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国/文

王树声军长

　　西路军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发，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九三七年春。这是张国焘右倾分裂路线造成的一次红军战史上的重大损失。一九三六年秋，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一年之久。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为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继续抗拒党中央要红四方面军去陕北的正确决定，采取欺上瞒下的阴谋手段，假借中央名义，提出了“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等口号，命令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组成西路军，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自甘肃靖远上游强渡黄河西进。在河西走廊同甘、青两省的马家匪帮(马步青、马步芳)以及国民党胡宗南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英雄的红军指战员，在迷途苦战中创造了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迹。但终因路线指导上的错误，在数倍于我的强敌袭击中，遭到了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原先我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部作战参谋，西进中调任骑兵师作战科科长。参加了红九军在河西走廊作战的全过程。今天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回顾四十多年前红九军在河西走廊的这段艰苦经历，无论对现在和将来，都是很有教益的。由于时隔几十年，有许多人名、地名和某些情节回忆不起来了。因此，难免会有很多错误和遗漏的地方，希知者予以补充订正。

张国焘

　　张国焘拒绝党中央的正确方针　　红四方面军在岷洮战役中受挫　　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旬，我们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进入甘肃，到达甘南哈达铺。部队翻雪山过草地，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在长途跋涉中，有时连一口水也喝不上，备受艰辛。部队到达哈达铺之后，情况大不一样了，镇子上有卖鸡蛋的，卖烧饼的，部队情绪一下子好转了。因为大家身上长满了虱子，需要擦一擦澡，换洗衣服，就在哈达铺休整了两、三天。 　　这时，中央已派聂荣臻、左权同志率部队来接应我们，待三军汇合后拟在陇西一线寻机围歼国民党第三十七军毛炳文的两个师(即第八师陶峙岳部和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然后挺进陕北。但是，张国焘坚持错误路线，另搞了个岷洮战役，并以此为借口，拒绝了党中央的正确方针。　　因此，红四方面军开到岷县和临潭县一带，执行岷洮战役的任务。给我们九军的作战任务是攻打岷县城守敌国民党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敌人在甘南的防御兵力是薄弱的，只有鲁大昌的一个地方杂牌师。但是，岷县是鲁大昌土军阀的老巢，当红军大军压境之时，他唯恐被消灭，就将其主力六个团全部集中于岷县城和南郊二郎山，死守岷县城。所以，虽然甘南广大地区迅被红军占领，而岷县城仍在敌人手中。　　八月中旬，我军开到岷县城外，为攻占岷县大约准备了一个星期，绑扎好了云梯，配备好了火力，就开始攻城。岷县守敌二个旅，还有地方民团配合，兵力相当雄厚，我军缺乏重武器，因此攻城都是夜战。 　　头一天夜里攻城，部队尚未接近城墙，就遭到很大伤亡。然后，我军将火力集中，虽接近了城墙，搭好云梯，刚刚爬上城去时，却被敌人将我云梯炸断。反复多次，我军攻城未下而撤了下来。第二天夜里，我军又组织力量再次攻城，部队搭云梯已爬上城。但是，守敌发起了一个反冲锋，我因后续部队未跟上，结果，又没有攻下城来。两次攻城失败，我军仍未放弃攻占岷县城的打算。我当时是军部二科的侦察参谋，军政委陈海松同志派我带一个侦察班，从岷县城内通往河边的一条下水道偷袭，沿河边水中刚爬到城洞口，又被敌人守城的一个班发现了。敌人居高临下，枪弹齐发，手榴弹劈头盖脑的往下扔，侦察班有两位同志负伤，撤了回来。强攻没有成功，偷袭也失败了。同时，岷县城南的制高点二郎山，虽经兄弟部队激烈进攻，也迄未攻下，至此才死了心，不攻岷县城了。此后，我军虽对岷县城长期围困，但国民党对鲁大昌部空投弹药、给养，坚其防守。此战未打好，岷县没有拿下来，这是我九军出草地之后在岷洮战役的第一仗受挫。因为打岷洮战役，不仅使我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还使红四方面军在甘南滞留了一个来月，从而贻误了与中央聂荣臻、左权同志所率领的部队汇合，错过了围歼毛炳文、许克祥部的有利战机。红军长途跋涉，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就屯兵坚城之下，强攻敌人严密防守的城池，在战术上也是错误的。

徐向前

　　张国焘再次分裂红军　　组织西路军西渡黄河　　岷洮战役失利后，张国焘本应放弃错误主张，听从中央指示向甘肃会宁一带靠拢，与一、二方面军汇合挺进陕北，一同迎接抗日战争的新高潮。但是，张国焘仍坚持错误的退却路线，为实现其个人野心，对抗中央指示，又命令长征的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军和红五军)向西挺进青海西宁地区。部队刚刚走出草地，又不得不再次进入草地。大约在九月中旬，我们从岷县西进到临潭地区，在草地边沿，走了一天，草滩泥沼很深，马一陷进去就出不来。因为这是第三次过草地，且在岷洮战役失利之后，部队十分疲劳，又缺少粮食，情绪不佳，就是干部们，也不愿再往草地走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国焘才迫不得已决定出草地北上，改走静宁，去会宁。　　十月下旬，当红四方面军到达会宁，与一、二方面军会合后，按计划是回师北上，拟在陇东山城堡消灭胡宗南的一个师，结束长征，开赴陕北根据地。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部队接到了西渡黄河，组织西路军，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命令。当时向部队动员说：“打通国际路线”、“建立河西根据地”、“这是中央决定的”。其实，大家被蒙在鼓里，对真实情况一点也不了解。红四方面军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下面的干部对执行上级的命令指示，从来是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说一不二的，干部中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说到哪里就到哪里。因此，部队总以为西渡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没有料想到是张国焘盗用中央名义，欺上瞒下，再次分裂红军。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我们从靖远上游西渡黄河。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是强渡黄河的先遣部队，接到命令后，就选择靖远上游二十华里处作为突破口。十月二十四日夜里，渡河失败，第二天夜里强渡成功。一过河就和守卫在对岸的敌韩起禄骑兵旅接上火，经过激战，击溃了敌人，俘虏二百人，缴枪八百支。我军控制了渡口，接着红九军也摆渡过了黄河。大部队过了河，向前推进，又击溃了敌马禄旅的阻挡。为了让大军迅速全部渡河，还在渡口架起了浮桥，总部直属机关和红五军都过去了。原计划红四方面军都要过黄河，但当红四军过去了一个团时，胡宗南的部队插了过来，浮桥也被敌机炸断，无法再行渡河了。因此红四军和三十一军被胡宗南部拉住了，已过去的一个团也返回河东。西渡黄河的部队是四方面军前锋，当时号称四万人，其实只有二万七千多人。西路军的总指挥是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一条山之战　　部队过河后，边打边进，将马步青的河防军三个旅打了个七零八落，我军迅速推进到景泰地区一条山。这时，不仅有甘肃的马步青部，还有青海的马步芳部，为增援黄河守敌都赶了上来。敌人大概集中约五个旅。我军担任前卫主攻任务的是三十军，九军负责警戒兰州方面之敌。于是我们两军在一条山地区与马匪部队展开了激战。这一仗打的不错，消灭敌人一部分，击溃敌人一部分，敌人狼狈逃窜。是我军西渡黄河打的第一个胜仗。当时部队情绪高昂，全体指战员们把这一仗的胜利看作是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献礼，总以为是实现毛主席的战略决策，要打通国际路线，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 　　其实，过河后，党中央已有电令，命令三十军准备船只，要已过黄河的西路军仍返回河东，去陕北。当时大家不理解这是党中央的命令，反而莫名其妙，真假莫辨。正在集中船只准备渡河时，突然间却又传来了第二道命令，让我们九军、三十军继续西进。这又是张国焘搞的鬼名堂，再次违抗中央的指示。 　　部队继续西进，总部的部署：命令三十军(辖八十八和八十九师)编成右路支队，九军(辖二十五和二十七师)编成左路支队，总部机关和五军(辖三个步兵团和骑兵团、特务团)随三十军前进。右路支队沿长城，经大靖、土门子、黄羊镇、凉州城南，进占永昌，打甘州(张掖)；左路支队经干柴洼，进占古浪，打凉州(武威)。目的是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西进途中，同志们真是历尽了人间的艰辛。隆冬十一月的西北天气已经是滴水成冰的季节了，同志们穿着不挡寒风的单衣、单裤，在沙漠中行军，寒风卷起满天的风沙，迎面打在脸上，象一团团蜂子螫着钻心痛，睁不开眼睛。过河后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因命令朝令夕改，东西往返，也使部队过于疲劳。同时也引起一些疑虑，但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军以上的干部是否知道，不清楚，师以下的干部是不明白的。部队在风沙弥漫、疑虑重重的气氛中前进。　　三十军行进途中，在大靖歼灭守敌一个工兵营，俘虏三百余人。此时中央来电指示：要西进中的我军把战俘和枪支，根据我军“八一宣言”精神，一律退还，以示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诚意。前卫三十军把枪支全部退回，将敌人也全放回去了。但是，未起到作用。西路军取得渡河、一条山、大靖几战的胜利，部队产生了有些轻敌的情绪，特别是一条山战斗后认为马匪并不是那么难打，因此部队部署分散，大阔步的前进，孤军深入。右路支队，越过凉州直取永昌，再打甘州。这样部署，使兵力更过于分散，而且战线距离拉得太长，首尾不能相顾，西路军各部孤立地进行战斗，也是招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马家军民兵

　　干柴洼之战　　十一月中旬，西进左路支队第九军离开一条山，向干柴洼古浪方向前进，目的是荫蔽接敌，打开凉州，建立根据地，结果适得其反。我们用急行军昼夜兼行，走了一夜，天还不明赶到干柴洼。在行进中，我后卫部队发现有敌骑在运动，同时还有步兵，番号不明。因此部队进到干柴洼宿营后，军部即命令部队修筑工事，利用院墙做掩体，挖好枪眼，加强警戒，准备阻击敌人。大约是早晨八点钟，部队刚吃完饭，马匪骑兵追赶上来了，还有地方民团也配合马匪骑兵，向我军发起了攻击。干柴洼的战斗打响了。　　敌人向我阵地发起猛攻，马匪骑兵也在向西北方向活动，企图钳击我军。我军则利用地形地物和筑好的工事，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我们用手榴弹和敌人拚杀，打死不少敌人，在上午十点钟左右，敌人的飞机轰炸扫射，掩护地面部队向我军阵地再次猛烈进攻，由于敌军多于我两倍，又有优势的火力，突破我军某处阵地，并向我军部驻地直压过来，情况十分严重。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立即把司令部全体参谋人员和交通大队的全体战士组织起来，一齐上阵。在情况万分危急的关头，军部一科长刘培基同志亲自率领机关人员，挥舞短枪大刀，手榴弹，英勇抵抗，接连三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在第三次反冲锋时，刘培基同志跳出院墙阵地，带领部分通信员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进行反击，不幸头部中弹倒在地下神志不清，我将他背下战场，不久就停止呼吸光荣牺牲。随后二科长又奋勇当先，接着冲上前去，主动承担起指挥战斗的任务，继续反击敌人。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军二十五师某团从敌人侧翼打了过来，敌人见势不妙，狼狈逃窜，连尸首也顾不得拉，败退下去，给军部解了围。全线连续战斗到下午三时许，敌人骑兵掩护步兵撤退，战斗渐渐平息下来。 　　干柴洼战斗，虽然打死打伤了很多敌人，但是我军伤亡也不小，这是我军过黄河西进以来第一次失利的战斗。军部一科长刘培基同志的牺牲，同志们更是难过。刘培基同志是甘肃人，原是跟随董振堂军长参加江西宁都起义过来的，是个知识分子，很有才干，原在五军团某师担任参谋长，后来调到我军二十七师当参谋长，在过草地时又调到军部当一科科长。刘培基同志对工作积极负责，对同志关怀备至，我当参谋的这点业务能力，就是他带出来的。令人敬佩的刘培基同志永垂不朽。　　红军在长征途中，没有自己的后方基地，子弹补给很困难。在整个西进作战中，子弹缺乏始终是个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我军的战斗力，往往造成弹尽粮缺的被动局面。每战结束，战士们打扫战场，对缴获敌人的枪支不大喜欢要，对子弹却是如获至宝。但是，马匪很狡猾，每个士兵身上最多也只有五、六排子弹，从打死的敌人身上，得不到多少子弹；马匪以骑兵为主，主要用刀，也是子弹少的原因之一，这是我军西进中遇到的新情况。　　这次激战，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在前沿战斗中，得知敌人是马步芳的主力两个骑兵旅和马步青的一个骑兵旅，还有步兵团和地方民团，由敌前线总指挥马元海亲自指挥。我军虽大量杀伤了敌人，但无法阻挡敌人的追击，只得在战斗结束后，赶紧向古浪方面前进，以期跟上右路军的步伐。

　　激战古浪城 　　我军在干柴洼战斗受挫，于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突围，按计划向古浪城方向推进。但是敌人的黄马队、白马队、黑马队仍紧紧跟踪，尾随不舍，企图找我决战。为此，我军决定夜行昼宿，并由一路纵队改为二路纵队，以缩短行军距离，机、炮脱衣随时准备投入战斗，防止敌人骑兵的袭击。从干柴洼到古浪，我后卫部队在红梁山阻击了一下尾随的敌军。我军从红梁山一夜急行军，第二天拂晓前，部队到达古浪，守城的反动民团不堪一击，弃城而逃，我军迅速占领古浪城。 　　古浪是个不大的小城，坐落在两面临山的小川道里，城南是乌鞘岭。乌鞘岭在军事上是坚守古浪城的要塞阵地。从乌鞘岭看古浪城是居高临下，因此固守古浪城必须首先控制这个制高点。古浪城因坐落两道河川口，地势低，不利于防守。城的东北面是一片开阔地，出城不远就是沙石滩。地势平坦，有利于敌骑兵活动。鉴于这种情况，我军指令二十五师各部布置在城西南方面，令二十五师派一个团首先抢占乌鞘岭控制制高点；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委陈修神)布置在东北方面，是平川地段，后边有敌人尾随，如发现敌人就地抵抗，以阻止敌人前进。二十五师必须守好乌鞘岭，如乌鞘岭有失，古浪城也就站不住脚。各部队进入阵地之后，迅速构筑工事，加强警戒，随时准备战斗。城西面山地距城较远，没有作重点防御。　　敌人失守古浪，引起凉州马步青的惊慌，不仅指令尾随红军的马元海夺回古浪城，而且增派了援军。 　　正当我军刚分别进到住地，工事还未构筑好，敌人以两个骑兵团和两个步兵团的配合，向我警戒团突然袭击，使我军措手不及。在部队还没有展开的情况下，我某团前面两个营遭受损失。约一小时后，南面敌人，又向我乌鞘岭发起攻势。他们先用山炮拚命地攻击，烟雾和尘土笼罩一片，使人睁不开眼，尘土夹着炮弹碎片，象雨点一样四处溅落。炮弹的爆炸声，枪弹声，敌人和骑兵马队的嘶叫声，震荡着整个山谷。我军坚守在乌鞘岭的全团战士和干部，个个紧握着枪，有的紧紧套着手榴弹的导火线，准备好了一堆一堆的石头、石块；有的把刺刀装上枪头，等待着敌人的接近。愤怒的火焰在每个战士心中炽烈地燃烧着。　　敌人骑兵下马挥舞着马刀，步兵端着长枪，冲呀，杀呀地喊叫着，成营成团地向我阵地涌来。我们坚守乌鞘岭的全团指战员集中所有的步枪、手枪一齐向敌人射击，手榴弹、石头、石块也紧紧跟着劈头盖脑地向敌人砸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战斗继续了一个多小时，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敌人骑兵的马匹也不听控制地四处奔跑嘶叫，敌人步兵惊慌失措，乱作一团，互相践踏着、拥挤着，溃退下去了。　　敌人强攻乌鞘岭未能得逞，于是改变战术，以少数兵力向我正面佯攻，调集主要兵力向我侧翼迂回活动。敌人利用骑兵和空中飞机掩护步兵，从乌鞘岭的东边，插到乌鞘岭的侧后边，截断了乌鞘岭与二十五师主力之间的联系。敌骑兵有一部分直插到古浪城附近，到了军部跟前；有另一部分插到二十七师背后，执行分割态势，使二十七师腹背受敌。敌军的穿插，将我军的部署打乱了。至此，我各部各自为战，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坚守乌鞘岭的一个团终因寡不敌众，孤军奋斗，伤亡很重；二十五师又不能离开阵地去接应乌鞘岭。几个小时激战之后，坚守乌鞘岭的这个团，几乎全团覆没。这时敌人已压到古浪城下，孙玉清和陈海松同志命令交通大队的一部分战士及机关干部，由军部二科长和交通大队教导员率领出击，从古浪城内冲杀出去，指挥员手握盒子枪，指向哪里，哪里敌人就回窜。正在猛烈冲杀，忽然从侧面打来机枪，二科长猛然一晃，身负重伤，倒在地上。敌人挥着马刀扑了过来，教导员迅速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猛扑。出击的全体人员虽奋不顾身，英勇冲杀，终因在平川地带，他们被敌骑兵切断归路，再未回来，全部壮烈战死在沙场。　　我出击部队失利，敌人越发疯狂，大约在十二点半，冲进城内，直向我军部住地扑来，因此我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这时军部交通大队和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全体出动，在原九军代参谋长(名字失记)的亲自指挥下，用短枪、手提式冲锋枪、手榴弹与敌人拚杀了一个多小时。在激烈的巷战中代理参谋长(当时的指挥员)中弹牺牲了。正当我军以城里钟楼为依据，用麻袋装好土作掩体，利用房墙屋顶准备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时候，我军二十七师击溃了敌人的分割部队，杀开一条血路，从东北方面接应过来，对突进古浪城内的敌人形成了内外夹攻的态势。敌人见势不妙，连尸首也顾不上拉，就狼狈退出城外。大街小巷满是敌人遗弃的尸体。战斗持续到下午四、五点钟，夜幕降临，由于马匪军不打夜战，战斗才停止下来。 　　古浪城一仗，打得十分残酷，敌人数倍于我，加之空中有飞机狂轰乱炸，使我九军在这次战斗中损伤近半。　　战斗一停止，军部立即命令部队，重新组织整顿建制，以利下一步行动。各部队则抓紧时间，收拢伤病员，把牺牲了的同志掩埋好，轻伤员不算，将重伤员集中在古浪城几处房子里。在这样情况下，军首长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李聚奎和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这时，正当我送部队行文请首长签署，听到首长们研究决定：轻伤员跟部队行动，干部伤员尽量抬走，重伤员留下，集中在几个大房子内，每人发三块大洋，并由曾日三同志代表我军写信留给敌人，要求他们以人道主义精神，不要杀害我们的伤员。会议还根据减员的情况，进行了组织调整，二、三个连合并为一个连，调配了干部。最后决定夜间突围转移，继续西进，向在永昌的红三十军靠拢。

　　坚守永昌与“西安事变”之后　　白天与敌人拚杀了一天。黄昏后，我军乘夜色蒙胧之际，悄然离开古浪城。离开了古浪，部队就以三路纵队，昼夜兼程，赶到永昌与三十军会合。已是十一月下旬的天气，寒风里不断夹着雪花。红军战士们衣履单薄，风雪严寒，锤炼着人们的意志。　　当我军到达永昌时，三十军除八十九师在永昌留守外，八十八师已向山丹河前进了；五军已进到山丹。　　这时，西路军全部部署在永昌与山丹之间，长达一百多公里，形成一条长蛇阵。这段狭长地带正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南靠祁连山，北临龙首山，南北宽大约四十多公里。翻过龙首山，就是长城外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 　　上级意图是想在永昌与山丹一带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原计划是在凉州和甘州建立根据地，因未能拿下凉州，作此改变。因河西走廊是狭长地带，受祁连山和沙漠的限制，没有回旋的余地，又无群众基础，也难以立足。特别是军事形势不许可，地形对我步兵活动不利，当我军离开古浪开往永昌时，敌人骑兵和步兵就一直跟踪追击，我们刚刚进驻永昌，敌人也紧跟着到达永昌外围。我部与三十军合拢后兵力是集中了；但敌人也相对集中和加强了。经过两三天后，敌人已集中了十来个旅，另有胡宗南的一个师作为马匪的预备队。 　　我九军进驻永昌后，防守城的东北方面，三十军八十九师防守城的西南方面，两军阵地相接。在敌人大军围攻的形势下，我军为执行上级的意图，抗拒敌人，守住阵地，部队各级党组织向部队层层作了政治动员，支部开党员大会，连队开军人大会，纷纷提出保证。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只有巩固阵地，才能建立根据地。”这样一来，导致了一个打阵地战、拚消耗的结局。　　敌人在外线作战，兵员和弹药可以源源不断的补充，所以战斗不断，仗一天比一天激烈。敌人依仗着他空中有飞机，地上有大炮(那时主要是山炮、迫击炮)，以优势的火力与绝对优势的兵力，企图在永昌一带消灭我军。尽管我全军指战员，以激扬的战斗精神，在阵地上粉碎了敌人数十次的进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守住了阵地，与敌对峙了半个多月。但是，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我军在战斗中伤亡也很严重，有生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更重要的是弹药缺乏。伤员很多，永昌城里所有的空房子和庙宇都住了伤员。当时缺医少药，医务人员来不及给包扎换药，没有碘酒也没有盐，伤口只能用开水洗一洗，许多伤员因无法医治而牺牲。　　十二月中旬，战斗正在紧急关头，突然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说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活捉了。战士们纷纷议论：这个不抗日专打内战的卖国贼，到底没有好下场。非杀掉蒋介石不可！　　这时，军政治部敌工干部，组织起来深入前沿阵地，向敌人喊话：“不要打了，你们的主子蒋介石已经被活捉了。大家都是中国人，团结起来打日寇。”敌军士气虽有所动摇，但政治争取工作未起作用。顽固的敌人和我们对骂一通，敌人还向我们打机枪。双方继续对峙拉锯，战斗时打时停。 　　过了十多天，上面传来命令说，要每个人准备八天的干粮，准备回师古浪城，有国民党于学忠部队迎接我军到兰州驻防。大家喜笑颜开，议论说：“一定是把蒋介石抓住后，逼他承认我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西路军损失了一半，还有一半，可以到前线打日寇去。”反映出我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渴望北上抗日，不愿西进的情绪。　　可是，一天晚上八点钟左右，正当全军整装待命，准备出发回师古浪城的时候，忽然又传下来一道命令，要部队继续西进。这下把人凉了半截。在总部开会的军首长回来传达：“陈昌浩主席(陈系西路军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说，我们西路军没有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应继续西进。”大家情绪低落，沉闷地回到营房。停了几天，命令撤离永昌，向西挺进。　　血战倪家营子与骑兵师出击永昌　　西路军撤出永昌城继续西进时，红五军是前卫，已由山丹进到临泽、高台，三十军一部分也已到达山丹和沙河镇一带。总部给九军的任务是：在西进途中，相机攻占甘州。当我西路军未放弃永昌城时，是东西一字长蛇阵的态势，敌军只能咬住我军尾部不放，尚不敢贸然越过永昌城，对我军实施分割包围的战术。待我西路军撤出永昌，红九军进至甘州外围，因敌军兵力雄厚，没有攻城，就转过黑水河，进驻倪家营子。此后，西路军就处于极为不利、易被敌分割包围的态势。甘州城在敌人手中，西路军腰部东西两面受敌，敌人从中切断，首尾不能相顾。我军的不利态势，很快就被敌人利用。敌军强大的追击部队，分左、中、右三路向我压来，先后在山丹、大马营、甘郡堡、沙河镇一带，将我后卫部队击溃，进而以其大部分兵力围攻临泽和高台，以部分兵力围攻倪家营子，使我西路军被分割包围在三个孤立的据点里。　　倪家营子在张掖县南乡，是个很大的村子，南北长约十五里，东西宽三、四里，大约有大小五十余个围子，大户人家的围城修得方方正正，两丈多高，有碉堡和望楼，仿佛城墙似的，叫作屯庄。村子周围大都是荒凉的戈壁滩，往南走十多里路就是绵亘千里的祁连山脉。 　　九军后卫住在倪家营子的东北方向，三十军的一部分住在倪家营子的西南方向，两军阵地相连接。部队驻扎下来之后，都在周围挖了枪眼，构筑了防御工事，在敌进攻的主要方向上还布置了鹿砦。 　　部队继续西进，虽然处境越来越困难，但是我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无所畏惧，以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反击敌人的疯狂围攻，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坚决打通国际路线，有敌无我，有我无敌，血战到底!”　　我军进驻倪家营子后，敌人很快就尾追过来对我实行包围，先是小打，后来敌人在空中飞机掩护、地面炮火的支援下，向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马匪用两旅以上的兵力向我连续发动三次进攻，我防守部队的勇士们，在坍塌的工事里、弹坑里，用步枪、机枪、手榴弹、刺刀迎击敌人，当敌人进到我阵地跟前时，就挥刀出击，将敌人杀退，坚守着阵地。　　敌人对倪家营子的进攻，屡次被我打得头破血流，于是敌人又改变进攻方向，接连向我军侧翼发动了几次进攻，每次战斗，都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敌人几乎每天都组织轮番进攻，但每次都是从上午八、九点钟起打到天黑，我军恢复了原来阵地，才告一段落。敌人是寸土必争，我军是寸土不让。 　　这样坚持了大约二十多天。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下旬的某一天，消息传来：五军在高台、临泽被敌人包围，孤军奋战，我骑兵师增援五军，也被敌人骑兵包围了，除少数突围回来绝大多数都英勇牺牲了。上级命我九军二十五师组织增援。二十五师正当集结待命的时候，突然传令说：不去了，五军已经失利了。军长董振堂同志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在高台也英勇牺牲了。　　五军在高台的覆灭，是我西路军西进以来受到的一次重大损失。这时，总部命令仅有的九军和三十军紧缩阵地，集中到倪家营子一带与敌人对峙。西路军总部、三十军前卫部队以及五军归来的少数同志，都集中到倪家营子。此时，我们两个军共有十个团，每个团约四至六百人不等，在高台、临泽战斗之后，敌人将其十个旅的兵力全部集中到倪家营子，对我进行重重包围。坚持了大约一个多月，同敌人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激战数十次，粉碎了敌人数十次进攻，使敌人遭受七、八千人的惨重伤亡。　　一九三七年二月，为了打破敌人的重兵围攻，牵制敌人，为着战斗任务的急需，我们部队在倪家营子一带又第二次组建骑兵师。它是在第一骑兵师的基础上组成的。因此，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红军创建骑兵师的历史。　　红军第一次组建骑兵师是在长征途中，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以后，在过草地的时候，为适应侦察草地地形和为部队征集粮食给养的需要，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在甘孜正式组建的，归总部直接建制领导。为了加强部队战斗力和把部队的过硬作风带出来，组织上把红四军军长许世友同志抽调到骑兵师担任师长；政委姓罗，在后来战斗中牺牲了。师下设四个大连，每连四个大排，每排四个班，每班有十二、三个人。师部设有作战、侦察、通讯、管理四个科。作战科的科长是刘庆南同志，原是许世友的作战参谋，是个英勇善战，团结同志的好干部。八月，长征走出草地，许世友同志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师长由马良军担任。一直跟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援助高台五军时，全师覆没，只有极少数的人跑回来。　　第二次组建骑兵师的情况：因为渡河西征以来，主要是和马匪交锋，马匪部队主要是骑兵，为了能在另一个方向上牵制敌人，加强部队的机动性，在倪家营子一带战斗紧迫的情况下，总部决定重新组建骑兵师。组成以后，归九军建制领导。编制情况是：骑兵师司令部，本来是下设作战、侦察、通讯、管理四个科，为了紧缩编制只有作战科和管理科。师长杜义德，政委刘庆南，参谋长李彩云。政治部只有一个政工干部，归政委直接领导。另外，司令部有一个通信班，大约十个人，全师两个团，七个连，共约四百余人。　　骑兵师的干部战士除原骑兵师回来的以外，大都是从军直属队精减抽调来的，组建仓卒，由参谋长李彩云同志亲自领导组建，只经过短期训练。李彩云同志是甘肃人，参加江西宁都暴动的知识分子，原先是五军团的训练科科长，对部队的训练很有经验。　　马匹的来源主要是从直属队精减下来的，有一部分是从二十五、二十七师中抽调来的。马的质量很差，大约三分之一是母马(骒马)。俗话说，骒马不上阵，不能打仗。　　骑兵师组建起来之后，经过短期的骑术和战术训练后，就投入战斗了。骑兵师第一次执行任务，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的二月底三月初，从倪家营子离开军部，插入敌后到永昌县东南，牵制敌人。这时虽在春初但与数九寒天的隆冬季节也不差上下。一天深夜，冲破敌人封锁，插入敌后，沿着祁连山边走了两天两夜，赶到永昌县东南，在一个大河坝地区，敌人骑兵追上来了，古浪方面来的敌人和当地民团加在一起，超过我们力量两倍以上；而我们打算把倪家营子的敌人主力牵引出来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抢占了一个土圈子，与敌人拚杀了两天一夜，因为弹尽粮绝，无法再与敌人纠缠下去，我们已有十余人伤亡，管理科长也牺牲了。于是决定夜间突围。因为有许多母马脱驹，跑不快，战士不仅不能骑马，还要拉着马走，伤亡严重。尽管如此，我们的战士仍然斗志昂扬，冲破敌人包围，沿着祁连山边儿转移。正当此时接到军部电报，命令骑兵师立即返回倪家营子。摆脱敌人后，走了四十多里路，大约在深夜十二点钟的时候，突然来了大风暴雨，雷响的震耳，闪电照射马身上一片火光，人都站不住，战士们坐在地上抱住马腿，一个多小时之后，暴风雨停止了。我们靠着指南针看着地图走了一夜，天亮到达永固山口处。遇见敌人从西宁往前线送马的小马队，我们追击了一下，未能赶上。　　大约又走了两三天，在一天夜间回到倪家营子，见到代军长王树声同志(此时孙玉清已调离九军，去三十军任职)，他说：“大家休息待命。”骑兵师在这次执行任务中，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在往返的转战中，全体同志却表现出高度的革命精神，战士们对马匹十分爱护，把自己的干粮节省下来给马作饲料，并千方百计地找池水打开冰洞给马找饮水。在战斗十分激烈，异常残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同志闹情绪，没有一个同志掉队。充分表现了我人民军队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彻底革命精神。　　这时主力军团的处境已十分困难了，三面受敌，整天都在与敌人拚杀，特别是三十军打得更是激烈，我们九军的战斗力已经十分差了。上级认为再坚持下去对我军就十分不利了。于是在非突围转移不可的情况下，决定部队向梨园口转移。这时全部西路军不到三千人了。部队突围转移到南流沟，敌人象恶狼一样对我军咬住不放，又激战了一天，才转战到梨园口。　　梨园口最后一次决战　　我军由西向东进到梨园口，九军的任务是：抢先占领梨园口西北端的一个小山峁，掩护三十军和总部转进。可是三十军刚到梨园口东侧，敌人就凶恶地追上来了。敌人骑兵切断了我九军的退路，将九军所余的七、八百人，团团围住。我三十军的八十九师派出一个营转来增援九军，骑兵师三百多骑兵也向敌人发动攻击，想把敌人击退，让九军解围出来。由于敌兵力超过我数倍，包围了几层，内有步兵，外有骑兵，冲击没有奏效，救援无济于事。因此，一场最后的殊死恶战开始了。军政委陈海松同志带领九军全体指战员，毅然屹立在山峁上，奋起杀敌，英勇抗击，寸土不让。战士们怀着愤怒的复仇火焰，与敌人拚杀，子弹打完了，用刺刀捅，刺刀捅弯了，用大刀砍，石头砸，杀得敌人满山遍野都是尸首，我九军战士宁可流尽最后一滴血，决不投降，因此全部壮烈牺牲在阵地上。这是高台之后，又一幕最悲壮的局面。拚杀到上午十时许，仅剩下政委陈海松同志带着十几个警卫员，坚守在山峁最高点，敌人发现他身边的战士一律都用的是快慢机盒子枪，断定他不是一般的干部，梦想抓活的。我们的军政委陈海松同志，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临危不惧，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敌人想抓活的，结果是丢下了一具又一具尸体，恼羞成怒的敌人，集中火力射击，最后陈政委和他的警卫员与阵地共存亡，喋血疆场，光荣牺牲。陈海松同志牺牲时才二十五岁，他是从鄂豫皖到川陕根据地的，好学善断，作战勇敢，不仅是个好政治干部，也是个好军事指挥员。他的牺牲，对所留下的九军全体人员无不感到万分沉痛与惋惜。　　向康隆寺转移　　九军军部和骑兵师师部撤出梨园口之后，敌人的全部火力压在三十军的身上。当时，三十军的每个团还有二、三百人，坚守着梨园口东西的一条干枯的河床，拚手榴弹、拚刺刀，宁死不退。这样又打了一天，晚上决定突围转移进祁连山，向八十多里路以外的康隆寺前进。 　　这时，西路军仅剩下一千四、五百人了。部队是边打边退向康隆寺，进祁连山的。这里山大沟深，遍地冰雪，夜间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多数战士衣着单薄，少数战士穿着缴获敌人的衣服和老羊皮袄。凛冽的寒风钻心刺骨，身上冒出的热气很快就结成冰，每个人的衣襟、头发、眉毛上都挂着冰屑。在这样艰苦和险恶的环境里，红军战士依然保持战斗的姿态，向前行进。白天与敌人打了一天恶战，连饭也没有吃，饿着肚子转战前进。有点干粮的可以吃一把干粮，喝雪充饥，没有干粮的人多，都只能抓一把冰雪充饥，紧随部队前进。　　我们走了一个通宵，天刚亮敌人的骑兵就追上来了。这时只有三十军还有千把人，九军和骑兵师加在一起也只有三百多人了，总部和妇女团只有百把人。因此掩护转移或堵击敌人的任务只有交给三十军了。三十军的同志们，虽然人少，但打得非常出色。他们在高高的牛毛山上，在冰天雪地阴森寒冷的山沟里与敌人拚杀了一整天，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在苍茫暮色中，才遵照总部的命令，继续向深山中转移，胜利完成了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　　康隆寺是一个喇嘛庙，里面还有僧家和喇嘛，在这里买了些粮食，但为了摆脱敌人，我们没有在这里停脚，连夜翻过了大山，到达石窝一带。　　石窝子会议　　这一带是青石山头，长着细小的灌木和野草。在较大的一座山上，有一片光石崖，崖下有一个石坑，堆积着巨大的怪石，因此人们叫这一带地方“石窝子”。 　　天亮不大一会儿，敌人就追上来了。我们沿着一条山洪冲涮而成的小干沟，边走边打，向山顶攀登。三十军的同志作掩护，在沟里阻击敌人，打得十分顽强，尤其是“守如泰山”的二六三团和攻无不克的二六五“老虎团”，打得更为出色，把敌人堵击在沟里，不敢前进。这时，二六八团已抢占了背后的一座山包，以保障全军的退路；二六五团的二百余人，团长邹丰明已经负伤，即由政委黄英群带着继续顽强的抵挡着敌人的去路；为了掩护总部上山，三十军所有的人员都拿起了武器，军的负责同志也和战士们一起并肩作战，英勇抗击了三个多小时，直到总部和九军剩下的一小部分同志上了山，才边打边撤，同总部直属队及二六八团掩护部队会合在石窝子山头上。 　　石窝子山头上七零八落地坐着一千多名穿着破破烂烂，面色又黑又瘦，经过长途艰苦转战的红军战士。瘦骨嶙嶙的战马，都默默地啃着石缝中的枯草。山坡下有红军烈士的遗体，马匪骑兵也还在往返巡逻着。面对这样的情景，我想起早已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想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的兄弟部队，想起红五军团和西渡黄河的二万多名红军健儿，看到今天惨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是万箭穿心！渡河以来，红军将士，怀着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英勇顽强，与敌苦斗，但始终未能摆脱孤军作战的困境，这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离开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任何英雄好汉也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当时，我们军的一些同志，见面以后都热泪盈眶，半晌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天下午，总部在石窝子山头上召开会议，这是西路军在西征途中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据说陈昌浩主席在会议上首先分析形势并作出决定，大意是：第一，我们寡不敌众，为了保存实力，只有分散活动，坚持到援西军的到来。中央和毛主席已命刘伯承同志率领部队来接救我们。第二，我们的部队人数不多了，枪支也不多了；会议决定陈和徐离开部队先到陕北中央根据地(听说徐表示不同意离开部队，但因形势所迫，只好如此)。第三，根据部队现有人员编为左支队和右支队，三十军一千多人为左路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同志负责；九军剩下三百多人和一百多骑兵为右路支队，由王树声同志负责。总部机关的同志跟三十军走。第四，部队改编整顿好了之后，进山区打游击，将不能带走的重武器等就地埋起来。

杜义德师长

　　在祁连山中　　入夜，同志们怀着沉痛依恋的心情，含着满眼的热泪，相互分别开进深山组织打游击了。　　当晚天色漆黑，部队走到岔道口时，只听见前边有一个同志喊话：三十军的同志走这边；九军同志走那边，满山遍地一片冰雪，就这样沿着河沟走着，九军代军长王树声跟着骑兵师师部走。由于部队过度疲劳，不少战士在马背上睡着了，天快亮的时候才发觉部队前后失掉了联系，只剩下王树声军长、杜义德师长、师部几个干部和警卫通信员二十几个人了。眼看天一亮敌人就可能追上来，于是军首长立即命令我们赶快爬山，占领山头，一面观察失散的部队，一面了望形势和敌情。刚爬上山顶，天已大亮，就看见敌人追上来了。我们赶快翻过山头到另一条山沟里，幸好这天总算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可从此与失散的部队再也联络不上了。这样，我们二十几个人，在王树声和杜义德同志带领下，在连绵不断的祁连山里，翻山越沟穿密林，孤军行动着。第二天或第三天，敌人又追上我们，因为敌人是沿着我们马踏雪印跟踪上来的。王树声和杜义德同志组织少数几个同志进行阻击，掩护其他人员转移。结果担任掩护的同志再没有回来，只剩下我们十几个人了。　　一天，我们走进一片大森林，在一片马尾松的大树下停下来，大约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突然从森林跑出二、三十个女同志和少数男同志，我们吃了一惊，走近一看，才认出她们是妇女团的，也是被敌人打散了。她们看见我们，就个个拉住我们的马尾巴，要跟我们一道走，上山去打游击。根据情况分析，王军长和杜师长认为不能久留，决定让她们分散行动。我们刚走出约有五里路，就听见后面已有枪声，怕是妇女团的同志与敌人接上火了。　　我们摆脱了敌人，继续向西走。有一天，走到一条岔河沟突然与敌人相遇，我们立即转过马头边打边退，最后就剩下王树声、杜义德和我等十一个人了，其余受伤的同志被敌俘捉。我们摆脱敌人之后，继续向西走着，总想找到三十军，就这样走了大约有七、八天。一天走到一处地方，停下来休息，突然发现一堆刚烧过的柴火灰还有热气，并在地下寻到一小块白纸条，上面有用钢笔写着李先念的字样，我们判定是三十军由此向西走了。于是我们十多个人，就往西追赶。走不多远，就遇上了原军长孙玉清和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同志。他俩都已受伤，无法跟大部队前进，是主动要求各带一两名警卫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他们都骑着马，只有熊厚发同志骑的是一匹大灰骡子。从此，我们这十六、七个人就走在一起了。　　据孙玉清和熊厚发同志说，三十军是向新疆转移了。因为时间长了，敌人的主力一直尾追在三十军的后边，各个山口子有些松了。我们沿着祁连山艰难的向西走着，每天的宿营地就是山洞或草棚。祁连山里有不少山洞或草棚，大都是牧羊人为避风雨凿的或搭的。一天，我们走进一条较大的深沟，大约有八、九里路长，有十多个土洞子，推想是老乡们在河沟里掏金时避风雨的好地方，决定停下来宿营。为了掩护几位受伤的同志，避免遭受敌人袭击，决定他们几位住在后沟几个洞子，身体好的几位同志住前边的几个洞子。下午三点钟左右，不料突然从后山上来了一小股敌人，我们在前沟的几位同志，把马鞍子刚卸下来，突然听见后沟传来枪声，于是赶紧备马往后沟赶，可是孙玉清和熊厚发同志已经被敌人打散了，当我们赶到后沟与敌接上火，敌人也摸不清我们来了多少人，就逃跑了。我们打死敌人一匹驮着面粉和其他物品的骡子，才查明是敌人送给养的运输队。从此以后他们几位同志又失散了，我们只好继续向山里面走着。后来听说孙玉清和熊厚发同志被押送青海被马步芳杀害了。　　在那一望无际的大山深沟里和毫无人烟的石头山和大森林中，不知走了多少天，一天遇到放牧的老乡，问问他们到新疆的路程，他们说：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还有八站，一站是多少里，谁也说不清。穷到什么样子，富又是怎样，三八二十四站又该是多少里，无法计算。我们意识到要赶上三十军是不可能了，且敌人又在三十军后面追着，我们跟着走是很危险的。于是决定沿着山区和森林转过头来往东行。　　我们十一个人，骑着马翻山越沟行进，带马很不方便，一是目标大，二是牲口的饲料很困难。为了更好的隐蔽和减轻负重，决定把十一匹马全部甩掉。于是我们把马的四条腿捆起来，推到大山深沟里，就这样把马解决了。从此，我们这十一个人，沿着深山峡谷，在祁连山里与敌人周旋，大约在端阳节前一天，我们走出山口。　　出山后的一个夜晚，我们走出祁连山到达北山，这是宁夏与甘肃交界处的民勤县境内，我们刚住下，天已经快黑下来，突然听到有一个骆驼队上来了，经过查问，他们说是由定边盐池过来的，那里住的是红军。这时候我们只剩下八个人了。当晚，王树声决定分成两组走，王树声让我带三个人先走，他同杜义德同行的也是四个人。并决定到达陕北后，互相证明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途中为了避开敌人的检查，又分散开来走，我与秦传山、曹丕堂三人先后回到了陕甘宁边区，终于回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走上了康庄大道，从而结束了在西路军的一段悲壮遭遇。 　　结 束 语　　西路军由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蒙受了严重的损失。今天回忆起来，我们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都是十分悲痛的。张国焘在路线上右倾，作风上极端主观武断，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他既怕国民党，又怕日本帝国主义，长征途中他推行退却逃跑主义路线，另立中央制造分裂，后来得到纠正，但他的个人野心仍然不死，背着中央和毛主席又另搞一套，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的抗日路线，给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但是，悲壮的西征，却是红军革命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想起那些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的同志，无不为之感动。先烈们的热血，没有白流，已经浇灌出丰硕的革命之果，并将永远照耀着祖国的史册，同时也时刻提醒我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夺取新的胜利，把革命先烈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邢振华、沈传忠整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