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爱国诗歌是我们古典诗词中的一枝奇葩。陆游的爱国诗篇，在宋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鲜亮的一笔。可叹他一生魂牵梦萦，那“王师北定中原日”终于还是没有来到，以至于他死不瞑目。《书愤》就是终其一生，壮志难酬的见证。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书愤》作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春，是时62岁的陆游已罢官闲居六年，直到作此诗时，重新得到起用。书愤，也就是书写愤懑之情，“愤”是此诗情感的诗眼。

首联的“世事艰”指的是诗人在年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南宋投降派把持朝政，收复中原之事竟然是如此艰难。这三个字，凝聚了诗人一生的许许多多的伤感，世事确实是复杂而艰难啊！特别是对那些阻挠抗金和破坏抗金大业的人和事，正是怎一个“愤”字了得？诗人感叹世事，怨愤之情油然而生，再北望中原大地，河山尽失，自己却报国无门，“世事艰”正是“愤”的缘由。

颔联提及当年的两次战斗。都发生在绍兴三十一年（诗人36岁时），一次是在瓜洲渡击退金兵的进犯，一次是大散关的失而复得。此处用了列锦的修辞格，“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用六个名词组接，意象两两相合，展开两幅开阔、壮盛的战争画卷，语言凝练，意境开阔。“楼船”、“铁马”也展示了南宋正面的军事力量，表明南宋人民有实力保卫自己的国家，然而北征又一次化为泡影，实在让人气愤难平。这开阔、壮盛的画卷也就包含了愤激和辛酸。

颈联回到现实。诗人在此处引用了“塞上长城”的典故，典出《南史·檀道济传》，刘宋名将檀道济曾自称为“万里长城”。宋文帝要杀他，他说：“自毁汝万里长城。”陆游不仅是诗人，而且也称得上是战略家。他虽然没有像檀道济一样被冤杀，但因为主战而屡遭贬斥，空有“塞上长城”之志，却无实现抱负的可能，壮志未酬，而镜中的自己已然垂垂老矣，令人痛心疾首，扼腕长叹。这是诗人“愤”的内因。

尾联用典明志。包含诗人对诸葛亮的仰慕之情。由于他出师北伐的壮志忠心，与诸葛亮是相通的，因而他歌咏诸葛亮的诗句既有热情、崇高的赞颂，又有个人豪迈的感情抒发，在自我勉励的同时，也借此讽刺南宋当局的苟且偷安。

《书愤》诗中56字虽无一“愤”字，却句句含“愤”，愤然之情力透纸背，诗人为国事而忧愤，为自己而悲愤。

陆游写下《书愤》后，被任命权知严州军州事。赴任之前，他先到临安觐见皇帝，居住在西湖边。宋孝宗对他说：“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陆游由此明白了朝廷的意思，写下了《临安春雨初霁》。“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相比于《书愤》的情感沉郁，气韵浑厚，这首诗显得恬淡静雅，含蓄蕴藉。但在清新闲淡的背后，隐藏着无限的感伤和惆怅，如果说《书愤》在悲愤之余对朝廷还保留一丝希望，那么《临安春雨初霁》则已经绝望，代表着陆游政治理想的破灭。“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于是陆游说“素衣莫起风尘叹”是向世人告白，他的品格不会受到京城投降派风气的影响，表明自己不苟同世俗的坚贞品格。

梁启超曾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朱自清先生则说陆游“为了民族，为了社稷，他永怀着恢复中原的壮志……过去的诗人里，也许只有他才配称为爱国诗人。”陆游的一生，八十五年激情演绎，背景萧索，情节忿懑，人物抑郁，命途艰辛。然而主题鲜明，目标坚定，其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