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那么关心时事的人来说，一般提起我们国家的“女副总理”，除了在此前新闻媒体中经常出现的孙春兰，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还是2003至2008年在任的吴仪。
因为吴仪是在一九八一年之后，中国二十一年间首次出现的女性副总理。许多人都把吴仪的上任，当成是中国女性政治话语权提升的象征。
其实，新中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理也姓吴。而且更加巧的是，当初促使她当选国务院副总理的契机，也是因为中央想增加女性在决策层的占比。
这位女副总理上任时才只有37岁，她的名字叫做吴桂贤。一九六三年，吴桂贤还是“西北国棉一厂”的工人、全国劳动模范。但是从1969年开始，她8年中三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紧接着，吴桂贤又在一九七五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务院副总理，与著名的陈永贵同期上任，成为周总理十二位助手之一。
吴桂贤担任副总理，是周总理“亲点”的。不过吴桂贤本人坚持认为自己年轻识浅，不能胜任工作。于是上任两年后，她就向中央提出辞职，最后回到了老家的棉纺厂。
虽然吴桂贤在任的时间较短，但是仍留下了一段传奇。那么，吴桂贤到底有什么来历，周总理当初为什么坚持要让她提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呢？这件事还得从吴桂贤的生平经历说起。
一九三八年，吴桂贤出生在河南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因为家里孩子较多，她的父亲很早就去山西打工，家中只留下爷爷、奶奶和妈妈三个成年人。
那时正是战争时期，经常会有国民党军队到地方上“抓壮丁”。有一次吴桂贤见到几个穿灰色军装的士兵冲进家门，二话不说，拖着她爷爷就往外走。
吴桂贤的奶奶和妈妈一边拼命拉着爷爷不让他们带走，一边大喊救命，可是围观的大人都不敢伸出援手。
直到吴桂贤的爷爷被兵痞们拉走以后，才有人告诉他们：“赶紧凑钱去赎人吧，晚了就回不来了”。最后小桂贤的妈妈四处向人下跪，才找人借来一些钱把她爷爷赎回来。
全家人从此不敢留在河南家乡，于是举家逃到山西，去投奔吴桂贤的父亲。由于她父亲在那边收入也不高，所以吴桂贤的童年就这样在摘野菜、捡煤渣中度过了。
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吴家人听说家乡在给农民分田地，于是又东拼西凑，拿到一点路费赶回河南。没想到回去得晚了，没有分到土地，一家老小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这时，十三岁的吴桂贤只能独自爬上火车去陕西投奔亲戚，并在其家中打找杂。后来她听说附近的西北国棉一厂在招工，于是就擅自把年龄改大了三岁去报名。
工厂的负责人看吴桂贤的身材瘦小，怎么也不信她十六岁，但是在得知她家里的情况后，还是同意她参加工作。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吴桂贤的家里很贫穷，所以在十三岁以前她家的几个孩子里，只有她的姐姐读过几天书。才迈进纺织厂大门的时候，吴桂贤差不多就是一个文盲。
好在吴桂贤天资聪明，记忆力也很强，所以她在厂里学习东西也非常快。后来她又在工作之余参加了扫盲班，渐渐识得了几个字。一九五五年，吴桂贤就成功加入了共青团。
又过了三年，二十岁的她就入了党。在她入党的同时，工作也得到了转正。厂里为了表彰吴桂贤，特地把她调到最先进的一个班组当中。
那个小组的组长，就是后来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赵梦桃。赵梦桃比吴桂贤年长三岁，组织安排她当工会的小组长，让吴桂贤当党小组长。
后来赵梦桃因为身患绝症仍坚持奋战在一线，受到国家表彰，厂里因此决定把她们的工作小组命名为“赵梦桃小组”。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三年四月下旬，两个月后，赵梦桃就病逝了。
吴桂贤接过了赵梦桃身上的重担，从此在工作中加倍努力，最后她也当上了全国劳模。并在第二年首次以“先进工作者”的身份在国庆节登上了天安门，还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后来西北国棉一厂为了培养干部，就把吴桂贤送入西北大学进修。一九六八年学成归来以后，不久就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的厂长。
很多人以为当上厂长就是吴桂贤事业的巅峰了，谁能料到一九六九年，三十一岁的她，又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当选“中央委员”。
此后八年之间，吴桂贤三次当选“中央委员”，并在一九七五年正式成为国务院副总理，步入政坛。那么，为什么吴桂贤的经历会产生如此大的变化呢？
这件事说起来，可能还与当年的“学大寨”有一些关系。六十年代后期，我们的国家面对西方势力的经济封锁，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生产进行自救。
在农业科技还不发达的当年，只能凭借奋战在一线的工人、农民们丰富的实践经济与吃苦耐劳的精神来提升产能，陈永贵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毛主席、周总理发现的。
陈永贵也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前大字不识一箩筐。但是他在生产实践中，的确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中央认为，可以吸纳部分像他一样的劳模到政务部门中去，对实践工作进行指导。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陈永贵、吴桂贤以及孙健等劳动模范当上了中央委员，随后又进了政治局。不过一开始中央并没打算让吴桂贤进入国务院，最初定下来的应该是陈永贵。
后来政治局开会的时候，因为有人提出应该增大女性在决策层中的比例，并且推荐了不适当的人选，所以周总理直接点名让吴桂贤上任。
周总理很早就对吴桂贤做过考察，知道她工作以及在西北大学进修的情况。周总理和毛主席商议后，事实上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也就是一九七四年就“点名”让她和陈永贵政治局。
毛主席考虑到陈永贵、吴桂贤以及孙健三人的具体情况，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机动”的工作方式。
也就是让他们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南海办公，剩下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安排他们在外做调研。
不过那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二人的健康状况已经很不好了，所以吴桂贤上任的时候，他们先后开始住院。吴桂贤后来说，当初开会的时候，由于她最年轻，往往就是听着，也不好发言。
没想到数月之后，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辞世。换届之后，吴桂贤就打报告要求调回西北西北国棉一厂当工人。
没想到中央领导对吴桂贤说，你原来就是山西省委的副书记之一，还是回省委工作吧。结果吴桂贤返回陕西，第一时间跑回了棉纺车间。
后来又过了几年，中央领导人派人来关心吴桂贤的工作情况，打算把她调到省委工作，可是吴桂贤仍然坚持留在西北国棉一厂。
这个时候，吴桂贤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她认为自己过往学到的一切知识，都只有在这个厂里才能得到很好地发挥。就这样，时间一晃来到了八十年代。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下，国内的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九八八年，深圳特区的领导到西北国棉一厂考察工作，发现了她的才华，于是把她请到深圳办实业。
五十岁的吴桂贤在得到家人的鼓励后，毅然决定南下创业，最后当上了一家纺织印染公司的副总。十年后，六十岁的吴桂贤正式退休。中组部专门下发文件，给她以正厅级退休待遇。
虽然说一个人的发展，主要是看个人的主动努力，但是成就的高低起伏，往往还是带着一点偶然性。这就是所谓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吧。
不过吴桂贤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她从进入西北国棉一厂，当上先进个人、全国劳模，再到进入西北大学进修的整个过程中，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从政。
因此被周总理“点名”提拔当上了副手，这对吴桂贤来说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一九七四年她进北京开会时就接到了毛主席的批示，让她和陈永贵留下来参与政治局的工作。
因为当时吴桂贤只是到北京开会，所以身上带的钱和粮票，都用不了几天，她也并不知道自己后来会当副总理。
直到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的前夕，吴桂贤看到副总理候选人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吓了一大跳，于是她向周总理表示自己干不了。
不过周总理却告诉吴桂贤：“没有人天生就会干事情，我这个总理也是边干边学。”后来情势发生改变，她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热爱的岗位上继续奋斗，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退休以后，吴桂贤因为有在陕西、深圳两地的工作经验与人脉，还经常为两边的经济合作牵线搭桥。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帮助家乡发展经济，还为重修黄帝陵募捐了25万人民币。
现在吴桂贤的家庭生活非常幸福美满，她与丈夫恩爱相守五十余年，十分和睦，一双儿女大学毕业后都在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