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流动性首先取决于交易商将其资产负债表作为缓冲，吸收供给和需求流临时不平衡的意愿和能力。但流动性的最终源泉是价值投资者，当价格偏离价值足够远时，他们愿意从交易商那里买走这些存货。由价值投资者设定的较宽的“最大价差”（outside spread）是价格偏离价值如此远的原因之一。为了吸引买卖双方，价格必须偏离价值，于是金融衍生品便大行其道。

　　金融衍生品(derivatives)是与金融相关的派生物，通常是指从原生资产(英文为Underlying Assets)派生出来的金融工具。它是指一种金融合约，其价值取决于一种或多种基础资产或指数，合约的基本种类包括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这种合约可以是标准化的，也可以是非标准化的。标准化合约是指其标的物(基础资产)的交易价格、交易时间、资产特征、交易方式等都是事先标准化的，因此此类合约大多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如期货。非标准化合约是指以上各项由交易的双方自行约定，因此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比如远期协议。金融衍生品还包括具有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中一种或多种特征的混合金融工具。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具有杠杆效应。保证金越低，杠杆效应越大，风险也就越大。利奥•梅拉梅德是全球公认的“金融衍生品之父”，他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CME GROUP）的终身荣誉主席。他发起创建了金融领域首家期货市场——国际货币市场(IMM)，推出全球首个外汇期货合约，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米勒誉为“20世纪后期最具影响力的创新”。他领导CME不断推出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国债期货、离岸美元期货及股指期货。他率先建立全球电子交易系统Globex，令CME据此演变为CME集团，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期货“超级航母”。他曾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顾问，为世界多国政府提供了期货市场咨询。过去十年里，人们得知的事实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谎言。除了“谎言”，真的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形容了。几年来，每个人都听说过大量新出现的、极其复杂的金融创新产品：信贷和商品衍生品、担保抵押债券衍生品、混合型证券、债务互换等。

　　当热潮退去，结果证明，这些金融产品几乎全部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它们的运转方式包括：向贫穷的家庭出售贷款产品，而这些贷款产品的设计方式使其必然会导致违约出现；赌注是这些产品的持有者出现违约需要的时间；将贷款产品和赌注打包在一起，出售给机构投资者（也许是贷款产品持有者的退休养老金账户），声称不论发生什么都必然能赚钱，并且允许上述投资者转让这种打包产品，就好像它们是货币；将付清赌注的责任移交给庞大的保险集团，一旦无法偿还最终债务的数额（这种情况是必然会发生的），那么这些债务就要由纳税人来承担（而那些保险集团也确实得到了紧急救援）。换句话说，整个事件看起来就像是银行在20 世纪70 年代晚期借钱给玻利维亚和加蓬的独裁者时的所作所为一样，只不过设计得更加巧妙：银行提供彻头彻尾不负责任的贷款，因为银行清楚地知道一旦接受了贷款，那些政治家和官僚就会竭尽所能保证贷款得到偿还，而不在乎在偿还过程中要破坏多少人的生活、牺牲多少条人命。然而，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次银行家的动作范围之广阔令人难以想象：他们带来的债务总额比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还要大—结果导致世界经济急速衰退，差一点摧毁了金融系统。

　　2010年，沪深300股指期货鸣锣上市，掀开中国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时代的新篇章。10年来，我国对冲工具从单一的沪深300发展到上证50、中证500等多品种股指期货，以及指数期权、个股期权和更加复杂的场外互换等金融衍生品，建立了六大期货、四大期权的金融衍生品格局，量化对冲也已然成为市场中一种重要的投资方式。

　　随着知名的资本金融机构（雷曼兄弟、花旗银行、通用汽车）的崩溃，高级的金融知识被证实并不起作用。所有人都认为，就债务和信贷机构的本质而言，至少需要重新启动更为广泛的探讨，而不只是简单的对话。似乎大部分美国人都愿意采用激进的解决方案。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不论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都不应该援救那些银行；但是普通公民的不良贷款应该得到救助。对于美国来说，这是极不寻常的现象。自英国殖民时期开始，美国人就是最不同情债户的人群。从某种程度来讲，这确实很奇怪，因为美国最初的定居者大部分是潜逃的债户，但是在这个国家，道德就是关于偿还自己的债务这一观点，却比在几乎其他任何国家更深入人心。在殖民时期，无法偿还债务的债户的耳朵会被人钉在一根木桩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后实行破产法的国家之一：尽管在1787 年美国宪法就明确要求新政府制定一部破产法，但是根据“道德的立场”，1898 年之前所有提议制定这部法律的要求都被驳回。这一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那些希望缓和争论的媒体人和立法机构的人确信当时还不是放任企业破产的时候。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3 万亿美元救市，但什么都没能改变。银行家获得了援救，极少数中小债户也获得了援救，但绝大多数受损者都没有。相反，在这次自20 世纪30 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小债户遭到了强烈抵制，背后的推动因素正是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向援救了它们的政府提出要求，对陷入经济问题的普通公民实行全面法律制裁。“欠债并不是犯罪，”明尼阿波利斯– 圣保罗的《明星论坛报》（Star Tribune）指出，“但是人们正因为不能偿付债务而入狱。”在明尼苏达州，“针对债户的逮捕令在过去四年里上升了60%， 2009 年立案845 件。在伊利诺伊州和西南部的印第安纳州，有些债户因为不能按法庭判罚偿还债务而入狱。在某些极端的案子里，被关进监狱的人只有在筹集到了最低还款额度所需的资金后才能出狱。2010 年1 月，一位法官判罚伊利诺伊州肯尼市的一名男子无限期监禁，直到他为一笔木料场的债务筹集到300 美元才能出狱”。

　　换句话说，如今我们正走向恢复中世纪英国债户监狱的方向。有些事情最终一定会爆发。2011 年，一波民众运动的浪潮横扫中东，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响应。此后，欧洲和北美数以千计的民众运动也开始坚持要求就2008年出现的问题开展某种形式的对话。同时，讨论中止，大众对援救的怒火成为不和谐因素，我们似乎正无情地坠入另一个巨大的金融灾难之中—唯一的问题就是这场灾难将持续多久。

　　我们目前所处的局面是: 甚至有一些央行机构，不论多么不情愿或者试图保持沉默，也被迫承认情况就是如此。在美国，美联储在2012 年夏天提出了一项大幅减免抵押贷款的计划，却发现政界一点儿都不愿意考虑这项计划。在当前的环境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让自己以全球资本主义的良心这一形象重新出现，它开始警告，如果人们继续按照目前的进程前行，那么将不会再有下一次的金融救援。但公众并不认可这种态度，因此，所有的一切都将破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第二次金融救援将‘威胁民主’”，这是近些年的一个新闻头条。（当然，这里的“民主”是指“资本主义”。）这很耐人寻味：那些感觉自己在负责当前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的人，那些几年以前还在言行中传达着当前的体系能够永远运转下去的人，现在开始感到末日的临近。在这个例子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实提出了很有道理的一点。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确实正站在划时代的重大转变的峭壁边缘。

　　诚然，一般的推动力是想象自己身边的一切都焕然一新。没有什么能够比金钱更好地印证这一点。你是否还记得有多少次听到别人说，随着虚拟货币的到来，随着货币转变成信用卡，而美元变成一段段的电子信息，我们将被带入前所未有的全新金融世界？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假定自己尚处于这样一个未知的领域，所以像高盛（Goldman Sachs）和美国国际集团（AIG）这类公司才能够轻而易举地说服人们相信自己。也许没有谁能够弄明白它们那些花里胡哨的金融工具到底是什么。但是，当一个人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待事物的时候，他所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虚拟货币并无任何新颖之处。事实上，虚拟货币正是货币的原始形式。信贷系统、账款甚至账单等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它们的出现要远远早于现金。没错，历史上存在金条和银块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里假设黄金和白银就是货币，也存在货币被认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种虚拟的计量单位的时期。我们发现，在这两类不同的时期之间，历史倾向于来回反复运动。但是根据史实，信用货币率先出现，而我们在当前所见证的事实，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再现。例如，在中世纪，甚至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事实都会被认为是常识。

　　但是对于我们的未来，历史确实提供了奇妙的提示。例如，在从前的信用货币时代，总是要建立用来维持秩序的机构—防止放贷人和官僚、政客沆瀣一气，榨干债户的血汗钱，就像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一样。随之而来的还有旨在保护债户的机构。而我们现在所处的信用货币的新时代，似乎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起步。它开始于建立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全球化机构，但不是为了保护债户，而是为了保护债主。金融衍生品是价值运动和商品交换内部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紧密相联。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是资本市场发展中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事实上，金融衍生品对实体经济、资源配置都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革命性影响，但是，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值得深思和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