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1日中午12点，为了配合北伐军进行北伐，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打响，这次起义由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担任总指挥，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和赵世炎负责协助领导。

为了确保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能够取得胜利，上海区委也是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上海区委组织了由五千名工人组成的工人纠察队，在秘密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还派出一批工人纠察队渗透到了北洋政府驻守上海的“保卫团”，从而获得了许多武器弹药。

这次武装起义以工人纠察队作为先锋，按照预定的计划，他们陆续攻下了上海市电话局、上海市电报局，以及警察局和兵营。

在战斗的过程当中，上海市民冒着战火，积极协助工人纠察队进行作战。

上海市民在帮助工人纠察队构筑工事的同时，各个饭店不停制作食物，供应战斗前线。胳膊上缠有红十字标识的男女济难会员勇敢穿梭于前线，将受伤的战士抬到后方进行救治。

当天晚上，在各路工人纠察队的攻势下，先后占领了上海的南市、沪东、沪西、浦东、虹口和吴淞，仅剩下闸北的敌人还在顽抗。

直到3月22日下午六点，随着上海北站北工人纠察队攻占，终于将闸北的最后一股敌人消灭，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圆满胜利。

经过三十个小时英勇奋战，工人纠察队最终占领了上海，但也付出了牺牲三百多人、负伤一千多人的巨大代价。

周恩来

随后，周恩来召开了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隶属于国民政府。

除此之外，会议还推选出了钮永建、白崇禧、汪寿华等十九人担任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委员，其中有九位共产党员，一位工人代表，九位国民党员和资产阶级代表。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使得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统治的上海重新回到人民手中，有效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3月26日，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乘船抵达上海，他首先会见了日本驻南京领事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随后又会见了江浙财阀的代表，并从他们手里获得一千万元的借款。

蒋介石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秘密会见了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的青帮头目！

就在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关键时刻，蒋介石这次来到上海，真实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随着北伐军的不断突破，蒋介石逐渐暴露出“想要攫取最高权力”的野心，而刚刚取得胜利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就成为了他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必须要“除之而后快”。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结束之后，蒋介石命令李宗仁和白崇禧率领桂军进入上海，秘密筹划“清党”行动。

这场由蒋介石暗中酝酿的反革命行动，正在朝着上海的共产党人一步一步逼近。

蒋介石

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连续召开了多次秘密会议，主张“采取暴力手段，清除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以此来实行所谓的“清党”行动。

尽管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已经察觉到了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但是共产国际并不赞成与蒋介石产生决裂。

就在这个时候，之前受到蒋介石排挤而前往法国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返回上海，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举行了会谈。

汪精卫说道：“我们没有并没有做“驱逐友党，破坏工会”的事情，只求国共两党的成员之间不要互相猜忌，遇到事情可以坐下来进行开诚布公的协商。”

4月5日，对于与汪精卫会谈的结果，陈独秀写成了一篇《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并公开发表在了报纸上面。

汪精卫和陈璧君

然而，随着《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的公开发表，让许多共产党人误以为这是一场误会，从而放松了警惕。

就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发表的当天，蒋介石秘密命令国民革命军第26军军长周凤岐赶往上海，并且成立了上海戒严司令部，任命白崇禧担任司令，任命周凤岐担任副司令。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之下，一场针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屠杀行动，即将拉开序幕。

4月11日晚上，为了瓦解工人纠察队的势力，经过蒋介石的授意，杜月笙想出一个办法，他假装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来到杜公馆赴宴。

然而，只身赴宴的汪寿华刚一踏进杜公馆的大门，就被提前埋伏好的几个流氓揍了一顿，随后被装进麻袋，运到了枫林桥活埋，享年26岁。

4月12日凌晨，蒋介石公然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得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的前夕，周恩来收到第26军第2师师长斯烈的信件，信中写道：“邀请您前来第2师师部进行会谈”。

为了做斯烈的工作，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要去第2师师部。

可是，斯烈竟然把周恩来扣留在了第2师师部。

得知周恩来被扣留在第2师师部的消息以后，罗亦农马上采取措施，展开营救行动。

经过中共党组织的劝说，斯烈权衡利弊之后，最终改变了态度，同意将周恩来释放。

就在周恩来和斯烈展开周旋的同时，在上海青帮的协助下，周凤岐率领的第26军悄悄包围了上海总工会的十多个据点，并以“调解工人内证”为由，将工人纠察队全部缴了武器。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工人纠察队被国民党枪杀了三百多人，逮捕五百多人，还有五千多名革命群众不知所踪。

一时间，上海市民人心惶惶，整个上海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很快，江苏、广东、浙江、安徽、福建和广西等地也开始以“清党”为名，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根据统计，仅仅在广东地区，就有两千多人惨遭杀害，其中包括萧楚女、熊雄等一百多位共产党员。

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四处张贴“通缉周恩来”的公告，甚至开出了高达两万五千元的悬赏金额。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逃脱国民党的追捕，周恩来只好经过乔装打扮，果然骗过了敌人的盘查，他冲破层层关卡，最终乘坐轮船成功离开上海。

4月18日，在外国列强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之下，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张作霖的北平北洋政府，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而全国各地的军阀势力根据自身的利益，开始选择他们依附的政府。

在当天举行的庆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宴会上，蒋介石狂妄的叫嚣说：“一定要把国民党里面的共产分子清除出去”。

5月15日，看到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决定继续跟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进行合作，坚持与蒋介石的反动行为开展斗争。

然而，武汉的局势同样也是不容乐观。

虽然汪精卫嘴上宣称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是在暗地里却做着各种“分共”的准备。

蒋介石和汪精卫

5月中旬，驻守在湖北西南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公然发布通电，决定实施“联蒋反共”，并且向武汉的中共中央发起军事进攻。

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为了报“辱父之仇”，在长沙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进攻湖南省总工会、湖南省农民协会和湖南省党校等地。

不仅如此，许克祥还下令对长沙城内实施戒严，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又把在监狱关押的土豪劣绅全部释放。

这次事件就是著名的“马日事变”！

根据不完全统计，就在“马日事变”发生的当天，许克祥就摧毁了七十多个革命机关和联络地点，导致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遇害，更是有不计其数的人遭到抓捕或拘留。

“马日事变”发生以后，汪精卫立即派出军方代表人物唐生智赶往长沙，代表武汉国民政府全权负责处理善后事宜。

唐生智抵达长达之后，立即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湖南的党部和民众团体应当立即停止一切活动！”

除此之外，唐生智给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的处罚是：记大过一次，继续留在军营效力！

6月6日，汉口的《民国日报》上面刊登了武汉国民政府应对“马日事变”的解决办法：

“湖南省党部及湖南省农民协会、湖南省工会，均应改组，其改组办法由中央决定之。”

直到6月29日，武汉国民政府中政会批准了唐生智提出的“改组湖南省政府和湖南省党支部”的建议，“马日事变”正式宣告结束。

通过这起“马日事变”，一度被后世认为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同流合污的前奏。

就在汪精卫的“分共”政策愈演愈烈的时候，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贺龙也发表了自己的态度，他坚决选择与共产党站在统一战线。

贺龙对第20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说道：“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

贺龙

早在1926年8月，北伐战争刚刚开始之后不久，接受周恩来的委派，周逸群带领一支左翼宣传队来到贺龙指挥的独立第15师。

贺龙和周逸群拥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和革命信念，两人一见如故，相处十分融洽。

尽管贺龙早就知道周逸群是一名共产党员，但还是把他留了下来，一直让他待在自己身边，成为了身边最为得力的助手。

1927年4月，蒋介石命令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北上对抗奉军，从而一战成名，被誉为“钢军”。不久之后，独立第15师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由贺龙担任军长，由周逸群担任军政治部主任。

周逸群

由于周逸群在国民革命军第20军当中长期做政治工作，使得这支部队上至贺龙、下至士兵，从思想上都倾向于共产党。

1927年6月下旬，面对汪精卫的步步紧逼，中共中央在武汉汉口俄租界内的鲍罗廷公馆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

经过一番商议，会议最终决定：公开宣布解散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将这些解散的工人纠察队编进贺龙率领的第20军。

为了更进一步做好贺龙的思想工作，周恩来决定亲自出马。

在周逸群的安排之下，周恩来秘密来到了贺龙的第20军军部。

贺龙

刚一见到周恩来，贺龙再次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说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挽留苦难的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请你们放心，我和第20军会服从你们的安排！”

看到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向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靠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样的事变。

于是，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策略，例如“武装农民上山”“争取地方武装”“发动武装起义”等等。

7月4日，在武汉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者加入跟党组织有联系的军队当中，保留革命力量。”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如果不保存革命力量，将来一旦遇到事变，我们就会束手无策。”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是选择“武装反抗”，还是选择“妥协退让”，一度引起了众人激烈的讨论。

7月12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实施改组，组建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和李立三担任常务委员，负责主持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7月13日，中共中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份宣言，强烈遣责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同时宣布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7月15日，在汪精卫的主持下，武汉国民政府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以“分共”的名义与共产党决裂。

汪精卫的这一“分共”举动，公然背叛了孙中山当初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

随后，汪精卫开始在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大规模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甚至还叫嚣道：“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

随着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武汉三镇开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然而，面对汪精卫实行的反动政策，也引起了一些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人士的强烈不满，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演达直接提出辞职，以示抗议。

就连孙中山的夫人、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宋庆龄也表达了不满，她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孙宋庆龄对时局宣言》，内容当中写道：

“本党有若干执行委员解释孙中山先生的政策和主义，在我看来，实是曲解孙中山先生的意思和理想，对于目前本党新政策的实行，应当脱离积极的参加。”

不久之后，对武汉国民政府失去信心的宋庆龄来到上海，在位于莫里哀路29号的家里闭门不出，并且谢绝所有访客。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举起的屠刀，中共中央已经没有退路，只能举行武装起义。

可是，中共中央此时能够完全掌握的武装力量只有李汉魂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以及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

尽管兵力相差悬殊，中共中央依然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并且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

经过商议，会议初步决定，以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以及时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以这些力量作为基础，在江西南昌发起武装起义。

除此之外，还组建了中共前敌委员会，任命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由于这次即将发起的武装起义事关重大，周恩来内心深知，一旦消息泄露出去，后果将会不堪设想，他甚至都没有告诉自己的妻子邓颖超。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邓颖超曾经对她的侄女周秉德谈起当时的情形：

“当年八一起义之前，周恩来忽然跟我说：‘我今天要出差几天’。至于他要到哪儿去，要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回来，他什么都没有对我说。”

告别完邓颖超，周恩来在陈赓等人的一起陪同下，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去领导即将到来的“南昌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