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1912年），受外蒙古独立事件的影响和波及，内蒙古地区人心不稳，局势动荡。呼伦贝尔、哲里木盟科右前旗、科右后旗、昭乌达盟扎鲁特左旗等地还发生较大规模的变乱。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这些变乱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甚至有专著问世。由于史料的限制，有关扎鲁特左旗事变的研究较为薄弱，许多史实尚未弄清，见解亦多有偏颇。本文力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次事变作一较为系统的叙述，并对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因学识和史料的限制，不妥之处，敬请识者斧正。
一．事变经过
民国元年（1912年）八九月间，投奔外蒙古库伦政府并被封为贝勒的哲里木盟科左后旗辅国公那逊阿尔毕吉呼（俗称阿尔花公）来到昭乌达盟，鼓励各旗响应外蒙古独立。扎鲁特左旗协理台吉官布扎布（又作官保扎布、棍布扎卜等）、二等台吉图们乌勒吉（又作土们乌勒吉等，俗称土们尔吉达）、梅伦护印参领阿呢杨噶、台吉明嘎他等人遂逼迫副盟长本旗扎萨克林沁诺依鲁布出面举事，响应库伦政府。林沁诺依鲁布不从，官布扎布、图们乌勒吉等便捣毁扎萨克府第，将林沁诺依鲁布父子及副盟长印信与协理台吉华盛阿、梅伦章京他清阿及管仓委员等一并掳走，北投库伦。其他各旗因惧怕民国的武力，不敢响应，敖汉左旗扎萨克多罗郡王棍布扎布还将阿尔花公驱逐出境。
9月下旬，起事响应外蒙古独立而被东三省防军击溃的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图王旗）、右翼后旗（镇国公旗）的逃难蒙人约数百人来到昭乌达盟地区。10月初，热河都统昆源即向民国政府报告，并拟派兵剿办。10月9日昆源又电告民国政府说：“据绥东、开鲁两县禀报，各蒙旗附和库伦，意图起事，及东蒙阿尔哈（即科左后旗阿尔花公）又带蒙匪四五百名入开鲁、绥东境内烧劫，声言驱逐汉官”。这时，被库伦政府封为公爵，并得到枪械补充的官布扎布、图们乌勒吉等奉命率数百人回旗举事，得到部分旗府官员和昭格庙的高喇嘛、吴喇嘛及不少旗民的支持。他们同哲盟逃来的蒙人汇集一处，人数多达千余，首先杀戮平时最痛恨的汉族奸商，抢掠其财产，并与邻近各旗的响应者们一同驱赶和追杀汉民，以图夺回蒙旗原有的土地。还杀害了不愿合作的旗府官员耀宁嘎、黄根尔等十余人。
10月28日，图们乌勒吉等率多人闯入扎鲁特右旗王府，“任意骚扰，抢劫等物。复将……忠厚人等获去拷打，亦不放松”。还在该旗“那立吐地方，将管旗札萨克齐乔英扎布家搅扰不安，复将扎哈齐之子萨应诺尔卜与梅伦白音各什各、扎哈齐共三人均行绑去”。时该旗扎萨克达尔罕郡王多布柴已闻讯赴开鲁县商办剿捕，方幸免于难。
11月初，扎鲁特左旗梅伦“德立格拉希、护卫巴勒玛等为首，选带……逃难扎萨克图王旗难蒙一百余人，占据买卖无人之家，节次派人杀戮附近乌兰苏鲁格等地方汉民，收拾财富，并将数拨闻信逃难汉民追至……（阿鲁科尔沁旗）波蒂阿鲁及萨拉嘎等处，枪毙数人。或于拿获汉人之际，并抢去……（阿鲁科尔沁旗）披甲图布丹马八马、德勒格尔马两匹、参领敖特罕马四匹、参领茹勒嘎尔扎布勒马一匹、台吉尼格木特大小牲畜七十余匹”。当月中旬，扎鲁特左旗扒喇嘛在本旗花花哨地方率众抢劫源思长等6家汉族商号，“抢去各号牛马共八千余匹、羊一万余头，货物等件一空”。
从10月24日（旧历9月15日）开始，有身份不明的“快械马贼五十余人闯入西扎鲁特旗箭丁拉希尼玛等家，指称阿鲁华公那荪阿尔毕吉胡兵队住宿”，后又窜入阿鲁科尔沁旗台吉波克吉格等村、巴林右旗“夏夺克塔胡等三村并民铺谢兴长以及台吉都尔波等各村”抢掠马匹、财物并绑票。29日被阿鲁科尔沁旗四等台吉玛克素尔索荣、管旗章京那特穆特玛、台吉沙克都尔、台吉索特那木、参领少皓资等率兵追至阿古斯希沙漠，击毙三人。
开鲁县知事钟元闻知扎鲁特一带发生变乱后，商同两营热河巡防驻军管带车捷三（车殿元）、董福堂（董书麟），驱使老百姓挖好战壕，加强防守。并向热河都统请求援军，以备不测。据钟元10月26日电告，他已“密商防营派兵防堵”阿尔花公部众，“并飞请乡巡择要设卡。该匪绕道西窜。惟恐该匪煽惑蒙旗，一面派翻译员魏海驰往三旗宣慰”，并在的尔腾大坝地方捕获阿尔花公部下兵丁一名。10月29日，钟元再发警电，称：“顷据三旗旗员并乡巡驰报，蒙匪土们尔吉达等会同阿匪千人，已分投窜至东西扎鲁特王府，将东旗贝勒、福晋等捆缚，并沿途杀官多人，惨不堪言。请速调大队严剿前来。仰恳飞调就近枪炮各队，随带帐房，无分昼夜，火速来开救援痛剿”。11月1日钟元又发急电，再向热河都统报警求援，称“兹据昭乌达盟旗员报称，后有蒙匪二千人作为接应。且南界奈曼旗纷纷调兵，其心不知何居。开鲁在蒙旗之中，势成被困。目下乡民纷纷逃避，若兵端一开，地方必至不保。恳恩飞饬驻赤峰各队兼程抵开，并请电咨奉督派兵赴援”。热河都统昆源闻报大惊，一面“飞饬赤州张牧（即张鸿声）即饬前驻赤峰陆军分拨马步炮队，东往开鲁协助。并饬北路张统带玉春相机因应，并电奉督协办防御”。一面不断向民国政府告急求援，以“热河本属地要兵单，现查蒙疆多故，应付几穷。拟请中央酌调兵队来热，以壮声援”。热河北路巡防统领张玉春闻令，“立拔五营，飞往援护”。不料行至奈曼旗林木茂密的“树筒地界，匪设堵卡，无路进行”，只得设法绕道，以致贻误战机。喀尔喀左翼旗境内练总左实义亦率众赴援，途经奈曼旗境时，在河城祖母庙附近与该旗兵丁发生冲突，亦未能及时赶到。只有建平县巡官王和闻讯率巡警33人来援，扬言包守开鲁。
11月5日，官布扎布、图们乌勒吉等占据开鲁县东哈拉毛刀（今小街基镇）地方，将“开鲁城外房屋、禾稼焚毁无遗。四乡农民皆逃集县街”。城内马兵出战失利，只得退守孤城。官布扎布、图们乌勒吉等不敢强攻，只是在外困守，鼓噪恫喝，施放冷枪，打死王和部下巡警1人。城内人心惶惶，兵无斗志。这时，城内“素与各界不睦”的典史佟宝三乘机逞其私忿，“于十一月七八等日勾串董营步队，唆使抢劫商家，瓜分财物。县知事与商民人等知该兵不能御敌，适足祸民，不得已于十一月十一号弃城逃走”。“该典史与步队见人民逃走，遂大肆抢掠，并在县西札兰营子（今大榆树镇）地方暗中设卡，劫夺难民财物”。“彼时若（无）建平县巡官王和带领巡警沿途保护，则阖邑人民皆死无孑遗”。据说县知事钟元在出逃中还令卫兵“若遇蒙人，不问即杀”，结果使蒙人男女三十余人无辜遇害。次日，官布扎布、图们乌勒吉等探明虚实，率众入城，“抢劫商富，搜杀汉人，焚烧房屋，至为惨毒”。“县街商铺尽成焦土，乡村房屋只剩残灰。所有汲水之井，尸骸填满。大凡居处之地，鸡犬无存”。开鲁县民遭此劫难，痛恨官吏之腐败无能，遂有民谣流传曰：“车不拉，董不打，钟总办，好快马；王和包打开鲁县，来了三十三，回去三十俩”。
开鲁失守后，绥东、建平、朝阳、赤峰等地相继戒严，热河都统昆源以情势急迫，势难延缓，屡经文电请兵。民国政府闻报大为不安，迭令热河都统、奉天都督分饬属下各军迅速前进，合力围剿;并筹拨洋一万元，赈恤开鲁难民。11月29日民国政府又接到承德府十四属议会公电，内称：“东扎鲁特旗协理官保扎布等反叛民国，大肆杀戮，东西扎鲁特旗死伤数千人，商场焚掠一空。两扎鲁地逃亡者数万人，天寒地冻，无衣无食，冻饿在途者，凄惨之情不堪言状。刻已联合蒙匪阿们尔吉达，四出散布谣言，声势浩大。乞速派兵前往征剿，否则不独热河将非我有，即内蒙亦恐不可收拾。万急万急”。是时，人心恐慌，谣言繁兴，风传扎鲁特右旗“亦与官保扎卜连合，分一股窜扑绥东”;奈曼旗扎蓝亦蠢蠢欲动，“已聚集千余人，盘踞波力火烧庙，风闻库匪阿格昌已与连合”；“邻近绥东之蒙人亦欲结合团体，驱逐汉民……土默特旗一带蒙人意欲乘机交哄”;甚至有蒙军进迫朝阳，赤峰已告失守等骇闻。一时间风声鹤唳，妇孺皆惊。各地胡匪与不肖之徒亦乘乱而起，打家劫舍，地方混乱不堪。
官布扎布、图们乌勒吉等攻占开鲁后，士气更盛，附从日繁，遂分股四出，大举行动。曾在翁牛特左旗海留图地方“烧房，抢掠牲物，杀毙汉民五十、蒙民三人”。后被该旗协理镇国公富明安率旗兵与赤峰州义胜营马队及乌丹城州判李成孝等协同击退。因本旗有不少民众侨居于邻近哲里木盟科左中旗（达尔罕王旗）境，图们乌勒吉遂率数百名部众到该旗檀哥庙、架寠（约今花吐古拉苏木扎如达）等地驱杀汉人，据说还将该旗荣贝子妻女掠去。科左中旗台吉百合必力各土“阴谋劫达王之老福晋及世子”，以要挟达尔罕王响应图们乌勒吉。但被该旗卓里克图亲王的叔父鞟宁寺格根喇嘛色旺诺尔布发现，密告奉军防营，将百合必力各土擒杀。
为了解敌情，准备进剿，热河军队派“侦探至北山根之北树筒一带四十余起，无一人回”。结果“禁毅奉直各营并热河防军前后到境，兵队虽多，怯者畏难，故事持重;勇者畏罪，莫肯先发。事权不一，调遣不灵，兵如疣悬，匪如痈起。地方惊惶，蒙旗摇惑”。禁军甚至违抗军令，拒不开赴前线，民国政府怕引发兵变，不敢弹压，只得将其调回北京。这时，扎鲁特左旗扎萨克林沁诺依鲁布等见官布扎布等忙于战事，乘隙逃至盟长阿鲁科尔沁旗扎萨克巴咱尔吉里第处诉冤，“请告急各官府迅速拨兵救援”。因官军迟迟不到，林沁诺依鲁布“丧气若痴，神精病起”，于次年春病故于本旗昭格庙。
各路官军基本到齐后，开始分头行动，向开鲁进发。东北面，有奉天后路巡防统领吴俊升率兵四营，并携大炮两尊。东南与南面，有陆军第二十八师冯德麟部。其中江旅长率步军三营，由彰武县取道瓦房向开鲁进发;张海鹏旅长率马步炮工四营，由库伦旗经绥东县北攻开鲁，并遏制蒙人南下;师长冯德麟率余部随后接应，粮台设在绥东县街;另有团长史奎元率兵两营，在各要隘游击，并负责严缉逃窜蒙人。西南面，有热河陆军巡防马步炮四营由建平县进发;11月28日才抵达赤峰的毅军米振标部步军二营、马队、炮队各二哨，由建平县北境小河沿向开鲁进逼。
东北路奉军吴俊升部进展最速。11月27日，该部诺们巴图、万福麟两营初战获胜，占领达根庙。次日早，除留步队一哨戍守该庙，保护受伤兵士外，其余与另外两营（由王、李两营带率领）会齐，分道向官布扎布、图们乌勒吉等根据地一一扎鲁特左旗嘎海庙进发。行至未掌营子，即遭到图们乌勒吉等六七百人的猛攻。官军步、炮队居中，马队从两翼包抄，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图们乌勒吉等始败退。官军乘胜追至嘎海庙，蒙人拼死抵抗。官军猛攻不下，遂先用炮击，后以马队包围。蒙人抵挡不住，四散溃逃。官军四出追剿，追杀三十余里，至天色昏黑方止。此次官军大胜，不仅占领了嘎海庙，杀毙蒙人甚多，还阵擒蒙人二十八名（因其不服拘束，均被枪杀）。并击毙敌马三十余匹，得获快枪十二杆、刺刀二十把。自己仅阵亡什兵四名，伤哨长一名、正兵四名，损失马二十余匹。与此同时，西南面的热河巡防北路统带张玉春、东路统带李连元及管带宋道凤、车殿元、董书麟等率部会同直隶练军外八营汪、陈两管带由绥东八仙筒地界进攻，接战两日，已获小胜。
官布扎布、图们乌勒吉等鉴于官军势大，难以抵挡，遂主动放弃开鲁，率众北撤。12月1日，官军兵不血刃，收复开鲁。为防止蒙人卷土重来，冯德麟部奉命暂驻开鲁，以资镇慑；米振标部则负责追捕在逃起事蒙众，以绝后患。热河都统还委派王文汉为新任开鲁县知事，着手办理接收善后诸事宜。
尽管官布扎布、图们乌勒吉等败局已定，但起事蒙众仍在顽强抵抗，“时聚时散，东剽西掠，出没无常。”昭格庙高喇嘛、吴喇嘛率三四百人，“逼令某旗公爷与彼连和。奈曼旗大吉尔家住有冒名巡警五六十人，拉赶牛、马、骆驼、烟叶、瓜子等物，是匪是民是兵，不可辨认”。起事蒙众闻知开鲁难民开始返回家园，“又于各处追杀。奈曼旗境劫害尤多，遇有妇女，奸淫之后，即行刺死”。不久，鉴于败局不可逆转，官布扎布、图们乌勒吉等率众逃至“乌珠穆沁旗北之大青山，时出余党抢掠地方”。锡盟盟长虽屡请发兵进剿，官军终因天寒地远、地理不熟而作罢。以后，官布扎布等率余众北投外蒙古。
这场历时约两月，波及昭哲两盟地区的事变终以民国政府的彻底胜利而告终。在战乱中，蒙汉两族民众都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是时，父不顾子，夫不顾妻，各逃性命，惨不忍言。有冻死者、枪毙者，有饿死者、烧死者；火光连天，哀声震地；村落皆墟，尸骸遍野”。仅开鲁县就“损失财产约七八十万两，死伤人命约二千余人”。不少蒙民亦“仓惶失措，东奔西逃”，躲避战祸，“饿毙冻死者，指不胜屈”。民国政府派赴昭乌达盟的宣慰员周正朝就多次遇到避难蒙民，在巴林左旗昭阿固拉山西南的喇嘛庙附近还赈济过“荷孺携孩”，“哀求赈济”的避难蒙人四百余口。而且，数千开鲁难民逃入奈曼旗境，“求衣求食，各家仓廪为之一空”，给当地蒙人的生活亦造成极大的困难。
两族仇杀，已为患甚巨，而官军肆虐，害民更深。开鲁县民痛苦地揭露说：“不料兵队齐集，水火益深，蹂躏之祸更甚于匪。民间之牛马财物，纷纷争取；贼匪之烧杀奸掳，置若罔闻。故民之痛恨于兵，尤切痛恨于匪。其间能与贼匪对敌，稍可持为保护者，惟奉省一军。至热河防营、常备、直隶练军等营，将无敌忾，兵无纪律，贪酷残忍，直以民命为儿戏。哀我蒸民既遭蒙匪之害，又受大兵之惨，万民何辜？罹此荼毒”。周正朝在其报告中亦称：“惟有苦者，兵队赴援迟缓，毫无补益，地面反遭蹂躏。该旗（翁牛特左旗）民间吁地呼天，惨不忍闻”。昭乌达盟盟长在致民国政府的呈文中亦说：“因开鲁县肇乱，陆军防营次第来盟，汉蒙语言交际不通，互相隔阂，遂致彼此视若仇敌，冲突叠起”；并要求民国政府颁发护照，明令各处官兵不得扰害蒙旗。
二．事变的起因
无论当时的民国政府还是现在的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当时内蒙古蒙旗独立事变的起因是受外蒙古的煽惑，归根到底，都是沙俄一手策划并导演的。只有个别文章认为扎鲁特左旗事变的起因主要在于当时蒙汉民族矛盾的激化，是由于“部分土著居民（即蒙古族居民）失去了生产基地，又受到高利贷客商的剥削，被成群的盲流所骚扰，生活不得安宁”所致。考察当时的历史事实，我们认为：前一种观点既肤浅又片面，夸大了沙俄的作用，与历史事实不符，因而是不正确的；后一种观点虽然也不全面，而且表述亦欠明晰确切，但抓住了主要矛盾，应予以肯定。
清末蒙地被大规模放垦并设治以后，随着汉族民人的大量涌入和汉族官绅与地主豪强势力的膨胀，蒙旗以往的自治局面遭到破坏，蒙古王公贵族的地位日渐沦落，牧地锐减，旗民生活愈加贫困。尤其是汉官与地主豪强、高利贷商人对蒙旗的剥削和欺凌，更激化了蒙汉两族间的矛盾。
光绪三十二年随肃亲王视察内蒙古东部盟旗的汉官陈祖墡在其《东蒙古纪程》一书中写道：“蒙旗旧例，命盗重案归地方有司讯办。若户婚田土钱债细故，则归本旗自行处理。其蒙汉民交涉案件，向由地方官会同该旗员秉公讯结。乃近来旗员事权，被地方官侵削殆尽，遇有交涉案件，不惟并不知会，甚至三四品旗员皆可任意锁拿。而蒙民又多不通汉语，惧见官府，故往往极有理事，反致负屈。差役复藉此索诈，无所不至，蒙汉民遂积不相能。若不亟为整顿，申明权限，恐积怨愈深，为祸愈烈”。
东三省官员吴禄贞在其《东四盟蒙古实纪》中亦感慨地说：“国家之礼遇蒙古也，荣之以亲王俸银（每岁十四万一千一百两）、俸缎（每岁二千四百八十三匹），宠之以内庭行走，恩至渥厚也。而所设州县，视之不及一绅士。若有嫌疑之讼事，协理以下即可执诸羁押，故畏之如阎罗。若将军都统，则札萨克亦不得望见颜色。见候补道，主人上座，王公旁坐，一语不合，即呵斥之。此东省之通例也”。
尤其令一般蒙人痛恨的是，放垦蒙地的租赋和税捐，定例应劈分蒙旗，而汉族“租户多延不交租，地方官吏亦不能为认真督催”；设治官府与附近汉民，还往往任意聚众砍伐蒙旗山林和盗挖矿山；致使蒙旗失地丧利，倍受欺凌。
以卓索图盟为例，1913年据民国政府派赴卓索图盟的宣慰员陆钟岱呈报：蒙地租赋，“卓索图盟各旗收数最多者不过十之四五，少者仅十之二三”。另据该盟喀喇沁左旗呈报：该旗“原设塔子沟税局，以蒙旗地面，由该局收税项下拨给二成半，交归敝旗办公经费。嗣经建昌县分设盐卡，加扣盐税，蒙众以食盐向未出税，群起反对，致酿人命。当经敝旗派员劝导弹压，并示以税项向归本旗二成半，补助经费，亦属轻减蒙人担负等因，旗属地面方克设卡抽收。事结后，迄未按章照拨，蒙众啧有烦言”。再如，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黑大山系该旗园寝重地，本有官府禁止砍伐树木的明令。清末有大量汉民“聚伙持械，赴山偷伐树木烧炭，偷挖金沙。如山达等员前往查禁，即行用枪冲打”。致使该旗官兵在激愤之下，作出将小树树干削尖并弯倒，插入违禁被捕者的肛门，然后放手任小树弹直，将其撅在半空而摔死的残酷报复。
扎鲁特左旗事变也是这种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据该旗扎萨克林沁诺依鲁布等对民国政府的呈报，“本年七月间，本旗协理台吉棍布扎布、二等台吉土们乌勒吉、梅伦护印参领阿呢杨噶、台吉明嘎他等为人命重案，被汉人在开鲁县控告，正拟惩办之际，该台吉等结联匪党五十余名往北猖乱”。官布扎布、图们乌勒吉等因何犯有人命重案？笔者尚未查到明确的文献记载。但从昭乌达盟盟长阿鲁科尔沁旗扎萨克巴咱尔吉里第对民国政府宣慰员周正朝所说的“先由难民数十人至东扎鲁特旗踞食攫物，估牵牛马，扰乱治安。经贝勒（即该旗扎萨克林沁诺依鲁布）请求该管衙门（即开鲁县衙）驱遣，始终无应。众见官府轻视蒙族，咸皆抱愤。适库匪那逊阿拉起古带贼数百到境煽惑，该旗协理台吉棍卡札布等附胁为逆”和民间关于图们乌勒吉等曾指使兵丁杀死数百名汉族流民的传闻来看，不法汉民的欺压是官布扎布、图们乌勒吉等犯有命案的原因，也是此次事变爆发的导火线。惟巴咱尔吉里第在给民国政府的呈文里又说：“开鲁县等处起事原委，实因该知县（即钟无）处将该匪贿买归降，即充官兵长目，以贼匪当兵，筑造贼路。自良人之牲畜群内择善驱走，直入县街。事主尾追赶到，反将事主诬为盗贼，禁于黑屋。被称为“该匪”的官兵长目不知系何人，但显然是那些不法汉民的后台。民国政府派赴卓索图盟的宣慰员陆钟岱的呈报虽与蒙旗的说法不同，但也证实了开鲁县官府对蒙旗的欺压。他说：“又闻开鲁之事实，因地方官、差役、旗官平素苛虐敲诈，积忿已久。此次有难民经过，因争索车辆，为该人枪毙，诬告系该旗协理所为，遂致激变启衅，而匪人从而乘机肆扰”。他又说：“探闻开鲁事变启衅之由系因押荒应结蒙人半价并应入之租税被官长吞没，愤极思逞，匪人从中扰乱，以致官逃民散，不易收拾”。就连惨遭蒙人报复、对蒙人极为痛恨的开鲁县难民在致民国政府的第三次意见书中亦承认：“蒙汉积弊，由来已深。蒙人性质浮顽，汉人欺压太甚。从前专制之时，竞尚威权，边疆大吏既少抚绥，牧令鲜殊教化，种种虐待，多有敢怒而不敢言者。汉不恤蒙，蒙日仇汉”。
由此可见，民族压迫是外蒙古和内蒙古各旗离心，最终谋求独立的根本原因，而沙俄的介入与利用不过是外因，是通过内因而产生作用的。列宁曾精辟地指出：“民族压迫政策就是民族分裂的政策。它同时又是一种经常腐蚀人民意识的政策”。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此，民国政府与一些有识之士亦有所认识。陆钟岱在其《呈大总统总理说帖》中说：“蒙人智识椎鲁，既囿于语言文字之不通，而地方官又狃于从前专制之余焰，每藉端而鱼肉之。其愚弱者甘为无告之民，其强悍者遂致铤而走险。近者开鲁已酿之乱、绥东未成之变，皆其明证也”。“然或蒙亲我，而我故靳之，使不得亲。既无保育之实，又无同等之待遇，蒙将视我与日俄等。彼得乘机抵隙，多方以诱之，将亲我转不如亲日俄，则外蒙去而内蒙且与俱去，而国不可为矣！”1920年民国政府曾发布一则关于蒙藏及附近地区学校加授蒙藏语的命令，内中说：“蒙族游牧大漠南北，藏族远在横断山脉以西，不惟风俗未能与汉族混同，而语言显然大异，所以结合不密。且上种官吏与商人，用其欺压愚弄手段，以图厚利。蒙藏人积怨已久，即无外人煽惑，识者已预知外蒙、西藏将有图谋分离之患”。
长期以来号学术界流行着一种极端错误的观点，认为自古以来民族友好团结是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甚至用阶级压迫来抹煞民族压迫的存在。例如，田志和、冯学忠《民国初年蒙旗“强立”事件研究》一书不顾历史事实，用“民族关系的实质仍然是阶级关系”来否认当时存在的民族压迫，把蒙旗揭露民族压迫的言论说成是：“别有用心的挑唆民族纠纷，激化民族矛盾”，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明确说过：“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肯定了民族剥削压迫的存在，而且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各民族间就不可能有真正一致的利益和团结。以往的历史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一英明论断。因此，那种否认民族压迫存在并认为自古以来各民族即友好团结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极端荒谬的。客观上，它包庇了历史上所有的民族压迫，妨碍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并从中汲取教训。这种观点不铲除，我国的民族史研究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三．对事变的一点认识
讳言当时的民族压迫和美化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使学术界得出了外蒙古及内蒙古蒙旗的独立事变是“俄国侵华政策的产物，是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影响领土完整主权统一的分裂主义事件”的简单结论。我们认为这不够确切。既然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是激起这些事变的根本原因，那么仅指责起事蒙人“危害国家民族利益”、“分裂祖国”便是不公正的，完全否认起事有反抗民族压迫的一面也是不合理的。事实上，危害国家民族利益、分裂祖国的元凶首先是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历代统治集团，尽管他们也经常打着“爱国主义”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号。正是因为他们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使被压迫民族产生了离心倾向，使觊觎中国的外敌有了可乘之机。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应该首先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不是同他们站在一起，一味指责被迫造反的被压迫民族。而且，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结为沙俄的侵华政策，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注】文章刊登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5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