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1年，此时的魏国相国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即将不久于人世，他连忙把自己的得意门生商鞅推荐给魏国国君魏惠王，希望魏惠王能够对商鞅加以重用。

躺在病榻之上的公叔痤嘴唇颤抖，他对魏惠王深切地说道：“我的中庶子公孙鞅（商鞅）虽然年轻，却才能不凡，希望大王能够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他！”

这个时候的商鞅只有三十岁，他已经在公叔痤身边效力了四个年头，并且深得公叔痤的器重。

听完公叔痤的举荐，魏惠王心里没有一点准备，他还是从公叔痤口中第一次听到商鞅的名字，对于商鞅的才能简直就是一无所知。

不仅如此，公叔痤还劝说魏惠王，一定要对商鞅“举国而听”。

魏惠王的心里十分疑惑，对于这个年纪轻轻的商鞅，他表现出了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甚至都不想见商鞅一面。

面对公叔痤的苦心相劝，魏惠王显得有些不耐烦了，于是准备站起身来离开。

看到魏惠王想要离开，公叔痤马上继续开口说道：“大王，你如果不对商鞅加以重用的话，那么就杀掉他，千万不能让他前往其它国家，否则对于魏国来说就是一个祸患。”

魏惠王只是敷衍了一下，当即表示同意，随后转身离开。

此时的魏惠王心里或许在想：“这个公叔痤简直是病得糊涂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商鞅跟我无冤无仇，虽然我不想重用他，但是也不至于把他杀掉。”

从魏惠王敷衍的眼神当中，公叔痤看出了魏国已经不可救药，只有他明白商鞅的价值。

于是，公叔痤派人把商鞅喊了过来，将自己与魏惠王之间的对话详细地告诉了商鞅，并且劝说商鞅赶快逃离魏国，以免遭到魏惠王的刺杀。

听完公叔痤的话，商鞅淡定地说道：“既然魏惠王不认为我是个人才，那么他也就不会杀害我，我就无需逃走。”

商鞅的这个决定，无疑是在拿自己的性命作为赌注。

不久之后，公叔痤因病去世，商鞅失去了在魏国的最大靠山。

然而，商鞅这次赌赢了，魏惠王并没有将他杀害，似乎魏惠王一点也没有想要杀害他的意思。

就在这一年，秦国的年仅二十一岁的新任国君上任，史称秦孝公。

这个时候，周朝天子的实力起已经日渐衰落，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频发，强者吞并弱者，秦孝公和魏惠王不同，他对秦国所面临的困境深感焦虑，迫切需要招揽天下人才。

当时的六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有韩国、赵国、魏国、齐国、楚国和燕国，他们都通过变法逐渐形成了气候，而秦国远处雍州，被东方六国视为蛮夷对待。

这一切，都被年轻的秦孝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最为严重的是，魏国经过“吴起变法”以后，吴起建立起来的军队已经驻扎到了河西地区，甚至逼近到了秦国国都。

秦孝公认为，如果秦国再不实施变法，只会让秦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于是他紧急发布了一道“求贤令”，面向全天下招揽能够有助于秦国变法的人才。

秦孝公深知“不进则退”的道理，这道“求贤令”成为了他挽救秦国危机的最后希望。

与此同时，身在魏国的商鞅随时面临着被杀害的风险，依然不肯离开魏国，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去往哪里，他始终都在等待一个机会。

因此，当秦孝公颁发的“求贤令”传到了商鞅的耳朵里时，不由得让他惊喜万分。

秦孝公在“求贤令”当中写道：“谁要是能够帮助秦国变得强大，我愿意与之平分领土。”

此刻的商鞅心里激动万分，他仿佛感觉到，自己时刻等待的机会就要来临。

于是，商鞅毅然决定离开魏国，奔向秦国，企图去寻找正在求贤若渴的秦孝公。

商鞅来到秦国以后，由于他本身还没有什么建树，根本无法直接见到秦孝公，他就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秦孝公身边的宠宦景监。

在景监的帮助之下，商鞅终于得到一次面见秦孝公的机会。

通过这次会面，商鞅并没有直接向秦孝公讲述自己提倡的“以法家治国”的方略，而是以迂腐的五帝之道劝说秦孝公。

面对商鞅的侃侃而谈，秦孝公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甚至有些不耐烦，很快就将他打发离开。

商鞅离开后，秦孝公狠狠地怒斥了一顿景监：“你推荐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商鞅都讲了一些什么东西，白白浪费了我的时间！”

但是，景监深知商鞅身上的才能，他不愿看到秦孝公白白失去这个人才。

几天之后，经过景监的一番周旋，秦孝公同意再次召见商鞅。

而这一次，商鞅依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法家本色”，而是改用“王道”游说秦孝公，应当提倡“以德治国，当如鲁国，施行仁政，停止战争”。

商鞅一边说，一边观察秦孝公的表情，当他看到秦孝公仍然无动于衷的时候，他心里似乎已经胸有成竹。

其实，这是商鞅故意这么说的，他的真实意图是在试探秦孝公，验证一下秦孝公是否自己心目当中值得效力的君主。

而这两次的试探，只是在为第三次游说做下铺垫。

当商鞅第三次面见秦孝公的时候，他再也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接使出了杀手锏，终于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主张，那就是“以霸道和法制治国”。

听到商鞅主张推行“以霸道推行法治”，秦孝公瞬间来了兴趣，此时的秦孝公才意识到了商鞅的才能。

而商鞅口中的“以法治国”，正是秦孝公希望听到的强国之计。

从这个时候开始，秦孝公决心重用商鞅，让他负责主持秦国的变法，一场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变法即将轰轰烈烈的展开。

然而，商鞅只是说服了秦孝公，并不意味着变法就能顺利展开，秦国的大臣却对他的这套说法并不买账。

一些王公贵族首先站出来反对商鞅变法，因为商鞅变法已经触及到了他们的自身利益，他们当然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尽管双方的说辞都有道理，但秦孝公更加偏向于站在商鞅这边。

秦孝公认为，此时的秦国已经面临严重危机，而且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危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尝试表达，若是不实施变法，秦国肯定没有希望，若是实施变法，秦国或许还有希望。

在秦孝公的支持之下，商鞅变法终于提上了日程。

为了消除秦国百姓心中的顾虑，商鞅专门派人城门前面竖起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且对大家说道：“谁要是能够把这根木头移到北门，我就赏给他十两金子。”

听到这件事情，城内的百姓都感觉到十分疑惑。

眼看没有人前来挑战，商鞅直接把赏金增加到了五十两金子。

终于有人被丰厚的赏金打动了，一位百姓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他一把扛起木头，摇摇晃晃地扛到了北门。

而商鞅也当即兑现了承诺，立即拿出五十两金子赏给这位百姓。

其实，商鞅想要利用这种方式告诉秦国百姓，朝廷是说话算话的，无论朝廷做出的事情多么荒唐，请大家都不要质疑，只需要乖乖照做就行了。

同时，商鞅也是在为自己接下来的变法做好铺垫，这是法家思想一贯推行的作风。

商鞅实施的变法首先从农业开始，他出台了一项强有力的农业改革措施，那就是新田制，并且废除了沿袭多年的贵族土地所有制井田制，

所谓井田制，是指将九百亩土地划为九块，每块土地一百亩，称为一田，这种土地的划分和使用的方式犹如一个“井”字形状，外围的八块田分别由八户农民进行耕种，称为私田。

私田的收成全部归各自耕种的百姓所有，而中间一块田称为公田，由八户百姓共同耕作，收成全归王公贵族所有。

这样一来，由于百姓得不到中间一块田的收成，他们在耕种的时候，就会出现应付的现象，而在耕种自己田地的时候非常卖力。

因此，导致的后果就是私田的收成很高，公田的收成很低，这就是井田制的弊端所在。

看到这种情况，商鞅认为，必须要对井田制进行改革，所以推行了新田制。

新田制是指实行土地私有制，不再区分公田和私田，一律按照土地的大小和质量好坏进行收税，收成越高，交税越多。

除了推行新田制以外，商鞅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重视农业生产，严厉打击工商业，迫使从事工商业的百姓全部转向从事农业生产。

商鞅的目的是，想要实现秦国的发展壮大，必要先要让秦国的百姓丰衣足食，粮食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础。

除此以外，商鞅还专门制定了一项铁血军规，那就是“没收王公贵族拥有的特权，采用军功授爵制度”，一共设置了二十个军功爵位。

所谓的军功授爵制度，是指在战场上杀一个敌人，就能换取相应的土地。

若是王公贵族不能走向前线打仗，自身的爵位就会没收，不能一直沿袭下去，甚至还会沦为平民。

因此，商鞅实施的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威胁了王公贵族的利益，从而成为了王公贵族的“眼中钉，肉中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