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我国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2000年3月，一位中国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反映当地的“三农”问题，在上书中，这位“三农”间题研究者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之后便这引起了我国对“三农”问题的关注。2008年，我国用“三个最需要”对“三农”问题进行了总结，这“三个最需要”是“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实际上，“三农”问题就是农村的落后、农业的落后以及农民的贫穷。

　　那么，“三农”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呢？1949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尤其需要进行工业化。而且，在美国与苏联两个强大的敌对国家的虎视眈眈之下，新中国的二业化要从机械制造这样的重工业开始，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虽然 1949年以前中国也有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但在1952年前后，新中国先后将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关闭了，因为在当时看来，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不符合社会主义。

　　在没有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情况下，如何筹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呢? 有人说，不是有中国人民银行吗，让中国人民银行印钞票呀。首先，不能印钞票，因为大量印钞票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其次，印钞票没有用， 因为工业化需要到国外购买机械设备等，外国人不接受人民币，只接受美 元、英镑等外汇。

　　中国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城镇，企业的所有利润全部上交，由政府统一分配；二是在农村，在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当时称为"交 公粮"）之外，利用统购统销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对农村与农民再次收税。统购统销就是农民所生产的农副产品，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统一卖给供销合作社；农民从事生产所需要的农具、化肥、农药等所有工业品，统一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从供销合作社购买。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就是在统购统销过程中，政府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定得很低，而将工业品的价格定得很高，人为地造成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严重不等价交换。

　　从1953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约25年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呢?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10000亿元，最低估计是7500亿元。“剪刀差”导致在那20多年的时间里，农村的农产品等各种资源源源不断流入城市，而政府对农村与农业又没有进行任何投资，最终导致中国农村农民一贫如洗、农业极端落后，但是，正是中国农村、农业与农民这一巨的奉献，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所以说，借此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不是应该反过来支持和反哺此时落后的农村？

　　1973年8月24日，在还清了所有国内外债务之后，周恩来总理宣布，“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对此，全中国人民都很自豪。但其实，从金融的角度来看，“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做法是不对的，它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而“三农”问题就是后果之一。如果当时我们具备金融思维，发行国债，借钱搞建设，“三农”问题可能就不会这么严重。

　　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无论是从收入上看，还是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看，城乡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迫切需要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2021年我国发布“十四五”一号文件，这份文件共5个部分，包括：总体要求、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三农”工作全面领导。这是“十四五”时期的首个一号文件，也是我国连续第18年聚焦“三农”问题。一号文件，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和每个人的命运、发展，息息相关。

　　说到推进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行动，我国从来没有停歇。像是2021年4月6日，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成功发行粤港澳大湾区首单乡村振兴票据，这也是利用债务融资工具专项产品支持乡村振兴，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重要实践；4月12日南方电网发行了首笔乡村振兴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50亿元，期限三年，利率为3.47%。这是债券市场目前发行规模最大的乡村振兴债券。募集到的资金主要用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南方五省区的农村电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助力“十四五”乡村振兴；还有像为增加农民对国债投资的关注度,深刻领会国债下乡对精准扶贫、服务“三农”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大意义和独特作用，近年持续推动的储蓄式国债下乡行动。另外还有像是近年持续扩大并探索重组改革的农商行正逐渐成为服务“三农”、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再比如，近日，秦农银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将吸收合并鄠邑农商行、长安农信联社的相关议案。如果此次合并重组完成，陕西将诞生一家近3000亿巨型农商行。这也是近一年内，陕西第二起农商行合并重组。农商行的股份构成复杂，很难一两句理顺。然而，随着股份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合并农商行的数量逐渐增多，各地区形成“超级农商行”的路径也会逐渐清晰。

　　可以说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是金融，而科技金融应该在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领域范围有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