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元,字子春,山东館陶人。辛亥革命时，王隶馮国璋的第一軍参加汉阳之役,嗣任第二师师长，駐扎湖北。1915年，王督理湖北軍务，嗣授督軍。1921年,北京政府任命蕭耀南为湖北督軍,給王占元一个两湖陆軍检閱使的空头衔。我曾任馮国璋第一軍的参謀,辛亥革命时,与王占元昼夜在一起,感情很好。王督鄂时,我任督署軍务課課长兼营产局局长，经常代表他奔走于北京及长江各省进行联絡。現将回忆所及,略志于下,备供参考。
一、 袁世凱称帝时的南京会议
王占元就任湖北督軍以后,袁世凱帝制之声,高唱入云。王占元表面对袁示以忠誠，骨子里則唯馮国璋之馬首是瞻。他派我到南京請示馮国璋对于帝制問題的意見,馮說:“我問过总統,总統告訴我,別听外边謠言,决无此事。”又說这是袁云台(袁克定之字)瞎閙的。在袁世凯宣布帝制以后,王占元又派我常住南京,听候馮国璋指示机宜。迨蔡锷等組护国軍討袁的消息传来,袁派兵遣将,形势紧张，而江西李純、湖北王占元始終以馮国璋的意志为意志，保持鎭靜态度。王占元为了应付袁世凯，曾派他第二师的王金鏡旅开往岳州,但并不积极参加作战。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 制,仍然企图窃据总统职位。可是,护国軍方面所提的議和条件,则有“袁退位后貸其一死,但必须遂出国外”之語。这时候,北洋各軍，多数主和，也有的主战。馮国璋为了达到其主和的目的,于5月20日在南京召开会議，以寻求解决时局的办法。当时各省出席会議的，奉天张作霖的代表为李景林，吉林孟恩远的代表为张恕(即崇恭),山东靳云鹏的代表为丁佛言,徐州张勛的代表为万绳拭,江西李纯的代表为何恩溥，湖南湯薌銘的代表为胡瑞麟，我代表王占元，馮貧代表湖北巡按使段书云。各省督軍中只倪嗣冲亲自出席会議,他是受袁世凯的指使对会議进行破坏活动的。其他各省的代表尙有多人,現已記忆不淸了。
南京会議于1916年5月20日举行第一次会議，首先由馮国璋致开会詞。我記得他致詞的大意是,“从去年12月25日蔡松坡等在云南宣布独立并组织护国軍发动战争以来，已经四个多月了。战禍所及,生灵塗炭。現在总統已经宣告取消帝制,但南北粉爭迄未停息。瞻念前途,不胜隐忧。今天倪督軍和各省代表們出席会議，聚集一堂,共商国是,这关系国家大局,非常重要。希望倪督軍和各位代表,尽量发表意見，务求达成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协議，化干戈为玉帛,維护南北和平。”
当时主战的是倪嗣冲、万绳栻和李景林，其他各省代表都主和。在馮国璋致詞后,第一个发言的是倪嗣冲,他說:“袁大总統已经明令撤銷洪宪帝位,仍然是中华民国大总統,西南各将領应該体諒政府的誠意,听从命令,各自罢兵,这才是正理。如果要打,打多久都可以!”方绳栻同意倪嗣冲的意見,他說以定武軍和安武軍的力量，再加上各省的兵力,是可以战斗到底的。在万绳栻发言之后，胡瑞麟立即进行反駁,他說:“护国軍兴师以来,节节胜利，人心所向,昭然若揭。馮上将軍通电主张議和,各方响应。我看袁先生(胡說到袁字时連連如口吃，最后說出袁先生三字)可以下来休息休息，然后由各方人士同到北京，解决国是。”李景林起立发言說:“奉天张上将軍是服从“中央’命令的，‘中央’要我們出兵，出个十万人二十万人，滿不算事。”张恕接着发言，他說“今天开会，是要和不解决时局，不是計划打仗的,我們吉林是要和平而不是要打仗。”当时，我秉承馮国璋和王占元的意旨,主张和平，我說:“湖北王督軍派我来出席馮上将軍所召开的会議，希望南北大局能以和平解决。我們湖北已经打了两三个月了，湖北和湖南都在最前线，日日夜夜在战斗中。如果继续打,那么,軍費、弹药和兵源,都必須大大补充，空口說打打打,那是不行的。最好今天能商量出停战的办法来，这是我們湖北唯一的目的。”何恩溥也說道“我們江西和湖北一样,要說打,就得說出个打的办法来,光說有兵力多少,主战的各位先生們,請你們到长江上游去看一看,怎样把兵力和作战的軍用品运到前方去,才能有济于事。”继续发言的还有丁佛言和其他代表,都是依照馮国璋的意旨,主张和平的。这次会議开了三个小时，散会以后,各方代表还自行組合,进行会外討論。
在休会期間，馮国璋派了陈之骥、刘恩源、师景云等同各方代表联絡。我和胡瑞麟、何恩溥、张恕,都是听从馮国璋的,在会議上怎样发言，也时常同陈之驥等交換意見。
6月1日,举行会議时，倪嗣冲竭力主战,万绳栻說了不少应战的理由,李景林也追随倪、万之后,主张继续作战。倪嗣冲和万绳还說中国沒有袁大总統維持局面是不行的,必須由袁仍任总就，才能保持国内秩序。这时候,胡瑞麟起立大声說:“人們都說非袁作总统不行，如果袁某一旦不諱,难道中国就沒有办法了嗎!”倪嗣冲听了胡瑞麟上次称呼袁世凯为袁先生这次又称呼为袁某，立刻怒气冲冲地大声喝道:“他媽的!这是开的什么会,简直是胡說八道。”說完了拍案拂袖而起,并离开南京。
南京会議的内幕,袁世凱知道的很清楚,他叫統率办事处拍来电报,痛駡胡瑞麟、何恩溥、张恕和我,来电說:“湘鄂贛吉代表，胡乱发言，居心叵测。害群之馬,应鳴鼓攻之。”我們看到統率办事处的来电以后,心情很紧张,我去找陈之驥、馮家祜、馮家駿等，打算問問馮国璋对这个問题的看法。馮国璋在上房接見了我,他說:“我也看到这个电报了,你們不要害怕,如果有不利于你們的事，你們跟着我走好了。”其实,馮国璋内心里也很有顾虑,他对陈之骥透露过必要时出国躲避的意思,陈劝他可以到日本去。6月6日,正是端阳节那一天,照例休会,夜間，馮国璋派人来告訴我說袁大总統死啦。不多一会,各省代表全都知道袁死的消息，主和的代表們，松了一口气,滿天云雾,一扫而光。第二天,馮国璋在会議上宣布袁世凯逝世的消息后,南京会議即告結束。
袁世凱死了以后,倪嗣冲回到南京,他一見馮国璋，立即跪在地下,說:“四哥,我把命交給你了,以后有什么事,請你給我作主。”张勛也派张文生来到南京,表示唯馮上将軍的命令是听。
当蔡锷由重庆经汉口赴日本医治喉症的时候，王占元偕同孙传芳、何佩瑢和我,到鸚鹉洲上游去迎接。我和蔡锷是日本士官同学,我們登輪見蔡时,他已不能說話。王占元备蜀通兵舰送蔡到上海,蔡沒有乘坐,改乘日本輪船赴沪轉往日本去了。
二 、徐州会议前后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因为对德宣战問题，引起了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間的府院之爭。4月，段祺瑞召集各省督軍到北京集会。王占元参加了这次督軍团会議,我和孙传芳、穆思堂、傅聞岩等随王来京。会議结果,一致赞成段麒瑞内閣关于对德宣战的外交政策。我們在北京住了两个星期，正在准备返回武昌的时候，忽有张助的代表(忘其姓名)携带张勛的密信来见王占元。王接見了来人以后,告訴我們要走津浦路由徐州轉郑州回武昌。我們搭乘专車沿津浦路南行,同行的有福建护軍使李厚基和他的随員們。
专事到达徐州时，定武軍派有队伍在車站接差,定武軍的参謀长惲禹九及统領陈德修代表张勛到站欢迎。王占元和李厚基分乘綠围大幅，我們随員带同卫兵一排分乘大馬車一同进城。我們到了巡閱使署，在院子里见了张助，院子里放着一把围椅和一个茶几。张勛先把王占元、李厚基迎进大客厅,然后来到外客厅同我們周旋一番,还向随来的卫兵們道了辛苦。
会議在大客厅举行,张勛、万绳栻、胡嗣瑗、王占元、李厚基、倪嗣冲、张怀芝、赵倜和某些督軍的代表們都出席了会議。会議由万绳栻主持,张勛只在会議上讲了几句話,就回到院中坐在围椅上喝茶去了。晚餐后继续开会,一直到晚9时才散会。
到車站欢迎我們的那位定武軍統領陈德修,是我的同乡,异地相逢,倍觉亲切。在会議进行之时,我去找陈德修閑談，我問他这次开会为了什么?他吿訴我:“大帅想請宣統皇上复位,定武軍要派十营人去北京。大帅曾经說过,皇上复位之后,我們定武軍的統領們可以升任总兵或参将。我正准备带队出发，大約端阳节可以开拔。”言次显得非常得意。
那天晚上,张勛举行了盛大宴会,我們随員們也被邀参加。宴会开了整席五桌。因为张勛是江西人,宴席上都是使用景德鎭官窑定制的博古式餐具，五席的餐具沒有一件是重样的,其豪华奢靡，可见一斑。
会后，王占元同我们即乘专车西行。在车上王占元告诉我们:“开会时,张大帅向大家说:‘中国国体不适于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上复位，京内外各同仁都已同意,各国也都乐予支持。现在请与会诸公共襄此举,如荷同意,请即签名”。张大帅还说，“打算派十营队伍到京，维持京师秩序，保卫东交民巷的安全。说完即离席出去。”又说:“各省封疆大员一概不动，名义上改称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等。”专车经过开封时,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到站欢迎,登车与王占元密谈约一小时。他下车后,专车即经郑州转回武昌。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黄缎子上签的名。
宣统复辟以后,清廷一日之间下达了二十几道上谕,其中钦命王占元为湖北巡抚，张敬尧为长江水师提督。张敬尧在京曾亲到午门谢恩并电告主占元;王还没有来得及复张，而段祺瑞马厂誓师讨逆的电报已到，遂作罢论。
1916年，冯国璋当选副总统。张勋复辟时,总统黎元洪出走;复辟失败后，总统职位由冯国璋继任。冯国璋准备到北京就任总统之前,我代表王占元前往南京,晋见冯国璋表示拥戴，并请求冯把王占元调任江苏督军,李纯调任湖北督军。冯说:“湖北、江西、江苏三省地盘,必须我们的人占领,在哪省都是一样,等我到京后再议。”冯国璋到京就任总统后,李纯派齐燮元,何恩溥等在北京大事活动，结果，李纯调任江苏督军,江西督军由陈光远继任,王占元的职位未动，这就是人所称道的直系长江三督。
三、捉放吴光新的经过
冯国璋就任总统后,因与段祺瑞发生矛盾,形成了直皖两系。
1918年,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专练参战軍。馮国璋的总统任期届滿后，段系成立安福俱乐部，并組织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徐就职以后,召集各省督軍到京,会商大战以后的善后事宜。我随王占元来京,王于会議閉幕后返回武昌,留我在京向徐世昌要求补助湖北軍餉。我两次見徐，徐允于烟酒稅收入項下拨給湖北軍餉六十万元。当时中国銀行、交通銀行的紙币都按几折付现款，我实际領到銀洋三十多万元,汇往武昌。徐世昌对王占元这样慷慨,固然有籠絡王占元的用意,但其中也有皖系的帮忙。这对皖系失敗后王占元对待他們的态度起着一定的作用。
1920年7月,直皖战起,当时属于皖系的吳光新任长江上游总司今,所部有刘文明旅和卢金山师，駐在湖北,都由王占元按照曹錕、吳佩孚的意旨予以編遣,并将吳光新扣押。王占元派我到保定見曹錕，报告編遺和扣吳情形。曹錕說:“你赶快回去告訴子春二哥,必須把吳光新暗地处死。”我回到武昌对王占元报告此事。王的意見是,吳光新只能扣押,不能处死。我也是这样主张。这是为了报答皖系帮忙补助湖北軍餉的盛意,預留与皖系朋友見面的余地。
王占元扣押吳光新后,把他押在督署东南角花园内十桂堂,派兵守卫。王又叫我去安慰吳光新,劝他不要着急,不过是拘留一时以防在外危险的权宜措施。吳被押时的飮食起居,都很舒适,在十桂堂押了四五天，就被送往陆軍监獄。陆軍监狱的监狱长是崔长发,直隶无极县人,也是段祺瑞的学生,与我同学,段芝貴督鄂时即任监狱长，一直蟬联下来，沒有換人。我把吳光新送到陆軍监狱，把王占元对待吳光新的意思告訴了崔长发，請他对吳格外优待，崔也属于皖系，自然乐于照办。 1921年,蕭耀南接任湖北督軍,王占元在交卸的前几天，叫我暗示崔长发放走吳光新，并把王的意思告訴了吳。吳光新换了崔长发的軍衣，由崔作伴,出了陆軍监狱,到织布碼头上了預先雇安的日本小火輪,去到汉口日本租界,然后由日人城口护送逃往上海轉赴天津。
四、第二师兵变
1921年,王占元以所带之陆軍第二师，系由常备軍改編而成，自常备軍成立以来,已历二十年之久,所有衰老士兵理应退伍，因此对于退伍的士兵,每人加发一个月的恩餉,准备于阴历五月初三日,派火車送回河南、直隶原籍。初二日夜間,有些留下的士兵,备办酒餚給退伍的士兵餞行。10点钟的时候,退伍的士兵中,忽有一人大声喊道:“我們在第二师当兵,离乡背井,家中已无亲人。这次回家,誰还看得起我們,怎样想个办法才好。”另一士兵說:“我們找王督軍去。”又有一士兵說:“王占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財。我們舍死拼命,回家要飯去吧。”大家一言一語,越說越气。其中有一士兵，忽然向天空放了一枪。这一枪立刻引起武昌左旗(地名)駐兵的响应，登时枪声四起,士兵一齐涌出营房，一部分向督署冲去,其余紛紛到山前大街和山后大街搶掠。武昌城内頓时到处燃烧,枪弹乱发，人声沸騰。当时,我任汉阳兵工厂总办,睡梦間有人来报告，說武昌兵变了。厂內駐有部队一营，我急忙查問这一营的情况,据营长和各連长說,各連士兵都很安靜,我才放了心。接着我到龟山上面向武昌遥望,看見火光冲天,枪声依然不息。又見江中所停泊的日本、英国和美国兵舰,全部生起火来;还有美国的小型快艇，高速度地往来行駛,頓时江中波涛洶涌,我国木船被冲翻的很多，舟人死者不知凡几。这是我亲眼看見帝国主义者蹭蹋中国人民的一个事例。
兵变时，王占元派督署卫队团长刘国全带颌一連部队到大街弹压，杀了一些变兵和几个趁火打劫的土匪，黎明时变兵各回各营。当日王占元即令大智門車站备妥棚子車四十辆，把变兵运回原籍。火車开行以前,王占元給駐在孝感的刘佐龙旅去电,叫他們于火車经过孝感車站时对变兵实行检查，准备把搶掠的东西扣留下来,运回武昌,以便布吿招領。
火車开抵孝感車站,刘佐龙派兵上車检查,变兵見势不妙，下車乱跑，秩序无法維持,站外設有机关枪数挺,立时机枪声响成一片,变兵和趁便宜不化錢乘車的百姓,被打伤打死的不少，造成了严重惨杀事件。
第二师发生兵变后，湘鄂战爭即起。吳佩孚派蕭耀南等师拨鄂,頓兵不进,王占元被迫辞职。当时我到保定見曹錕,請求維持王占元的鄂督地位。曹錕正准备使蕭耀南作湖北督軍,他对我說:“子春二哥可以歇歇了，到我这里来吧。”蕭耀南督鄂命令发表后,王占元离开武昌,先到保定同曹錕見面,随即前往天津作寓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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