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东北沦陷史内，张景惠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和日本关东军的合作，决定了此后一系列的政局走向。从草莽到“总理”到战犯，这个传奇人物走过了怎样的路程？

在整个东北沦陷史内，张景惠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和日本关东军的合作，决定了此后一系列的政局走向，次年2月在奉天(沈阳)张景惠公馆等地举行的“建国会议”，则开启了伪满独立的大门。此后，他在伪满洲国历任参议府议长兼东省特区长官、军政总长、协和会会长等职，自1935年起长达10年的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生涯，是其一生从政的巅峰，但也为其日后成为仅次于溥仪的伪满战犯埋下了伏笔。

“建国会议”突然发生？

张景惠穿着长袍马褂，头向前低倾作鞠躬状，似在听左前方一位背着手的日本长官训话。墙上贴着一张军事地图，还有日本明治天皇着军装的肖像图。

“这个蜡像展现的是张景惠对日本人的奴颜婢膝。他是个十足的、彻底的大汉奸，彻头彻尾的败类！日本人要啥给啥！”长春伪满皇宫旧址东部的东北沦陷史陈列馆内，工作人员对记者这样说。

在抗战胜利很多年以后，张景惠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回忆起伪满洲国“建国会议”召开时的情形。

那是1932年初，包括张景惠在内的东北三省四巨头(另外三个分别为马占山、臧式毅和煦洽)，已经决定在沈阳召集一次会议，商议“联省自治”问题。“九一八事变”过去将近半年了，张学良率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关东军加紧“满洲国”的筹划。但日本国内存在不同声音，国际联盟的关注度亦高。有关东北的未来走向，看上去似乎仍存在不确定性。张景惠刚刚出任宣布“独立”的黑龙江省省长，2月15日上午，他从哈尔滨机场乘日本军用飞机抵达沈阳。

张景惠的笔供对“建国会议”的描述很简略：“予偕马占山赴奉(天)参加日本关东军所召开之会议，与煦洽、臧式毅等决定即时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行政委员会)，予任会长，暂维治安。(16日)当晚9时，日方忽令召开紧急会议，审议关东军提出之市民请愿书，请溥仪主持政务，并告以军方已决定赞助此举。因而对此不仅无可审议，且系突然发生，无暇详加考虑，遂决定予及市民代表等前往请愿，而后予回哈埠。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溥仪任执政，郑孝胥任国务总理。”

“日本人早已占领了东三省，他们想给自己的行动冠上一个名堂，动员末代皇帝溥仪出山，也动员东北四巨头召开会议。张景惠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王文锋对记者说。但张景惠的这段供述显示出，张景惠等四巨头在沈阳召开“建国会议”前，甚至不知道日方的“伪满洲国”确切方案，但在知晓了日方方案后，他们最终只有顺从。

“建国会议”召开了7天，东三省随后通电宣布独立，“满洲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张景惠在这个新政权中出任的第一个职务是参议府议长。

就张景惠的一生而言，这都是一个转折点。事实上，他的政治生涯中，还有其他几个关键性的节点。与张作霖相识，应该算是他发迹的起点。

“张景惠的崛起，主要是因为张作霖。张作霖在最困难的时期，兵困马散，是他招待的，两人结为盟友。”长春市宽城区政协文史办原主任王久荣对记者说。

很快，他们就被官府招抚，张作霖出任奉天西路游击马队帮带，张景惠在其手下出任中哨哨官。两人的联结此后越来越深，一直到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在由北京回东北的途中魂归故里。

张学良令其维持现状？

日本关东军所埋的30麻袋黄色炸药被引爆之时，张景惠与张作霖正在同一个专列上。但他比张作霖命大，仅腿部受伤。

继承父业的张学良，虽遭日方警告，仍在半年后宣布易帜，将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在东北军的内部争论中，张景惠倾向于“易帜”这一派。张学良任命他出任了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

东北的局势仍然微妙。世界经济危机正在蔓延，遭遇经济不景气的日本，对资源丰富的东北的觊觎之心日重，这种想要霸占的野心更有国防上抵御苏联南下等战略需要的刺激。在关东军参谋本部1931年提出的一份《形势报告》中，提出了三阶段的构想：首先在东北等地树立亲日政权，然后建立独立国家，最后则由日本占领这些地方。

“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深思熟虑后，在预定轨道上运行的对华侵略。张景惠1954年在笔录上供称，事变发生后，他的寓所即被日本人监视，私有枪支若干也被搜走，一个和他内弟相识的日本人新井，从中牵线，让他与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见了面。板垣称，“九一八事件”将来须直接交涉，你如果不反对日方，可以回哈尔滨负责北满(即东省特别区，当年位于黑龙江、吉林两省之间)的治安。张景惠9月21日在新井的陪伴下到了哈尔滨，“见民心已呈动摇，兼有领事团暨商民之请求，遂命成立警察队补助一般警察，共维治安，以免日军借口侵入北满。”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白武清一，还专门向他传达了日本军方意旨，要他立刻表明立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如不脱离就等于不承认现状。张景惠表示事属重大，他个人无法决定，必须经过会议讨论，所以无法立刻答复。白武清一走后，他们在会上无法获得一致意见。但傍晚时分，白武再度前来，称明天一早就要向日本军方汇报，必须当晚给出答复。

张景惠称，他们再度开会，仍然认为绝对不可以脱离中央，但此时，辽宁、吉林已经被日军占领，“如不表明态度，日军势必侵入北满，反不若借脱离中央之名保持北满，留待解决之为愈。因此，始以脱离中央实行自治电稿交彼持去。”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率部离开奉天转移到锦州，而锦州随后也遭到日军的空袭。张学良又退到北平。

在交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自治的电稿之后第二天，张景惠称，他即派手下梁朝栋和王树声去北平面见张学良，讲述了自己在哈尔滨所遭遇的一切，“并请其速定办法，以免别生枝节。”

据张景惠的供述，当时张学良的指示是，“须候中央解决，更令予继续维持现状。”

但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并无解决东三省问题的迹象，张景惠在“维持现状”的途中开始愈走愈远；而在关东军的野心下，现状终究是不可维持的。

推上伪满“总理”前台

溥仪也一步步走进日本关东军的圈套。伪满洲国的“独立性”在他1935年访日后更加名不副实。国务总理郑孝胥心存“以夷制夷”、“国际共管”的想法，并公开表示：“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他自己走走，(日方)不应总是处处不放手。”他因此遭到了撤换。

郑孝胥在辞职时多次提及间岛省(伪满东北地区行政区划，省会延吉)省长蔡运舛是合适人选，而溥仪更看好的是“民政部大臣”、当年的东北四巨头之一臧式毅。但日本人钟意张景惠。“郑孝胥言语中不太依靠日本人，就被踢开了。日本人看中张景惠，是因为他比较听日本人的话。”长春市宽城区政协文史办原主任王久荣说。

在和张作霖一起被官府招抚之后，张景惠一路仕途亨通。但在奉系内，他是一个相对懂得退让和主张和平的元老。他的亲信于镜涛曾问过他：“一般人传说张作霖的管带是您让给他的？”张景惠回答说：“张雨亭(作霖)的为人，你在他的头上怎么能行，就拿他对老曹(曹锟)来说，我劝他合作先推曹当大总统，他当副总统，过不了几年，我保险他准能当上大总统。张雨亭他不同意，说我，你还做统一的梦，非跟直军作战不可！借着反对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两方就决裂了，东三省就是叫他这样弄坏的。”

张景惠说的是1922年的直奉战争，当时张景惠是奉系内部的“主和派”。但张作霖作战之意已决。战争以奉系惨败告终，张景惠被认为在战争中有亲曹锟之举，事后还被曹锟赐了个全国国道局督办的头衔，亦显现出其为人的特性。

留在东北维持局面并与日人周旋的张景惠，一步步获得了日人的信任，被推上“国务总理大臣”的前台。

与蒋密约“曲线救国”？

在东京被炸之前，日本的败相已露。张景惠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并未与日本“一心一德”，而是有自己的盘算。

1945年2月，张景惠通过于镜涛到天津找他的拜把兄弟张作相父子，劝其在华北伪政权中就职。“张景惠告诉我说：你到天津去一趟，告诉辅忱(张作相)事情快到根底下了，可不要计较地位高低，只要有个地位，能抓住机会弄一把子人，若是有了武力，将来(日本)鬼子倒了，可以弄个地盘才有出路，就是想回东三省做点事，空着手也不行。”于镜涛把这个意见转达之后，张作相答复说：“四爷(张景惠)说得很对，可是华北的局面日本也是束手无策，咱们怎能也跟着扯呢，就是王荫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请我当个参议，我都拒绝了，现在情况四爷他老不知道啊！”

于镜涛将这个信息带回长春后，“张景惠非常不满，说他(张作相)这个软弱的人，真叫人没有法子，要不是这样软弱，大元帅(张作霖)死后，他要肯接着干，不交给张学良，东北还不至弄到这步田地上。”

张景惠的秘书高丕琨回忆，在德军被苏联打得节节败退时，张景惠也感到与日满捆绑在一起的希特勒的末日行将到来。“1944年末，汉奸们在报纸上看到法奸被惩罚的消息，也感同身受，忧心忡忡，当时伪总务厅次长王贤纬说，我们也将逃脱不了应有的惩处。唯张景惠却声色不动，依然如故，形同无事。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张景惠与蒋介石有密约，心中有恃无恐。没料想到头来，他的一切全成了泡影。”

所谓的“密约”，按高丕琨的说法，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派人见张景惠面谕，要他善自敷衍日本，以图后事等等，所谓“曲线救国”。“他常对于镜涛等人骂‘蒋介石不讲信义，没有良心，问问蒋介石，他派的宋某人都跟我说什么来着？’于镜涛说张景惠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临死前，因此事还骂过蒋介石。”

战犯的悔悟与辩白

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4天，张景惠与溥仪等人就从“新京”(长春)搭列车逃往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晚，他又以收拾残局为由返回新京，组织“治安维持会”，任会长。“他之所以回来维持局面，大概是认为有张学良的指示和蒋介石与他的秘密约定，虽然是口头的，但可保他没事。”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说。

但这位乱世起家的枭雄，这一次错估了形势，未能化险为夷。他和溥仪等人不久后都被苏军逮捕，押往苏联。1950年，苏联政府将伪满战犯移交中国，他们被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5月5日，因心脏病而逝，终年88岁。

张景惠的六夫人张树卿曾于1956年2月去抚顺战犯管理所看过一次张景惠，“张景惠一看到我就伸出大拇指说：‘还是毛泽东伟大！’……”经过多年改造的张景惠在此前的笔供中，也有这样一段自我悔悟和辩白的话：

“回想(九一八事变后)与板垣参谋会谈时，想到日本侵略东北之蓄意已久，此次事件无论将来由何方进行交涉，均难轻易得到解决，如使更有借口侵入北满，则事件既属扩大，解决将更棘手，是即告以负责维持北满之初心。其后，中央过问国联(国际联盟)，(张)学良迟迟不决，环境状况日非，日方威逼更甚，不得已乃思成立过渡到政务(行政)委员会以行敷衍。如是，既可摆脱当前困难，更为将来进行交涉留些余裕。孰意日寇胸有别谋，预布诡计，昏聩如予，其能逃其术策！追思往事，言之痛心。总之，予之重大过失，均系昏聩无能所致，而决非甘心背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