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张宗昌兴败纪略

猴王说历史 2024-06-06 11:56:54

我于1922年至1927年曾任张宗昌的参謀长及第十一軍軍长。1922年,馮玉祥赶走豫督赵倜后,我投奔奉天,因为那里的朋友和同学較多,认为前途較有希望。初去时,我在郭松龄主持的讲武堂任中校教官;不久即去五站找陆大四期的同学許琨(字星門)。那时,許琨任张宗昌的团长,张宗昌是吉林第三旅旅长兼绥宁鎭守使。通过許的关系,我在张的司令部里任中校参謀,从这时起我才认识了张宗昌。几年的相处,知道张宗昌的一些情况,現将所見所聞,祇述于下,以供参考。

一、张宗昌投奉经过

1917年张宗昌以暫編陆軍第一师师长,随张怀芝假道江西援湘。张怀芝在湖南失敗,张宗昌的軍队在赣南,被江西督軍陈光远之弟陈光逵彻底解决。他只身来到北京,与陆軍部清算軍餉,領到一批現款,大約二十几万元。就在这时张宗昌結识了許琨,当时許任曹鲲漕河軍官教育团教官。不久曹錕以直魯豫巡閱使,在保定称觴祝寿。张宗昌为了走曹錕的門路,趁曹做寿机会,把他所領軍餉,尽其所有,铸造八个金仙寿星,作为礼品,送与曹錕。这八个金仙寿星,摆在保定巡閱使署寿堂里,在当时看来,确实是絢烂夺目,成为惊人的寿礼。曹錕收下礼品后,本来对张宗昌頗为嘉許,又经許琨奔走,答应把直皖战爭中直軍繳获边防軍的枪械,拨給张宗昌一部分。张可以傾枪,成立一师人的队伍。曹也欲收攬张,給他組织軍队。但是张因为有枪无人,迟迟未去取,失掉了机会。后来这事为吳佩孚知悉,坚决反对。张的願望落空,甚至要求給一个名义也作不到。許琨曾几次与曹錕的参謀长熊炳琦商量,皆以吳佩学不答应而擱浅。許琨在盛怒下和张宗昌說:“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咱們走吧!”其实张宗昌也只是在給曹錕拜寿时,与奉天代表张学良有一面之緣,并无深交,在这样沒有办法中,只好走奉天这条路。因此张宗昌同許琨到了奉天,把希望寄托在张作霖身上。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爭失敗后,意图报复,所有直皖系失意軍人政客,都被网罗在他的囊中,虚心接納。张宗昌到后,候了許久,张作霖才給他編了一个营的宪兵,属于宪兵司令陈兴亚部,这只是为了安頓他的随行人員。张宗昌以一个师长降而只得带領一营人,当然不能使他滿意,只好忍时待机,果然机会就随着来了。

在这以前,张作霖旣統一了东三省,不甘心于袁世凱小站练兵时的孟恩远盘据在吉林省的督軍位上,他們之間有时摩擦得很厉害。孟的吉林軍队,以他的外甥高士儐旅长为最跋扈。张把孟的督軍撤換,高士儐不服从命令,联合吉林鬍匪卢永貴与张作霖作战。张的队伍,由于直奉战爭新敗,元气未复,几乎不支。张作霖无兵可派,忽然想起张宗昌,便說:“他花了我好几十万元,让他去打高士儐。”于是张宗昌带着他这一营宪兵去打高士儐和卢永貴。除原有的枪支外,张作霖临时又发給他二百多支的别烈弹(一种打鉛丸子的枪)。张宗昌到五站后,卢永贵部下的小头目抛弃了卢和卢支持的高士儐,一致拥护张宗昌,使张不战而胜。原来,在帝俄侵略东北时,修筑中东铁路,张宗昌幼年以家貧,随乡人到东北逃荒,在北滿管修筑过铁路。这些胡匪中的头目,就是那些修路工人,除了山东掖县就是黄县人,都是张的老乡亲,和他們大半是熟人。一提张的名字,大家都表示欢迎,不願意和他打仗。于是张把这些人收霜,成为他的队伍,以褚玉璞、程国瑞和許琨为团长,共編了三团人。张作霖认为他有办法,就委他为吉林省防軍第三旅旅长,兼綏宁鎭守使。我就是在这时与张宗昌結合的。

第三旅軍餉,由奉天省拨发,但奉天币折合銀元八角,而吉林币折合奉天币只有六角,这样打两次折扣,軍队就吃不上飯了。为了自給自足,第二年开始张宗昌便在轄区内种植鸦片烟,因此他的餉源有了好轉。

在討伐卢永貴和高士儐的同时,1922年冬,帝俄軍队紛紛逃大中国境内,到五站的白卫軍达一万多人,枪馬甚多。张宗昌本会說几句俄国話,白卫軍請他收容,願把軍队交給他。共計他得到步枪八千多支,机关枪五十多挺,陆用七生的五的大炮十七八門。白卫軍最高首領并为张留下米諾夫为他的顾問,指揮这支白俄軍的司令是捏洽叶夫。张宗昌将一部分有技术的組成工兵队,后来在铁路线上行使的铁甲車,就是这部分人設制組成。据說中国軍队有铁甲車炮兵,是从这时开始的。

张宗昌旣有了枪炮,实力大增,就极力整編訓练,成为以后发迹的资本。他本来和张作霖素昧平生,毫无瓜葛,被迫投到奉系,由一营宪兵、二百支旧式枪,到收留白俄軍队而得到新式武器,张作霖这才不得不勉强把他当成自己人。因而张宗昌在奉系里,才算有了立脚点。

二、与郭松龄的一場争吵

1923年秋,奉天陆軍举行演习,校閱委员会的成員有李景林、郭松龄、张学良等。由于张宗昌在五站种植鴉片烟,又因他的队伍原为土匪招安,虽然大加整頓,有了一定成績,但是土匪气味依然浓厚。张作霖的总参議楊宇霆,极力反对张宗昌拥有这样一支軍队,每欲伺机把他除掉。张作霖对校委員說:“每年花一百多万,养着这帮队伍种鸦片烟,那太不成話了。这次演习,要是看着他們不行,就把他們解决,遣散好了。”因此郭松龄在秋操演习中,对张宗昌部队特别严格。

那时庄稼已经收割,地里全是高梁根子,硬挺在地面上,恰在演习那天又下了大雪,深达数尺。张部士兵在雪地臥倒,旣看不見高梁根,又泥濘不堪,就在这样恶劣条件下演习,有好多人受了伤。张宗昌看到这样,心里大不痛快。休息途中,在野地里見有三間独立房子,四无依傍,其中并无居民,张宗昌和我进屋里暂避风雪。张蹲在炕上,把随身带来的烧酒,拿出来喝。他一边喝酒,一边发牢骚,罵道:“他媽的,这是那个龟孙的計划,弄得我們这样。”正在駡时,郭松龄忽然推門进来,听到张宗昌的牢騷話,就問张說:“你在罵誰?”张說:“这是我的口头語,并沒有指駡任何人。”郭松龄气势汹汹,大发雷霆,指着张宗昌的鼻梁大駡:“我造你媽!这也是我的口头語!”这时只見张宗昌脸色由紅变黑,从炕上一翻身跳下来,我以为张发了火,要翻脸,认为张要拔手枪打郭,殊不知他跳下炕来馬上改口对郭說:“郭二大爷,你造俺媽,你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說的。”于是郭負气走了。我赶上去拉着郭的衣服,劝他别走,想替他們和解。张在后面却拉着我的衣服,不要我留郭。郭走后,张算过头来对我說:“你听我說,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爸爸!”

郭松龄和张宗昌打嘴架,閙得彼此不欢,秋操演习完毕,这事为李景林所知。李认为张宗昌受了委屈,于是电睛张宗昌到沈阳,为他和郭松龄見面讲和,并邀来张学良。李劝解他們两人說:“我們这个团体,内部不要閙意見。我們应該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对付直軍,更要紧的是打吳佩孚。茂辰(郭松龄宇茂辰)和效坤(张宗昌字效坤),不要把你們鬧別扭的事擱在心上。”郭向张赔礼,彼此表示歉意,也就不提这事了。李景林又提議,他們四个人結为弟兄,就在李宅郑重叩头,重申盟誓,以打倒吳佩孚为目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把秋操演习成績,向张作霖报告,陈述张宗昌的第三旅,学科战术成績优良,士兵如何能够吃苦耐劳,夸大其詞,形容了一番。张作霖根据张学良报告,认为张宗昌已经把他这旅人练成了一支很好的軍队,因此对张宗昌大加宠爱,視同亲兵,把他的軍队調到沈阳附近的东丰、西丰、西安三县駐扎。这时张宗昌的吉林第三旅,改为奉天陆軍第三旅,下轄三团:第五十五团,团长是褚玉璞;第四十四团,团长是許琨;第二十八团,团长是程国瑞。在与直系第二次开战前,又編了一个炸弹团,团长是王栋。

这里附带說明一下张宗昌与程国瑞的关系。原来张宗昌在二次革命时,他通过馮国璋的关系,接受了袁世凱的金錢,背叛革命,出卖他的領袖,把陈其美暗杀了。那时张宗昌是属于陈其美革命軍閘北司令李徵五部下,李是旅长,张任团长。张命他的营长程国瑞(宇竞武)把陈其美枪杀。这事多年来,迄未破案,也无人知底蘊。在五站秋操后,张部整頓队伍,大家对程国瑞这团人紀律不好,嘖有煩言,就是他自己内部的人,也这样議論。我也向张宗昌說程团軍风紀太差,影响整旅的名誉,要张把程撤换。不料张宗昌对我說:“旁人說程竞武怎样不好,那不去管他。你当参謀长,可不能那样說。你要晓得程竞武和我的关系,我派他打死陈其美,花了四十万元,一个錢也沒有給人家,我觉得对不起他。現在当上一个团长,那又有什么呢!”张亲口談出这事,我才知道程国瑞和张宗昌有这么一段不可告人的密事。

三、日本人代拟的作战计划

张作霖旣完全巩固了东三省的軍事政治经济权力以后,就积极准备,企图湔雪第一次直奉战爭失敗的耻辱,内則扩充、整訓軍队,外則勾結日本帝国主义。郭松龄推荐原陆軍大学教官、日本人名叫是永忠雄的为张作霖的軍事顾問。1924年春,由是永忠雄策划設計,組织了一个名为“参谋旅行”的軍事攻防演习观察团。这个粗织,网罗了所有东三省师旅长和参謀长。每一部队的軍事首脑,如不能出席,必須另派軍事代表参加,但各軍的参謀长必須出席。张宗昌的第三旅,即由我代表出席。

演习路线,是以假想敌人(指直系軍队)在渤海湾乘登陆艇上岸,以营口为桥头堡,向前进击,追过辽河,直趋沈阳,作急行軍观察。由营口到沈阳的路程,在行軍中,要求两天完成任务。在必要时,以紧迫战斗,甚至要求一昼夜达到目的地沈阳。在是永忠雄的率領和指导下,参謀旅行要按照日本軍事学家的計划,完成这項作业。这次参謀旅行,預示了假如直軍打算从营口进攻沈阳这条捷径,奉軍是有充分准备的。因此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吳佩孚的軍队死抱着山海关正面,与奉軍厮杀,沒有敢走这条路。其实,假若吳佩孚稍有胆略,派遣一旅偏师从这条路进攻沈阳,他仍然有把握取胜。因为营口到辽河至沈阳一线,奉軍这次并沒有設防,一天一夜之間,可以扭轉直軍对奉軍的胜利战局。但是秀才将写臭佩学失策,沒有这样做。

张宗昌在五站练兵时,鉴于张作霖有日本顾問,于是他也設了一个顾問室,以总顾問仓谷領导,其中有許多各式各样的日本顾問。仓谷是日本海軍上尉,从五站起一直跟着张宗昌。张任山东軍务督办时,这个顾問室扩大了机构,内分不少部門。在第二次直奉战爭将要开始时,日本顾問中有主张为张宗昌组织一支日本軍队的。但关东平方面反对张的日本顾問为张组织日本軍队,即所謂志顾軍。关东軍认为日本軍人不能这样下流,同白俄軍队在一起,有損日本軍人的尊严,这个打算就放弃了。不过也有一个日本人为了諮媚张宗昌,甚至願意拜他作干老子的。但张觉得不好意思,要这个日本人去拜他的母亲作为义子,因而张老太太赐这个日本干儿子名叫张宗拨,說成是张宗昌的胞兄弟(自称为张宗拨的日本人就对人这样說)。

四、奉直战时张部作战概况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爭爆发,9月15日奉軍进攻热河,占領凌源、朝阳。17日,吳佩孚在北京四照堂,就討逆軍总司令。张作霖以奉天陆軍第一师师长李景林和第三旅旅长张宗昌組为第一軍,李景林任軍长,张宗昌任副軍长。但李、张仍是各人統率各人的軍队,各人打各人的仗。第一軍出发后先打热河,軍到朝阳,热河都統米振标就跑了。李景林犯了官迷,先搶地盘,就坐上热河都統的宝座,对于作战大为松弛。张宗昌部从热河打到离冷口不远的玉麟山,直軍在那里布防,正面劲敌是董政国(綽号董二杠子)和彭寿莘等部。张宗昌部担任这方面作战任务,两軍接触,鏖战七八昼夜,枪炮声响成一片,如像开鍋的沸水一样,分不开单声的子弹声音。张宗昌在山上前线指揮,司令部設在山下。紧张的时候,連护兵、馬弁都派出去作战,司合部里只有我这参謀长一个人。就在第八天,正当危急时,胜敗存亡系于呼吸問,夜里张宗昌从前线給我来电话,說:“我要求你,給我派点人增拨,那怕是一連人也是好的。”并說:“李景林是你的同学,你能不能給他說,让他派点人支援我們一下。”我回答說:“你不要作这样想法。李景林不可能給你添一个人。現在就是赶大車的伕子,我都給你轰上山了。你千万撑持着,不要动,过了今天夜里,明天再想办法。”

次日天亮,忽然来了一个邻近友軍的参謀人員(忘其姓名),是蔡平本(字树德,就是后来抗日知名的丁超、李杜的长官)派来求援的。蔡的部队在我們部队后侧面約七十里的青龙县,被直軍最精銳的时全胜旅包围,已经几天几夜,粮尽弹絕,因此派遣这个参谋持函求援。这一段地带在山海关和冷口中間,距奉軍嫡系三四方面軍也是五六十里。如果时全胜抽出一小部,在张宗昌部队后面放几枪,則张宗昌部队就会垮下来。我看到这种局势比张宗昌要求增援还要严重万分。于是写了一封密信給在前线的褚玉璞,要他严守秘密,火速抽調五百人馬上就来,对任何人都不能說是什么任务,把前线指揮暂时交給团副徐源泉(字克成)照应一下。褚来了,我告知即刻快速馳赴青龙县,把蔡平本救出来。褚执行了这个計划,达成了任务。第二次奉直战争,张作霖之所以战胜直軍,其关键就在这里。

在这以前,禇玉璞因不遵守司令部指示,犯了錯誤,所以他这次邂命唯謹了。原来,在一次战役中,当张宗昌的軍队已经把时全胜包围住正要捉捕时,褚未按照命令执行,以致功亏一篢,让时全胜的队伍跑了。张宗昌赶到时,时全胜司令部丢下的飯碗还是热的,因此大駡褚玉璞誤了戎机。后来开軍事会議检討时,张宗昌对大家說:“以后我說的話,可以不算,但是必須听王参謀长的話和手令,方为有效。”因此这回我写信給褚,要他派人救蔡,褚遵命行事,解了蔡本本之围,奠定了奉軍胜利的基础。

褚玉璞驰拨救蔡的那天下午5时,张宗昌正面之敌董政国、彭寿莘部开始退却。我在司令部門口,远远望見来了两匹馬,一个是禇玉璞,一个是蔡不本,蔡是来致謝的。快要到黄昏时,张宗昌从前线山头上下来。蔡見着张,双膝跪下請安,千恩万謝。张宗昌莫名其妙,問这是怎么一回事。蔡說被围,你派褚团长救了我。张向着蔡对我支嘴,意思是說,这是我的事,他不知道。蔡平本拍着张宗昌肩膀說:“老弟,你有这样好的参謀,等着打胜仗吧!像我們那个参謀,叫他来求援,也不晓得他跑到那里去了。我回去非把他枪毙了不行。”我說:“老将軍不必这样,他也許是回不去,所以你未見着他。”蔡說:“明天你們的队伍到那里,我就跟着你們走。”从那时起,蔡平本随着张宗昌部越过长城,进了冷口,后来从天津一直打到上海都在一起。

第二天张部正面敌人董政国、彭寿莘的战线全面崩潰,张部跟踪进入冷口,追击部队先鋒已达灤州境内。当天夜間,由于作战行年以来,部队行列极为零乱,虽然敌人退却,整个战局尙未判明。早我出外視察地形,张問:“你一夜未睡,出去作什么?”我說:“我去外面視察地形,以防万一。因为軍队零乱,假若敌人打枪,就不可收拾。看好地形,我們可作准备。挨过今夜,明天我們就可以去繳吳佩孚的械了,那时就要大发其財了!”果然次日吳佩孚离开灤州后退。当张和我到达灤州时,馮玉祥的代表段其澍和熊斌(哲民)带着許多礼品,到灤州来慰劳,并請求合作。段其澍和熊斌告诉我,馮检閱使的部队陆续后撤,先头部队已经占領北京,把賄选总统曹錕囚起来了。

五、收编直军扩充部队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从古北口回师进入北京,曹锟被迫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职,下令停战,直軍各战线根本动搖。吳佩孚遭到严重打击,只得弃軍退到天津。各路直軍粉粉后撤,所有首脑从团长以上均弃职潜逃,軍心渙散,不堪收拾。大約在10月底,或早一些时候,张宗昌率軍到达灤州,把吳部嫡系直軍尽行收編。在这次战爭中,吳佩孚号称三十万大軍。其与张宗昌正面作战的嫡系部队,董政国、彭寿莘两部大約有六七万人,均由张宗昌收容改編。因此张宗昌的部队,一时膨服到七八倍以上。

李景林在热河听到张宗昌进入冷口,已达灤州,于是追踪赶上,跑了一天一夜,一气急行軍走了四百多里,也进了冷口。李景林到灤州时,张学良从山海关也到了灤州。张学良見张宗昌收編了这么多的队伍,大为惊异。这时张部在灤州附近收編队伍,所有中下級軍官均升为将校級,因更換肩章,来不及换新成品,都用錫箔紙糊成黄色肩章代替。张学良說:“长腿(张学良以张宗昌身高腿长,故这样叫他),你眞行。升級的事,我們也应該赶快办呀!”

由于张宗昌战功卓著,俘获大批直軍,扩充了自己的部队,引起了其他奉軍眼紅。特別是张学良,认为他的三四方面軍,在吳佩孚那里所获有限,比起张宗昌未免相形見絀,因此在懊丧中与郭松龄大起爭吵。这样,也扭轉了郭松龄在五站校閱时鄙視张宗昌的心理。我对张宗昌說:“我們寄人篱下,这回总算出头了。”张宗昌听了,也觉得有些飘飘然。

张宗昌、李景林相携到达天津后,李景林見官就搶,又把直隶省軍务督办搶到手。张宗昌带着七八万軍队,又沒有适当地盘,拥到天津来,当然不是一个办法。因此奉天軍事当局,策划让张宗昌去打直系的齐燮元,借此南下,扩大傾土,以便安插一些想做督軍、省长的人。这个决定,大約张宗昌到天津后,不到十天,就奉到指示。随即改任张宗昌为第一軍軍长,按照战时制,率領所部陆续出发南下。这时,张的軍队已经超过十万人了。

在张宗昌还在天津未出发时,王琦向张宗昌献殷勤說:“我們应該收拾陈光远,以报江西繳械之仇。把他抓起来,問他要枪,問他耍錢。”张說:“大丈夫不記前仇,算了吧!这样干,不是叫人家說,我們来天津綁票嗎?”张宗昌的恢宏大量还表現在另一事件上。有李藻麟者,字伯仁,北京市丰台人,陆軍大学第五期毕业生。北洋軍拨湘时,张宗昌任第一师师长駐扎江西,李藻麟任张的参謀长,与张相处甚好。张在南方失敗后,李投直系,任彭寿莘的参謀长,在冷口与张大战。直軍失敗后,张对我說:“到天津后,你設法把李伯仁找来。”因此我命褚玉璞的团长翟文林(后来自任山东沂州鎭守使),持我名片到北京去找李。李見奉軍团长来訪,不知要出什么事情,大或不安。经翟說明原委,李即来津。张宗昌即委他为随軍参謀长。

六、大军南下的阴谋

这时直隶已为李景林所得,山东在郑士琦手里,张作霖旣决定南下,假道伐號当不成問題,于是命令张宗昌向江苏进兵。

这时徐州鎭守使是陈調元,他有一师軍队駐在那里。这給张宗昌一个不劳而获的机会。在很早以前,在馮国璋任江苏省都督时,陈元(字雪軒)是馮的宪兵司令,与张宗昌頗有交情。张宗昌是爱花錢、爱交朋友的人。他与陈调元相契,不分彼此,在一起嫖賭,为陈出資,娶了当时上海名妓花四宝作为姨太太。张宗昌现在要南下打齐燮元,基于上面說的这样内情,于是陈調元借口奉天大軍压境,难以抵御,便把他的軍队,調在碭山和丰沛一带,躲开徐州,把路让出来。这样,张宗昌不发一枪一弹便占領了徐州,浩浩蕩蕩,直迫浦口。徐州旣已易主,南京門戶洞开,张部分路渡江,到南京下关时,稍有小接触,齐燮元便蹓之大吉。

张宗昌十几万大軍,把江苏省各重要名城,均行占領。毕庶澄部駐在无錫,吳致臣部(騎兵)駐常州,褚玉璞部駐宜兴。当张部軍队到达常州时,分为两路:一路由张自己带領进駐上海,一路由褚玉璞以副軍长名义,率領二三万人,同参謀长王翰鸣从常州到达宜兴,准备进击浙江,先头部队,已与浙江孙传芳軍对峙。

张宗昌在宜兴时會召开軍事会議,征求大家的意見,說:“我們現在有两个参謀长。你們說,参謀长給誰?”大家都說,我們从奉天出发,打垮吳佩孚,参謀长是王翰鳴,应該仍然是他。于是张宗昌这时才正式委任王为第一軍参謀长。李藻麟同张到上海,任他那一路的随軍参謀长。后来张宗昌任山东軍务督办,王任督署参謀长,李藻麟改任第一軍参謀长。

在宜兴軍事会議上,會討論到旣已占領江苏,必須拿下浙江;攻占浙江,安徽自然不战而下。待这种局势造成后,张作霖和楊宇霆,絕不可能把三个省的地盘全部拿去,张宗昌至少也可以分到一杯羹。主意打定后,于是褚玉璞和王翰鳴軍次宜兴,布置陣地,靜候张宗昌的命令,即从宜兴直扑杭州。一切布署均已妥贴,单单等候上海消息,可是許久沒有动靜,使褚、王如同墜入五里雾中,就在宜兴擱浅起来,轉年3月才奉命撤回徐州。

1924年冬,张宗昌到了上海,旧地重游,兼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上海人士面前,天天花天酒地,大有此間乐不思蜀的样子。其时,孙传芳以五省盟主自居,并未住在杭州,正在上海。他为了和緩张宗昌对他的攻势,经由吳光新(綽号大臭三)的拉攏,在妓院吃花酒、賭博,与张結拜为兰譜弟兄,彼此化干戈为玉帛,免去用兵。在常州、无錫、宜兴一带候命前进的张部,以久无消息,不明究竟,會由王翰鳴以参謀长按照原作战計划,致电上海张宗昌請示戎机,連续三次,均无复电。张宗昌不但不打孙传芳,反而把王的电报給孙看,并說:“我的参謀长要打你。”孙說:“你可以通知他一声。”张說:“我才不告訴他呢,让他悶悶吧!”不久发表卢永祥接任江苏省軍务督办,为楊宇霆督苏預作准备。这是1925年4月間的事。

在这情况下,张宗昌图謀苏、浙、皖的計划,眼看不能实現,因此使他大为不滿,于是把进窺浙江的部队撤过长江以北,集中在徐州蚌埠一带。他是无意支持楊宇霆,为楊保鑣的。这样一来,张作霖不得不急于替张宗昌想法謀求地盘。张作霖向段祺瑞要求郑士琦的山东。在当时,段祺瑞要依靠张作霖維持他的临时执政,和馮玉祥保持均势,因而不得不免郑士琦的职,发表张宗昌为山东軍务督办。这在张作霖方面,是利用张宗昌的武力,支援楊宇霆和姜登选。8月間,段任命楊、姜分任苏、皖軍务督办。但楊、姜两人前来苏皖,并沒有直接領有軍队,因此遭到后来的失敗。

七、督魯种种

张宗昌督鲁之命旣已发表,郑士琦拖了两三个月仍沒有表示,大有恋栈之意,双方均在积极备战,看来就要打仗。郑士琦在山东的势力,有原北洋第五鎭改成的陆軍第五师(师长孙宗先),另外还有十三个混成旅。这些部队表面上均表示拥护郑士琦,拒絕张宗昌。张宗昌駐在徐州大不耐煩,他叫部将許琨率領两个旅,由枣庄、峄县插入山东,准备以武力进取。

正在这时,旧历四月初八日,张宗昌为他母亲做寿。那时我已十余日未見张,趁拜寿机会,前往見面。席間坐滿了客人,其中有山东来走消息的人。张把我拉到旁边說,“我已叫許星門开进枣庄两个旅,从后門給郑士琦插进去。”我問张:“你的山东督办命令,不是已经发表了嗎?”张說:“发表了。”我說:“你赶快打个电話給許,要他停止,待命前进。”张說:“为什么?”我說:“打,我們打得不錯,一直打到上海。現在可不能打,若打,你的督办就飞了!”张說:“怎么呢?”我說:“郑士琦是段的合肥亲同乡,山东是皖系的一点根苗。你要一响枪,段就有話說。到那时,段张談判,以不能糜烂地方为理由,設法把你調走,你的督办就当不成了。”张說:“人家要打,我們又怎样呢?”我說:“山东虽然有十三个旅,其中第七混成旅旅长胡聘三是郑的台柱。他和我同学,我知道他就不願意打,我們可以設法和平进入山东。”于是张宗昌改变主意,把这事交与我去处理,并对我說:“咱們公事公办,人家要是把你枪毙了,我可不能管。”随后又問我要带多少队伍同去。我說:“不要带队伍,我一个人去。”当时山东来穿线的人为原第五鎭管带,現任郑士琦副官长的陈澤普。因此我邀同陈澤普一起去济南,并带了工兵团团长王砥周同行,就在做寿那天夜里挂車离徐北上。車到济南,已经半夜,我們在車站附近旅館住下。次早我一人去督軍公署拜会郑士琦。因彼此素不相识,不好开口就說正题,我只好绕湾子說:“我来此地,人地生疏,請督办給我帮忙。我們軍队来到这里,怕扰乱地方,請督办通知副官处派几个副官,給我們找找房子。”郑問:“你們来多少队伍?”我說:“我們先来两旅,随后全来。”郑說:“好吧!”我即辞归旅舍。晚問陈澤普来送信說,郑士琦的专車已经生火,果然当天夜里就走了。第二天山东省长龔伯衡(合肥人)持片請我睒話。龔說:“郑督办走时,把印交給我,我現将印交給参謀长好了。”我說:“可以。”我即赴督署,先把站崗的撤換,并将由督署至車站均換成工兵团的自己人,然后我对督署原任的职員們說:“你們安心各守崗位,明天张督办就来了。”事情办妥后,我回旅舍打电报給张宗昌,要他来济南走馬上任。第二天,张就来了。在张未来以前,我又去訪省长龔伯衡說:“明天张督办来,应当举行一个交接仪式,行一个接印典礼,这事最好你准备一下。”龔表示遵命而行。

张宗昌接任山东軍务督办后,过了几天,对省长問题,有点发愁,問我怎么办?我說:“这个問題好办,叫龑辞职好了。”张說:“替龑想个名义。”又說:“山东有黄河,給他一个黄河督办。”他要我去征求龔的同意。我临走时,他又把我追回,說:“不能就这样去。”于是提笔写了一个条子,給龑五万元。我去見龔,龔說:“参謀长給我帮帮忙,我不敢孟然辞职。如果要我辞职,我就辞。”我說:“你辛苦了多少年,休息休息也好。”我以黄河督办征詢他是否願意接受,他表示沒有治河经验,坚不受命。于是我拿出张宗昌批的条子給龑,龔說:“給我这許多錢,实在不敢当。”謙让后,也就收下了。第二天龑辞职,随后轉回天津去了。

张宗昌以山东軍务督办自兼省长,不久政务厅长田桂凤(揚州人,前清翰林)提出辞呈,张派他的秘书长林宪祖接任。林是张当团长时的书記官,他以秘书长而任厅长,未能滿意,目的在想当省长。又过了好几个月,林总是請假不上班,与张大閙別扭。有一天张宗昌在办公室,用大墨海练习写字,我在他对面閱公文。张不說話一个劲地写,忽然猛的一下,把笔一丢,濺我一身墨水,自言自語說:“他媽的非要不行,我非不給不行。請假,請假。”我才明白张不乐意的原因,便問他:“督办,你打算把省长給誰?”张不答詞,我继续說:“你不能久兼,将来如果老将(指张作霖)为你派来一个人,那就于你太不方便了。我看林稚(即林宪租)最为适合,他究竟是自己人,不是如同你兼一样嗎?你不給林,又給誰呢?这样看来,你就非給不行。”经过我这样一說之后,张宗昌終于电請北京,保林宪祖为山东省长。关于林怎样得任省长,我和林虽然同在张宗昌身边多年,我始終未与林談过这件事。

八、八里洼銮战,李景林求援

1925年张宗昌督鲁,把他原在五站任中校参謀的孙鉢传安置为徐州鎭守使,将軍队大部带回山东境内。同年冬,河南国民二軍岳維峻,乘国民一軍兵临直隶压迫李景林时,派李紀才配合靳云鹗等部会攻山东,战事从徐州开始。张宗昌偕同褚玉璞亲自到徐州指揮作战,战爭頗为激烈。张部有些不支,軍队士兵有逃回济南情况,因此济南商埠地区发現逃兵甚多。徐州鎭守使孙鉢传那一旅人后被打垮,逃窜到博山。这时潘复忽然携同山东地方有潜在势力的聞人夏蒲斋(即夏莲居士)到督署訪我,因张宗昌赴前方作战,由我代理督办职务。潘复以半开玩笑的口胸試探說:“你是督署参媒长,代理督办,又是預备軍长。你看你身兼三要职,怎么滿街都是清兵,这成什么样子。我們組织一个維持会来維持地方秩序吧!”潘說这話的意思,意味着张宗昌就要完蛋,顿时使我想到其中定有文章,可能潘、夏是在配合靳云鹗,用政治軍事压力企图夺取山东政权。我揣知他們不怀好意,就瞋目向夏蒲斋說:“我还有权,能杀人呢!”于是这席不得劲的談話就中断了。

潘、夏走后,我派軍需处长祝仭千(掖县祝家庄人,与张同村)立刻到前线,把潘、夏来意告张,并要张回济坐鎭。第二天张回到济南,他还是同潘复賭錢喝酒,不談此事,也未問我经过。两三天后,济南附近八里洼发現敌情。原来靳云鹗勾結山东著名土匪刘荆山作内应,靳云鶚与李紀才在外围打,刘荆山在胶济线扰乱,想一举攆走张宗昌。因此八里洼一接触,战况就非常激烈。张宗昌为了保卫济南和他的山东地位,拚命反击,双方死亡惨重。結果把靳云鶚、李紀才打得潰不成軍,逐出山东境外;同时稳定了徐州方面的势局,张部声威大振。

张宗昌为了补充兵源,命我兼任預备軍軍长,并命令山东每县征集一营补充兵,有些县份遵命征集到一些壮丁。在国民二軍进攻山东时,我把潰下来的士兵,不管哪軍哪师,有人有枪就收容,先編一旅,派楊秀峰为旅长(楊为张宗昌任馮国璋軍官教育团长时的学生)。八里洼一役,击潰靳、李后,我到博山視察补充兵,整頓軍队,曾两次接到张宗昌电报,要我把退到博山的孙鉢传軍队繳械,并将孙就地枪决,以惩他在徐州未奉命令即擅自撤退的罪状。我即派車把孙部几百人送上車厢,嘱楊秀峰旅长预备好队伍,在铁道低洼处伏兵把孙部繳械,不使孙部逃脫。在車头摘掉时,車仍滑行,伏兵以为孙部要逃走,即开枪射击,一时枪声大作,乱打一陣。孙鉢传不知底蘊,跑回来見我,把大衣給我看,只見大衣上枪弹眼如同籮篩一样,但孙并未受伤。我将两份电报給孙看,孙說:“这怎么办呢?”我說:“我救你的办法,只有我派妥人把你押解济南,叫送你的人把你亲交督办,除他本人外,任何人不交。你只要見着督办,亲自一說,谁保沒事。”因为大家都摸清楚了张宗昌的脾气,一見面,万事皆休,也就一切不究了。孙同意这样做,结果去后,平安无事。后来改編胶济线的土匪刘荆山部,也编了一旅,刘任旅长。其实刘部人多,再加上孙鉢传的几百人,也勉强凑成一旅。本来打算用这三旅人,补充各軍,但刘荆山不同意編入任何軍,只同意由我带他这部分人,因此这三旅人成为后来我統率的第十一軍。

我任第十一年軍长后,奉調鲁南沂县。1925年12月,张之江的国民一軍把李景林逐出天津,李狠狽逃到济南,求救于张宗昌。张宗昌答应支援李景林。他們之間的秘密协定,是反攻天津得手后,直隶軍务督办由李让出来給张支配;李要张支持他组织内阁,他去当国务总理。直隶省軍务督办,在张部下人选中,当然以褚玉璞的呼声为最高。毕庶澄聞知,也想搶这把交椅。因晚了一步,褚的命令已经发表,但毕心中頗为不快,从此与褚疏远,为后来被杀留下伏案。

为了援助李景林反攻天津,张李组织直鲁联軍,张宗昌任总司合,李副之,并任褚玉璞为前敌总司合,率軍北上。我奉命率領第十一軍沿津浦路前进,到了滄州,才赶上大队,加入徐源泉这一路。徐是总指揮,我副之。这时东交民巷八国公使,以日本为首,发出觉书,致临时执政府段祺瑞,以辛丑条約为依据,阻止国民一軍在天津附近作战,并炮轰大沽口。次年4月,张之江部退出京津,轉至京绥线上的南口布防,继续抵抗奉軍和直鲁联軍。直魯联軍进遍北京,沿途并未发生大战,只是在离北京不远的大紅門,打了一天仗就开进北京。

这时段祺瑞已被馮軍逼下台,在馮軍撤走直鲁联軍未到前,北京地方人士,所謂四老,王士珍、赵尔巽、江朝宗、熊希龄等人,組织了一个維持会,在城内維持治安。我奉张宗昌命,兼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这个命令突然而来,使我甚为惊訝。按理說,徐源泉是总指揮,为什么沒有給徐。我拿到这个京津卫戍总司令,有些为难,以后成为遭謗的根源。我原想見着张宗昌时,談談他对国民軍今后的意見,再順便談談这个問题。就在这时,魏联珉私自以我的名义去接收維持会。維持会方面的大老們說,等我們問問张效坤再說,予以碰回。同时我的一部分軍队是土匪改編的,来到繁华的京津,紀律也太坏,有搶劫事情发生,更遭到大老們的不滿。后来张宗昌到北京,忙着应酬,簡直很难見着。大約过了两三个月,张見我說:“怎么什么事你都不知道:你把你的軍队开到德州、禹城、年原去駐防,整頓整頓罢!”我即率部离开北京。张作霖随即发表于珍为京畿卫戍司令。我駐禹城时,张宗昌从北京回济南路过禹城,我去接他,他对我說:“你要那东西(指維持会)干什么?弄得他們鸡娃喊叫,說你的閑話。假如有机会,咱們家里有什么,你拿什么,我要是留一杆枪,我就对不住你。”我說:“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說到此,要見他的人一拥上車,就不能往下再說,时間只有几分钟。

九、直鲁军二次下江南及其失败

1926年秋冬,国民革命軍长驅北上,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自称安国軍总司令。他把由津浦路南下的任务,交与直鲁联軍负责,因此张宗昌有第二次南下的行动。

张宗昌奉到命令后,在济南召开軍事会哦,他要各軍、师长实际统計各部究有多少枪支,不准虚报,一人一枪。检查结果,共計实有枪支十七万多支。从这时起,除原有的十一个軍外,陆续发表到三十四軍的番号。

这时各省旧反动軍人集济南,就我記忆所及,計有:广东陈炯明,广西陆荣廷的大将刘志陆、馬济(字愼堂,后在山东組织軍队,为紅枪会杀死),福建楊化昭,陝西刘鎭华等,其他各省大小軍閥代表,难以数計。张宗昌直轄部队計有;第一軍,軍长张宗昌自兼,后让与张敬尧;第二軍,軍长方永昌;第三軍,軍长程国瑞;第四軍,軍长孙宗先,后改任顾震;第五軍,軍长王栋;第六軍,軍长褚玉璞;第七軍,軍长許琨;第八軍,軍长毕庶澄,并兼海軍司令;第九軍,軍长朱泮藻;第十軍,軍长杜凤举;第十一軍,軍长王翰鳴;第十二軍,軍长寇英杰;第十三軍,軍长刘志陆;第十四軍,軍长孙殿英。余者已不复記忆。前敌总司令褚玉璞,参謀长李藻麟。

大軍下江南,首要問題是怎样安定后方。因为这些地方軍都是反对孙传芳的,或者持灰色态度的,而张宗昌率軍南下是援助孙传芳,名义上虽然要跟国民革命軍作战,但具正的北伐軍并沒有多少,只有这些首鼠两端的各省地方軍。为了首先肃清安微境内的异己軍队,一面由褚玉璞过江扑南京,一面由张宗昌亲自去合肥,解决安徽北部的馬祥斌。馬部原为倪嗣冲的安武軍旧部,頗有战斗力,这时已接受蔣介石的委任。加之倪道烺在安徽地方上操纵,大搞軍队,給张宗昌阻力很大。而皖北情况也非常复杂,张宗昌乃以第七軍軍长許琨代理安徽省軍务督办,率軍入皖,并調王翰呜的第十一軍随軍前进。

我的第十一軍驻扎寿州。1927年夏天,我部突被安徽地方軍包围,在寿州城外四顶山鏖战。由于对方炮火猛烈,我去颍州調袁家骥师增拨,因袁部在正阳关作战,部队抽不下来,又以阴雨速綿,下了七八天的雨,道路泥滓,在我未回防时,寿州已被敌占饵。这时张宗昌攻合肥,与馬祥斌成了胶着状态,打了三个月也未将合肥攻下。张宗昌一气,跑回济南。我失却了寿州,在北京的张作霖据报后,通令各軍,要把我就地正法。这事各軍长皆知,我本人則不知晓。因为在寿州被围,我去颍州調袁部增援时,天雨泥濘,未能即时返防,有擅离陣地之嫌。在未返防时,我住在袁的司令部里,袁派他的亲信团长(是个残腿,忘其姓名)陪着我吸鴉片。这个团长曾試探我的口气,要我把軍队拉出来,回到河南,由我任河南軍务督办,袁任省长。我表示与张宗昌的关系太深,不能即时脫离单干。但是我在袁处住了这許多天,使人猜疑別有异图。李藻麟和徐源泉认为我和袁接近,把軍队拉走是有可能,因此以寿州失守为理由,才有就地正法的处分。

张宗昌回济南后,第一軍軍长由张敬尧代理。这时寿州已被我部克复,我回到寿州时,张敬尧对我說:“你这个軍长,已派了张宗輔(原为許琨部的第二营营长),他已派他的副官长来接任。但是你这个軍长下来后,沒有下文。”张又說:“你千万不要和张宗輔見面。”这是张敬尧怕我遭到张宗輔就地正法。接着又說:“我們一起去打六安,打下来,我把这事作为你的成績,看看把你的下文打得出来么。”打下六安后,在回寿州途中,第十四軍軍长孙殿英派牛馨甫把我接到他的司令部去住,孙殿英說:“牛大哥去接你,对你說什么?”我說:“沒有說什么。”孙約我一同赴济南,但因怕袁家骥打他,不辞而行。第二天我赶上了孙,孙問我袁会不会打他,我說:“我来了,袁当然不能打你。”由这些迹象表明,李藻麟和徐源泉在张宗昌那里說我与袁要回河南,就显得很明确了。后来我見着許琨,許說“我把张宗輔駡了一頓,說你能带得动王墨庄(我的别号)的那个队伍嗎?同时我也和督办爭吵过,說如果你把失守南京的褚玉璞枪决,我就把王墨庄枪毙。”由于这样,我才保住了脑袋。

这里要补提一下张宗昌杀毕庶澄的经过情况。这次直鲁联軍南下拨助孙传芳,由于安徽北部敌軍頑强抵抗,終于不能肃清,影响了长江以北的安宁。而褚玉璞在长江以南遭到失敗,主因是蔣介石采取了分化收买手段,起了重要作用。当张宗昌攻合肥不下,返回济南时,他的心情是十分懊丧的。这时毕庶澄又在上海失敗,撤至靑島。

张宗昌接到很多关于这次上海作战失敗的情报,說毕庶澄已经和蒋介石有了默契。当即电令在徐州指揮作战的褚玉璞返济,张对褚說:“我有一件极重要的事,你能替我做嗎?”褚說:“只要督办有命令,我都能办。”张即将毕庶澄通敌情形对褚叙述,并将截留到毕庶澄通敌的电报給褚看。原来褚玉璞与毕庶澄私交甚厚,且为兰譜弟兄,从五站时起,毕即与褚形影不离,有时毕对张有所要求,都是褚为之从中斡旋。由于毕庶澄少年得意,后来在言語和态度上,都表現出驕傲的样子。褚得直隶軍务督办,毕不免有些嫉妬。进关以后,毕和褚在往还上,由于嫖賭,有过一些摩擦,因此感情已不像从前那样亲近了。

褚接受命令后,作了一番布置,即以长途电話与在青島的毕庶澄說話,請毕来济南,說有要事待商。毕答应乘晚車来济,預計次晨可到。那天早晨我到褚的济南留守司令部訪褚,褚对我說:“你第一下,我有点事出去,馬上就回来。”我就在那里等着。后来知道当毕庶澄到站时,褚去車站迎接,两人一起到了褚的私宅。褚宣讀了张宗昌的命令,并历数通敌有据的罪状。这时毕的周围,布置得如同法場一样,毕知不能免,随即由褚的干儿子刘振邦开枪把毕打死了。褚办完事后,回来对我說“我已经把莘舫(毕庶澄别号)办了。”我惊問是为了什么?禇說:“不能說,不能說,你也不要問。”

事后方知是张宗昌不忍心亲自下手,故借褚之手而杀毕,并以考验褚对他的忠誠。这件事本是預先准备好的,所以非常迅速而机密,故无人知,也无法挽救毕的性命。

直魯軍因在长江以南失敗,在安徽的部队也站不住脚,紛粉后撤,向北退却。以阴謀险詐著称的袁家驥(这人不时寡言笑,好讀书,頗具野心)和张敬尧合謀(张虽代理第一軍軍长,其实指揮不动,他只有一团仪仗兵。),假意投降馬祥斌。馬見直魯軍退却,誤认为袁、张不会跟张宗昌走,这两人来与他合作,当然是情理中很自然的事,不疑有他。袁、张把馬騙到袁的司令部,就把馬祥斌活捉起来,直解济南,向张宗昌邀功。张宗昌因南下受阻,而不能不北撤,归罪馬祥斌的抵抗,因此在盛怒下把馬祥斌杀了。袁家骥师后撤时,退到曹县,袁虽詭計多端,終以待下刻薄寡恩,被他的护兵枪杀在他的汽車上。我在退却中,把第十一軍軍权和司令部直属部队交与孙殿英代管,只身随大軍退回济南。我見着了褚玉璞,禇对我說:“我把褚玉斌(褚的弟弟)旅和新成立的两旅人,交給你带,再想法成軍。”我回答說:“我不想再干了。”后来赶到德州,見到张宗昌一面,彼此默默然,未交一語。我即脫离直魯軍,到天津来閑住了。

十、撤出山东,滦州复亡

张宗昌率直鲁軍从安徽总退却前,蔣介石虽远在江西,为了分化直鲁軍和孙传芳軍之間的关系,分别以个人关系拉攏张部各軍长。蒋會派人以国民革命軍第二十七軍軍长番号给我,同时也給許琨以xx軍的番号。但因张部在仓惶退却中,未接上头,当时我并不知这事。后来还是闇馮与蔣作战时,蒋介石在柳河車站与我見面,蔣亲自告訴我这事,所以仍然将这个番号再次給我,要我粗织二十七軍。关于这事,容再另文撰述。

1927年年末,北方局势日蹙,当时山东地方上有影响的人士,如张怀芝之弟张怀斌(原任郑士琦督鲁时烟台鎭守使)伙同刚刚在河南失敗的靳云鶚,以及唐柯三、唐仰杜、夏蒲斋等济南地方士紳,劝告张宗昌组织山东省保安总司令部。他們这个建議,名义上虽然拥护张宗昌,实际是要张宣布独立,保境安民,以免地方遭受塗炭。这等于說,要张脱离张作霖。张宗昌不肯这样做,故此毅然离开了济南,并将直鲁軍撤入直隶省境内。这时南京发表陈調元为山东省主席。张认为陈之长魯,只是代他照管地方,一俟将来整个局势有利于北方时,山东仍然可以唾手可得,故决心放弃山东,与地方人士保持好感。

直魯軍撤入直隶省,张宗昌虽然失却了山东地盘,但直魯究竟是联合组织,褚玉璞是他的部下,他仍然是总攬大权,指揮一切,将所有撤退軍队驻防京奉线关内段灤东一带。在灤东的队伍,均由許琨指揮。許时常回津与我見面,談到张的处境困难,所談之事甚多,以年月过人,不复記忆。茲就有关系的略談一二。許琨說,张宗昌曾这样对褚玉璞等人說:“我把山东賠光了,来到你們直隶,我是在这里吃劳金。”所謂“劳金”,是一种买卖人的口語,就是自己的商号倒閉了,来到联号里当伙友,等于自己吃自己的劳动力一样,故叫作“劳金”。由张宗昌的这番牢騷話里,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狠狈情况了。

正因为这样,为了减轻直隶省的财政负担,张宗昌采纳了总参議师嵐峰(名景云,曾任馮国璋的参謀长)建議,把直魯軍重新改粗,所有軍的番号一律撤銷,改为若干梯队,旣便指揮,又减省各軍直属机构的开支。有一次我去看禇玉璞。褚正欲上車出門,即将我拉上汽車,說我們同到大名府去。我不去,褚强之而行。这时正是褚奉命在京汉线上,支援奉軍作战。在途中下車小解,褚忽然問我:“你看督办会不会枪毙我?”我說:“哪有这回事,你不要听信謠言。”我也不好追問究竟。可見那时张褚之間,证之上面两事,是有一些矛盾的。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炸死,我會吿訴許琨,要他轉达张宗昌,說:张作霖旣死,他应当赶快出关,不要迟疑,把张作霖在东三省的事业取而代之。按当时情况估計,张宗昌在灤东一带的武力,是可以做得到的。但他徘徊瞻顾,胸失主宰,只是痛感张作霖的提携,不忍这样做。于是垂头丧气地在灤州为张作霖設灵堂,穿孝袍;日日上祭,天天举哀。后来张宗昌在灤州,曾迭次悬求张学良,把他的軍队撤出关外,均被拒絕,以至双方軍队发生冲突。事隔多年,我在日本侵占华北,在豫东任伪道尹时,遇見伪开封粄靖主任胡毓坤,談起当时情况。胡毓坤說:张学良因张宗昌大軍屯駐灤东,想出关就食,沈阳方面感到軍餉軍食困难,坚持拒絕他的請求。但东北軍与张宗昌的关系,究属特殊,不能用武力解决,乃派胡毓坤、于学忠二人包围张宗昌,怀柔他,天天与张糾經。胡會向张宗昌說:“让你那个张駿梯队长不要再打了,都是自己人,有什么打头!”原来张駿是吳佩孚第三师学兵,后投入許琨部,勇猛机智,善于指揮作战,曾由连营团长升至旅长,在灤州时已是梯队长了。褚玉璞在天津,由于他部下的何紹南、徐源泉投蔣,被迫出走。褚玉璞的狠狽垮台,影响駐灤州的张宗昌整个部队的軍心。接着白崇囍率北伐軍到达冀东,形成包围网。张宗昌进退失据,在两方夹攻中,只得化装弃軍潜遁。他乘小魚船,先从灤河口逃大连,再轉日本,住在別府。他仓皇逃走,并沒有带多少路费,到日本时,异常困窘,急电在津的許琨求助。許琨的錢控制在他老太太手里,要起来很费事,只得勉强汇张三万元应急。张會对人說,許的三万元,是他平生花錢最珍貴的一件难忘的事。

张部在灤州被白崇禧改編。白曾派人来津与許琨接洽,征詢許的意見。如許能出来統率这部分队伍,白的改編方法就有所不同。許琨以鎩羽难振,不願再作馮妇,婉謝了白的盛意。結果张宗昌所部由白改编成七个师,带去打另一种内战去了。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有王翰呜编写、胡君素整理,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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