写道：“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以好，免完全丧失也。”

1941年3月，陈独秀收到时任中央研究院的朱家骅托张国焘转寄的5000元，他告诉潘兰珍，这5000元不能要。

他写信给张国焘，“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将款退了回去。

自从出狱后，陈独秀生活动荡，没有固定收入，靠写文章以及北大同学会的帮助，生活过得非常清贫。

随着来到重庆的人越来越多，物价不断上涨，陈独秀不接受来自政府方面的资助，也不愿意去重庆看病。有一次竟听信偏方，差点中毒。虽然生命并无大碍，但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40年代初于四川江津（左二台静农）

1942年1月7日，陈独秀抄录近作寄给台静农：“峰峦山没成奇趣，胜境多门曲折开。蹊径不劳轻指点，好山识自漫游回。”

陈独秀的诗却让台静农颇为感慨：“体势雄健浑成，使我惊异，不特见其功力，更见此老襟怀，真不可测也。”诗书之绝笔却毫无暮气，真乃永远的“新青年”。

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成稿于1942年5月13日上午，成为绝笔。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已恶化，经常晕倒。

5月25日上午，陈独秀自知大限将近，他对身边照顾自己的何之瑜说：“我要和你分别了。谢谢你照看我。我的书，由你经手，送给北大。”何之瑜连忙点头。

又说：“我的书稿，你和松年、抚五等人商量处理。”何之瑜说：“你放心。”

陈独秀看着潘兰珍说：“她还年轻，之瑜帮她找一个工作做，莫拿我卖钱。 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潘兰珍泪流满面地答应了。

陈独秀最后对儿子陈松年说：“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陈松年哭着答应了。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享年63岁。

直到抗战胜利后，陈松年才将父亲和祖母的棺木运回了家乡安庆安葬。

晚年的陈独秀虽然远离了政治斗争的中心，但他仍是被国民党“关照”的对象，如他的朋友所说：“你是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

陈独秀笑说：“幸亏有朋友帮忙。有的人连面也没有见过，就寄钱来了。”

离开政治，陈独秀将剩下的时间都用于学术和文章上，也算是回归到一个学者的本色了。后期他也写政论文章，但有一部分被禁止发表。

作为革命家的陈独秀，在中年时遭受了政治上的挫折，有错误，也有反省，但他守住了底线，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即使晚年贫病交加，他也想努力为后世留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