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让毛主席与杨开慧的爱情故事传遍中国，人尽皆知。

长久以来，人们都以为这首词是毛主席为杨开慧写下的唯一一首悼亡词。不过奇怪的是，杨开慧烈士早在1930年就遇难了，为何毛主席要到二十多年以后才为她填词作祭呢？

这个谜团直至2014年，官方媒体公布了毛主席在1930年12月年写下的另一首悼亡词，才得以解开。这首词是用毛笔字写在一张10行信笺纸上的，名为《蝶恋花·向板仓》。

《蝶恋花·向板仓》

霞光褪去何凄楚，万箭穿心不似这般苦。

奈何吾身百莫赎，待到九泉愧谢汝。

无感霜风侵蚀骨，此生煎熬难与外人吐。

恸声悲歌催战鼓，更起刀枪向敌仇。

词作大意：

你那彩霞的光辉褪去之后，我的心情是多么地凄凉、苦楚啊。这种痛苦，就好比有一万支羽箭，同时射穿了我的心脏。

无奈我现在就算是死过一百回，也没有办法赎回我的罪过了。只有等到将来，在九泉之下相见的时候，再惭愧地向你谢罪。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霜风雨雪怎样侵袭、腐蚀着我的骨头，我都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我这一生中所受到的煎熬，除了你又该向谁去倾吐呢？

一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放声大哭。而我在这个时候能做的，只是在战场上以悲愤的歌声催动着战鼓，又提起刀枪，不顾一切地冲向敌人。

许多文学爱好者看过这首词后，都评价说它写得“情真意切”。事实上，这首词里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典故”，也没有任何华丽的修辞手法。

就连第一句里面的“霞”，也是出自杨开慧本身的字号。杨开慧字霞，毛主席字润之。他们二人早年书信往来时，常以“霞”、“润”互称。

这首悼亡词不以文辞意境取胜，而胜在情真意切，字字泣血，让人读之泪如雨下。这种感受大概没有经历过亲人亡故，生离死别的人，很难明白透彻。

杨开慧较毛主席小八岁，但是她却是毛主席的初恋爱人。他少年时代在湖南上学时，杨昌济是他的老师。杨昌济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因此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了他很多帮助。

杨昌济带着家人到北大去工作以后，毛主席、蔡和森等几个同学也一起到北京发展。等到了北京，因为没有钱，大家一开始就直接住在杨家。

后来搬出去租了房，毛主席也时常与同学们一起到杨家拜访。一群学生还以杨家为据点搞了一个“新民学会”，大家一起畅谈时事政治，议论中国的未来。

杨昌济的小女儿杨开慧，那个时候也经常会搬着小板凳过来旁听，就这样不知不觉，毛主席和杨开慧二人就产生了感情。

其实按照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的说法，在到达北京之前，毛主席曾经和蔡和森等人有过约定，说要为了革命事业“终身不婚”。

但是后来毛主席遇到杨开慧，这个想法就彻底发生了转变。本来那一段在北京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很苦的，就像《蝶恋花·向板仓》里写的那样——“无感霜风侵蚀骨”。

当时青年毛主席一心想干出一番大事业，再到韶山冲看望父母，但是父亲见到他长久没有工作，认为他在外“游手好闲”，为了逼迫他回到家中，竟然断了他的生活费。

后来毛主席去到北京时，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和八个同学合租了一间房，寒冬腊月大家睡在一个通铺上，所有人共用一件大衣。也就是说，谁出门就让谁穿。

后来有好些个朋友弄到了钱，终于也买了大衣，但是毛主席始终没有。当时他吃饭也很成问题，经常是一天只吃一顿土豆、白菜，绝不吃肉。

再往后，毛主席的同学大多选择了去法国留学，不想去留学的人最后也回家乡去了，但是他仍然坚持留在北京。

最后，通过杨昌济的帮助，毛主席才到北大当了个图书管理员。就这样，他的生活状况才慢慢好了起来。

一九一九年的冬天，毛主席和杨开慧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他回忆起这段时光时，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

因为有了爱情的滋润，所以毛主席觉得这个冬天也变得不再寒冷了，也有心情到北海去欣赏风景，看冰晶倒挂在梅花、杨树上的美妙奇观。

后来在毛主席的诗词作品里，梅花与杨柳自然而然就成了杨开慧的化身。一九二〇年他和杨开慧结婚，一年后他因公离家外出。

因为思念杨开慧，毛主席写下了一首《西江月·枕上》，其中提到自己因为半夜想念杨开慧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最后只能爬上屋顶去数星星，数着数着还流泪了。

这首词真是把一个缠绵小儿女的情态写得活灵活现，以至于三十多年后李淑一向毛主席索要这首词时，他不再好意思拿出来，于是又重写了那一首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毛主席和杨开慧二人的感情很好，因为他们都有共产主义的信念，并且志趣相投。青年时代的毛主席在湖南办报，提倡妇女革命。

同时，毛主席还写了不少文章抨击旧社会对女性的迫害，并歌颂敢于反叛礼教的女子。杨开慧性格十分刚烈，就敢公然剪短头发去女校上课，结果差点被学校开除。

在人生中不得意的时光里，毛主席心头的千言万语找不到旁人述说，他只能对杨开慧讲。可想而知杨开慧的存在，对他来说是多么地重要。

秋收起义之后，毛主席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一九二八年，他派人到杨开慧的老家板仓打听她和几个孩子的下落。

当时因为国民党“回乡团”打来，地方上的人为了保护杨开慧母子，假传她的死讯。毛主席惊闻噩耗心如死灰，但是当时他正身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根本没有办法亲自前往实地调查。

一九三〇年，杨开慧被捕入狱，当年十一月国民党的媒体传出了她的死讯。那时毛主席正在江西战场上与敌人浴血奋战，于是他就提笔写下了这首词。

记不清是托尔斯泰还是谁曾经说过，他为了写好小说，曾经在亲人去世的时候，暗中琢磨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描述自己那种感受。但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往往无法做到这一点。

毛主席一直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细腻的人，所以当他听到爱人死讯的时候，除了悲痛欲绝之外，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思考、去琢磨，应该用什么样的修辞手法去传达这种感情。

本来这种词作，毛主席大可以在创作以后，等到伤痛平复再来润色。但是从这首词的表现来看，我们现在看到的“终稿”，很可能就是它的“初稿”了。

毛主席生平创作的大部分诗词，都有过反复修改的经历，有一部分修改润色的过程甚至横跨数十年，从抗战时期一直持续到了五、六十年代。

但是毛主席偏偏没有对这首悼亡词作过多的修改，恐怕就是因为这首词中的感情，已经真实地还原了他当年的感受。

诗言志，词言情。情真意切才是词作难能可贵的地方，再在上面添油加醋，刻意地运用一些华丽的修辞手法，就是多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