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云萍/文

困难至今六十年，冤仇历历似昨天。

民族灾祸岂能忘！提笔回思泪不干。

1931年(民国廿十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事变的那天。我正在张学良办的”东北学生队”(初级军校)当学生。这个“东北学生队”校址在沈阳小东边门外老龙口烧锅西邻。全总队共有学生720名，分八个队。每队90名，分两个教授班。我在第八队第15教授班。我们第八队队长是李芳春上尉。八个队上设总队部，总队长是汲少纲上校(日本留学生)。总队部设”训有”、”教授”两课(处)。训育课负责教军事学，课队长是林大木中校。教授课负责教普通科学，课长是杨秀教授，级同中校。总队之上还有教育长，由陆军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中将兼；还有监督，是副司令张学良上将兼。这两位将军都经常到学生课堂听课。是东北军事教育中，大圈圈里的小圈圈。两将军对这批学生很重视，生活待遇很优厚。我们是东北学生队第二期，是民国18年初开学，到，“九·一八”事变时，距毕业还有三个多月。

“九·一八”事变前, 东北军主力正在关里配合何应钦的部队打大名巨匪刘黑七(刘桂棠)。沈阳的正规军只有王以哲的第七旅。此外有枪的只有一些军事教育机关和警察宪兵等。当时沈阳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代理参谋长荣臻中将。

“九·一八”早晨三时许，我们同学从梦中被炮声惊醒，知道有变，急忙起床着装准备到枪架取枪。这时李队长进来了，流着眼泪说：“日寇对我们发动了武装攻击，代参谋长荣臻转来副司令转达的蒋委员长的命令“要枪给枪、要命给命，不准抵抗，静候国联解决”。说到此，他已证不成声。同学们说：“春秋之义，孝子从治命不从乱命，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岂有拿着枪等死的道理?请队长去请示，我们要取枪打出去”。队长说“好!”他出去十几分钟回来了，提着一大包钱；说：“同学们，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怎能抗命呢?抵抗是绝对不行的。同学们一定要取枪，就先打死我吧!”同学们相视几秒钟，看看队长的窘境，三年的师生情谊，怎好过度给队长为难呢?于是都出声哭起来了，这国破校亡的惨痛，我的心都要从腔子里跳出来了。模糊中听队长说：总队部命令，学生暂时解散避祸，等待复学的消息，每人先发一个月饷(学生领下士饷，每月7.2元银洋)。于是哭声渐止，有的同学已经哭倒到床上。都从队长手中领了钱。我换上了黄呢子军装(外出服，平时装灰布服)提着学习过的心爱的图书，糊里糊涂地走出宿舍，到自己学习的教室贪恋地看了一遍，不知泪从何处来，眼睛什么也看不清楚，腿脚也都软了，连走带爬地出了校门，头上嗖嗖响着弹道声，是日寇炮击我们兵工厂。城里已起了几处火光。北大营方向传来不断的枪炮声，惦记着王以哲老师的生死存亡。我们师生有着特殊的际遇。有一年暑假他亲自来教留校同学们的“简易测绘”，曾亲把着我的手教我描画地图。一个少年学生，得到中将老师的如此关怀，岂能不受宠若惊呢?后来我制地图技艺的成就，是与王老师的抚爱分不开的。我心里想着很多事，走到一个小街的黑暗处站下了。往何处去呢?回家，投降日寇当国贼?我有很多便利条件!可一个几年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军校学生，怎能叛国投敌呢?何以对列祖列宗于地下呢?何以对祖国十几年的覆栽培育之恩呢?决心入关，先往皇姑屯方向走，万一日寇没占领车站，就登车西去，车站被占了，就徒步西行，到北平去寻求抗战救亡的道路。一边想，一边向西走，走到一座小角门楼里，背靠门板稍休息一下。忽然角门开了，我倒向角门里。一位老大爷把我扶起来，说：“鬼子兵已进城，你还穿黄呢军装!不是找死吗?”这时我才明白过来，说：“对呀!怎么办?”于是老人去找了一套破旧的灰布棉工作服，一顶鸭舌帽，说“赶快换上”。我急忙换了装。老人说：“你这身呢军装我给你埋起来，一星期内平安了，你来取回，过期，我就把它烧了。”于是我继续向前走，可是路全不对，走到天亮也没出东城根，于是我找个百姓家藏起来了。街上的情况都由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去侦察。从而我知道被俘的军人都被寇军拴到汽车后面拖死，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同学，日寇检查每个青年的右手虎口，看有没有拿枪的痕迹，如有，即行杀害。有些街道遭到寇兵的奸淫烧杀掠夺。于是我白天没敢出来。晚间又找小道向皇姑屯方向移动，走着走着在转弯时遭遇了日寇巡逻队；一个中士带领十多名鬼子兵，见到我他喊了一声“立正!”我们习惯听到这一口令就会立正站好的。如果我当时立正站好了，一刺刀就结果了。因为我白天知道了这一着，所以我只当没听见，仍就慢慢地向旁边走。鬼子中士上来踢了我一脚，我就趁势倒到墙根装熊。接着来了个中尉，看看我说：“小偷的干活!”骂了中士一句“马鹿”(baga)指挥他们向前巡逻。原因我患了十多天疟疾，面色灰暗，肌肉松弛，再穿着破工作服，哪里像个军校学生，完全像个小毛偷，这就教了我的命。亏了他们不曾看我的右手虎口!一看!也就完了。巡逻队过去后，我又走了许久，望见了皇

姑屯车站。可路口上有铁条网和鬼子卡哨检查行人。有官吏、军人、大学生等迹象者，一刺刀杀了完事，卡子门旁已横陈两具尸体。我一看不好!乃慢慢转向小道，从居民的前门进去，后墙跳出，看到了火车上悬着英、美、法、苏四国旗帜，距车百米外站着四国的哨兵，都端枪实弹上刺刀对着日寇卡哨，保护难民上车。我急忙跃进闯入国联保护圈。哨兵指示我快上车。时车门上都挤满了人。我拉着人家的手，挤了进去，从人身上连爬带走挤到车中央，踩着一位四十多岁阔太太的大腿，才落到地板上。阔太太大骂起来!阔老爷过来就给我一记耳光，骂了声“小流氓”!又举手要打。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忽听一声怒吼说“住手!我们东北学生队的学生会有下流行为吗?何况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也看上了比他妈还大的女人吗?你才脱离虎口就抖威风，无耻的是你”!

我一看，发言的是我们的助教郭宝华老师。原来当时我们学生队在沈阳很有名，都知道是副司令的亲学生。郭老师这一“亮牌子”，阔老爷的威风立刻就没了。他急忙脱帽点头说：原来是学生队的学生，误会!误会!这时我连忙向郭老师行礼，又对阔老爷说：“大叔大婶，咱们在逃难中，挤挤碰碰在所难免，他发火打了我一记耳光也在情理之中。”郭老师说：“既是误会就都算了!”我即向郭老师方向靠拢，与几个同学们站到一起。虽然只是一昼夜的失散，但这是不平凡的一昼夜，在车上相逢，比家人父子兄弟都亲热。三年来的同学、师生，此刻又加上了患难之交。

车开了，到锦州才站下，下去很多人，上来少数人，我们师生都有了坐位。车在锦州站了几个小时才开，21号早六时许到达北平前门车站。我们两夜一天水米没入口，我又是久病初愈，已不能走动了。身体较好的同学连拉带抬把我弄下车，倒在站台上。还有许多难民也倒在站台上。哀鸿满地，怨气中天，这国破家亡的惨景，我入土也不能淡忘。

国际红十字会有人向每个倒在站台上的人送开水。我喝了几口开水也就坐起来了。这时郭老师自已投亲去了。我们共会到12名同学，互相扶助着出了站，在站前一块水泥地上坐下来。我们都有钱，可站上没有卖食品的。我们中有一位原籍北平的同学董鸿怒，他姑母就住在车站附近，于是他到姑母家提来一桶小米粥，同学们都吃饱了，议论怎办?董同学说先到达摩厂天春饭店住下再说。大家同意，走向天春饭店。虽然我们衣着破旧，但军校学生的英气依然。到了天春饭店，店主人热情招待，开了个大房间，马上开饭，四个莱一个汤大馒头。我们饱餐一顿，倒到床上就睡了。晚饭同前，次日早开饭同前。饭后，店主东有礼貌地说：“我知道你们是逃难的学生，三餐一宿的饭店钱我都奉送了，请同学们再到别的饭店去住住，我们大家分尽义务!”我们说：“大叔!你不必担心，我们不是一般学生，一分钱也不会亏了大叔。店主东半信半疑地退了出去。于是同学们选我与另一同学为代表，往见张学良。那时他是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我们到了行辕大门就一直往里走，卫兵来阻挡，我们一肚子闷气，开口就大声说“我们要见副司令”，同卫兵大吵大嚷起来。这时副司令的随从副官长谭海出来了，我们认识他，就喊“谭副官长!我们是学生队学生!”谭上校一看我们叫化子模样，立刻流下眼泪，拉着我们的手，说“孩子们快进来!”卫兵看着、看着!也都抹了眼泪。我们到传达室坐下，谭上校去报告副司令。有顷，他出来说，“副司令听说了，又很难过。他这几天每天都哭几次，不用见了，见了又是一场哭，又有什么说的呢，你们回天春饭店等着，我下午就去安置”。下午谭上校来了，带了两车灰棉军装五十套，先让我们12个人换上,把店主东找来了, 上校指着我们说：“这是副司令的亲学生，饭店钱都由副司令负责，他们来多少，你招待多少。你每天早煮一桶稀粥交给他们几人，到车站去接同学。”店主东立即连连称是!以后几天我们都是到车站去接同学。还接了几位老师，十多天后，来了三百多人，天春店住不下了，我们搬到了先农坛大殿里去住。枕砖头、睡谷草，吃“黄金塔”(苞米面窝窝头)、大咸菜。白天到大街上去讲演，宣传抗日救亡，嘴也讲破了，泪也流干了，可无职无权又无钱，又起多大作用呢?

逃难的经过暂写到这里，以后的苦难岁月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