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倩芬/文
一九六九年元月二十日，我的母亲金允诚被“四人帮”势力折磨致死，至今已整整十八年。在这十几年当中，母亲那高尚娴雅的心灵，端庄秀丽的容颜，慈祥刚正的性格，出类拨萃的才华，无时不紫绕在我的心中。她是我姐弟的慈爱的母亲，也是我们最敬爱的师长;她是我父达理丸雅忠贞的伴侣，也是我父的“严师”和挚友。每当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例如，在一九四九年我父脱离国民党政府，率领全旗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力争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在关键时刻，她为我父陈说利害，分析形势，出谋划策，积极扶助，使我父消除疑虑，认清形势，胜利完成起义大业。纵观母亲的五十多年的生活历程，她确曾享受过人生难遇的荣华富贵，但也经历了无数的坎坷。每当我回忆起一幕幕往事，母亲那豁达大度、开明大方、慈祥和蔼的育行，犹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载涛
母亲的家世
我母系满州爱新觉罗氏之后，外祖父载涛乃清朝重臣摄政王载漪之胞弟，被封为贝勒爵位。外祖母蒋畹贞系清朝内务府蒋中堂之女，生有四男二女，大儿早逝。二儿溥佳幼年在官中陪伴小皇帝(宣统)仪读书，一九七八年在北京病逝。三儿溥侒在抗日战争时期病故。四儿于十四岁夭折。大女儿亦于十六岁病故。二女即我的生母，姓名全称为爱新觉罗·金韫慧，嫁于我父达理札雅后改为金允诚。大姨死后，我母亲便成了家中唯一的女儿，因此深得外祖父母的宠爱，视为掌上明珠。由于她从小往来于皇官王府，很有教养，颇多见识。
我外祖父载涛，是个心胸开朗，处世达观的人，虽为朝廷皇亲近臣，却淡治明志，日以书画笙歌自娱。他的书法和绘画，在当时颇有名声，亦精于武术。他对京剧特别爱好，造诣亦深唱、做、念、打，生旦净丑，无所不能，尤以武生戏最为所长。据资料，当代著名武生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的猴子戏，就是拜我外祖父教出来的。在我外祖父家，不仅建有戏台，还备有成套戏装设备，以供在家里演唱之用，全家人差不多都会登台献技，我母亲因受旧礼教的约束，从未登台演唱。但耳濡目染，对戏剧颇多知晓，听到一两句台词，便能道出唱的戏名，闲时亦常哼几句“坐宫”、“盗令”等小段折子戏,清新悦耳,字正腔圆，令人心旷神怡。
自从大姨去世后，外祖父母对母亲更加珍爱。母亲的聪明伶俐，也使他们下决心把她培养成多才多艺的女孩子，他们看到母亲读书心切，在当时是不可能叫女孩子出外上学的，便托人请了位家庭教师在府中任教。闲时，又经外祖母亲予指教，使母亲的汉文程度迅速提高，诗词歌赋亦能通晓，可以说达到了大学水平。外祖父母更加喜欢，对母亲几乎达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有一天，母亲要学骑自行车。外祖父便从国外买来一辆名贵自行车给她骑。有个时期，母亲要学英语，时常缠着到皇官陪伴溥仪读英文的二舅溥佳教她，弄得不胜其烦，外祖父见其求学心切，就在家里又专门请了一位外国人教英语。因此，母亲的英语学得很好，一般的英语会话能够对答如流，而且还能翻译一些短篇作品。
母亲还喜欢书法和绘画。书法非常秀丽，能绘画各种花鸟人物，这些都是由外祖父母亲自传授并经名师指点学成的。母亲最爱画古代人物如“关公”等，形象特别逼真。我们家中过去有许多母亲的作品，可惜在“文革”中都被查抄、烧毁了。
母亲的字画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也常有人求她作画。母亲总是有求必应，又买笔，又买纸，无论谁求，都尽力画好。使求者满心欢喜。我父亲曾骑过一匹心爱的大枣骝马，样子又好看又壮实。后来，因工作调到内蒙，这匹马没有带来。一九六一年，我母亲由北京来到呼市，父亲又谈起这匹马，赞不绝口。母亲就按照这匹马的照片，画了一张画儿。画中的马两耳高耸，鬃垂直，浑身象炭火一般红亮，形状真象活的一般。母亲还为此画题了辞，送给了我爱人张钦武留念。“文革”时把它当成唯一珍品，千方百计地藏匿才免遭劫，成为母亲唯一的幸存作品。如今这画还挂在我们家中，每当想念母亲的时候，就看看这张画，也是一种安慰。
母亲还酷爱刺绣外祖父就从天主堂请来一位姆母教她。母亲无论学什么都非常用心，学什么都很快能学好学会。刺绣也很出色。我在兰州结婚时，母亲就亲自为我们绣了四扇大挂屏送给我们。其中有两扇绣的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乌，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著名唐诗。另两扇绣的是此诗的英文译文。这四扇屏绣的精美绝伦，谁看了谁都夸奖。这四扇屏一直都挂在我在兰州住的家里，后在一九五四年我们的房子被占用后，我们把它交给我妹妹保管，不料也在文革中被毁了，实在令人痛心!
多才多艺的好妈妈，可惜她过早地离开我们走了!
母亲的婚事
我母亲是十九岁上同我父达理札雅结婚的。一个是清朝公主，一个是蒙古王爷，说起来是门当户对的婚姻，按说婚事应该顺利，很快就成婚的。谁知不然，从说媒到完婚竟拖了三年的时间，主要原因是我母亲在家里是唯一幸存的女儿，从外租父到全家大大小小，没有一个人愿意她嫁到千里迢迢的边塞，更怕婚后回蒙旗去。又听说我的祖母很厉害，怕我母亲出嫁后受委屈，因此一拖再拖，不作答复。这样一拖就是三年。后经我祖父塔王再三托人说情，外祖父才答应下来。父母举行的婚礼，论规模、排场和豪华劲儿，就别提了。据我母亲后来对我讲的当时情景说:光是我外祖父给我母亲陪送的嫁妆，从山老胡同我外祖父家门口，一直摆到三座桥塔王府，足有二里路长。送礼的轿子队头已进到我祖父家里，尾还在我外祖父家里没有出门，真是豪华奢侈极了。据说，光家俱摆设就做了两套，一套是全部用紫檀木等雕花的中式的，另一套全部是西式的，都是由天主教堂托外国人购买或订做的。两套家俱把四个大厅摆的满满当当。此外，各种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衣物首饰，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应有尽有。
结婚典礼是按照老规矩举行的。母亲穿着清代服装，头发梳成清朝的莲极头，足穿花盆底鞋，走路一点也不能快，只能慢慢的。母亲是用花轿抬到我祖父家的。后来据我嬷姥姥(我母亲的奶姆)说:“当时你奶奶(满人称母亲为奶奶)被人搀到厅堂，正赶上宾朋满坐，喧喧闹闹，等看新娘子。当你奶奶一下轿揭去盖头，真好似画中的美人，顿时鸦雀无声，把人都看呆了。我母亲本来娴雅娇娆，又加上锦缎盛装打扮，越发雍荣华贵，千百媚，真似“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有谁见了而不为之倾倒呢?母亲婚后，家庭和睦，与父亲感情极为融洽，几乎形影不离。我祖父对我母亲也亲如自己的女儿。唯有祖母封建思想严重，老是摆出一副婆婆的尊严面孔，而且王爷府的规矩和清王府一样也十分严格。母亲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洗完毕，就得赶快到祖母那边请早安，不赐座位，就得在一旁规规矩矩站着，侍侯祖母抽水烟，吃早点，不敢须叟离开。母亲吃饭也很受约束。全家人吃饭都在一个大厅里，从不敢吃饱，只要祖母一放筷子，母亲就得赶快站起来，再不敢吃第二碗。每次吃完饭，还得侍候祖母漱口、抽水烟。直到祖母休息后，母亲才敢离开，回到自己的住处。由母亲结婚时陪来的奶妈，我们叫她嬷姥姥，再做些饭对付吃些。可怜母亲在外祖父家那么娇惯，可到了祖母面前，却那样逆来顺受，可谓封建礼教下的典型妇女了。
恒馥（左）与韫慧在载涛贝勒府合影
母亲回娘家情景
我们和通常人一样,都把外祖母称为姥姥。我们小时候最最盼望的便是回姥姥家。好像姥姥家的气氛比我们家随便多了，没有那么严肃的和令人窒息的封建礼教气味。母亲带领我们回到姥姥家，便可以自由自在地、痛痛快快地玩几天。尤其逢上姥爷家谁过生日，那就更加热闹了，有时请来曲艺界的名手，唱大鼓，唱单弦，说相声，有时候就唱大戏。姥姥家有个小戏台，全家人差不多都能演唱，况且家里还有行头，一说唱就能唱一出戏。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我三舅扮演《芦花荡》里的张飞，对打时把胡子也甩掉到地下，惹得全家哄堂大笑。
还有，我们每回到姥姥家，姥姥总是叫大姨太(姥爷的第二位夫人)带我们到东安市场去，买许多许多吃的、穿的、玩的东西回来。因此，我们很喜欢姥姥家，时间一久不去就怪想它的。姥姥家有个太监姓贾，人们都叫他贾老爷。每当我们去时，贾老爷就在过厅的门口，高声唱喏:“姑奶奶、额驸马回来了。”这时姥爷前庭挂着一只鹦鹉也跟着叫起来:“二格格回来啦。二格格回来啦。”每到这时，我们都感到非常的亲切，特别愉快。
母亲回到娘家，给姥爷、姥姥请过安，便象小孩儿一样，一头扑到姥姥的怀里，不多言语，尽情地享受着慈母之爱。母亲是个刚强的人，为了不使姥爷和姥姥难受，从来不把在我祖母那里受的约束和委屈向姥爷他们流露一点儿。有一次，姥谷过生日，由天主教堂外国神甫那里为我定做了一个巧克力的大兔子。姥爷让我先吃一.口，我因为喜欢得不得了，说什么也不舍得咬--口，并且拿一张纸把巧克力的免了包了起来。姓爷喜欢得很，答应下次再为我做一个，我这才在兔子的耳朵上轻轻地咬一点儿尝尝。有一次我生病了，姥爷果然又为我做了一个巧克力大兔子送给我，一看，这个免子比上次那个更大更可爱，我乐得一下从病床上跳了起来。这个巧克力大免子后来由我保存到回阿拉善旗。这件事儿虽小，却一直在我脑海里留下极深印象，至今不能忘怀。
母亲的恻隐之心
从我记事儿起，我们住在北京三座桥塔王府，在王府后院的马号院子里，住着一对可怜的老夫妇，老头儿眼睛几乎失明，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行走。当时我们家的生活费都由我祖母掌管，母亲每月要到我祖母处去领生活费。领来后就叫我偷偷地给那老夫妇送些去。那年月用的是现大洋(银元)，每次大约送去二十元左右。我每次去送钱，母亲总是再三叮嘱:“见了老爷爷要叫姑爷爷，见了老婆婆要叫姑奶奶”。童年的好奇心，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要叫他们姑爷爷、姑奶奶呢?后来，我长大了些，母亲才告诉我:这个姑奶奶就是我祖父的亲妹妹。姑爷是清朝政府废黜的皇帝大阿哥溥隽。溥隽是端王的儿子，在未选中进官之前，我祖父就同端王结成了亲家，把亲妹妹(我姑奶奶)嫁给了端王的儿子溥隽。当初他们的年纪还小。后来溥隽被选入官里作为储君。可他整天价不务正业，吃喝玩乐，嬉狗要猴的。听说过去还演过一出《大阿哥拉狗上金殿》的戏，就是演的他。慈禧太后对此大为不满，很不喜欢这位大阿哥。后来“义和团”失败，“八国联军”把满清朝廷赶出北京，迁到了西安，外国联军统帅向清廷要祸首端王和他的儿子溥隽，慈禧便借此机会把大阿哥痛打了一顿板子，撵出行宫，再不准叫他大阿哥了。满清倒合退位后，我这位姑爷爷虽然眼睛已看不清楚，生活贫困潦倒，日常开销仅靠从我祖母处领的一点生活费勉强维持。我祖父看他们可怜，才把他们收留在我府的马号院里居住。可我这位姑爷爷生就的一副强脾气，总还摆出一副“皇帝”的架子，经常对人们叨咕，什么“蒙古十八家王子都是扶持我的。”祖母每当听到这种叫喊，就赌气不再给发生活费，这位姑爷爷也赌气不去领钱，祖父只好出面打园场，偷偷的派我给送去。这两位老人，钱一到手，不上几天便全部花光，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母亲对这两位老人非常同情，每次从祖母那里领回我们的生活费，就悄悄叫我赶快给姑爷爷他们送些去，还要嘱我提妨让祖母知道。姑爷爷房子里只有一张破桌子，两把旧椅子。炕上放着，一个小炕桌、也是旧的。旁边单独放着一把破旧的太师椅，上面铺着一块旧羊皮垫儿，那就是姑爷爷称孤道寡坐的所谓“龙椅”了。可这位姑爷爷还是摆着一副“龙架子”，每顿饭必须摆四个菜碟儿，那怕是二寸大的碟:，也非摆够数不可。可真难为了我姑奶奶了，终日为这四个菜东奔西跑，忙忙碌碌，有时实在弄不到什么菜，摆上几个花生豆儿也算一个菜了。后来，我随父母离开北平回了蒙旗。从此再没有听到这两位老人的消息，以后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了。
祖父家的惨变
我八岁那年，我们家相继出了几件事，使得一个兴旺的家庭骤然衰落下来。在这一年，我母亲生下了我的三妹(后来夭折了)，不多久，我二叔因骑摩托车摔伤，经抢救无效死去。二婶亦因丈夫死亡，无子指靠，服毒殉节。祖父连遭这两次打击，悲伤过度，不久亦去世。
我们家一年之内死了三口子，全家都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可最不公平的事，把这不幸的责任都归罪于刚出生不久的三妹身上。因为三妹属羊，祖父属羊，二叔两口子也属羊。起先二叔结婚时，祖父就特别反对，原因就为两人都属羊，按迷信说法结合到了，块儿没有什么好结果。可是祖母听信别人的“三羊(阳)开泰”的说法，说什么也要办这门亲事，祖父扭不过，也只好答应了。没想到生下三妹妹也属羊，家里成了四羊聚会，这又给那些游手好闲、多嘴多舌的人制造了话柄，他们为了讨好祖母，便造出什么“四羊犯忌”的谎言，祖母偏偏又信了，因此对我三妹恨之入骨，一直不愿见到她。就在这时，旗里派来代表，要迎接我父亲、母亲回旗下举行承袭王位的大典。为了顺便送祖父、二叔、二婶的三付灵棺回阿旗祖坟安葬，全家都准备起程，但因惧怕祖母看到三妹发脾气，母亲只好忍痛把三妹留在北京的姥姥家，并把我嬷姥姥也留下来照看她。正当起身之际，我也忽然闹起痢疾来，上吐下泻，浑身没有一丝的气力，母亲便恳求祖母允许她暂时留下来照顾我，但遭到祖母的拒绝，坚决要母亲同行。三妹也坚决不能带。只好又请了一位满族西医金凤臣大夫与我家同行，在路上好与我治病。金大夫医疗技术不错，后来一直住在阿旗，以至病老在那里。
这时，母亲的心里是非常痛楚的，她从小在北京长大，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父母，如今，被迫在北京留下自己未满月的女儿，又带着我这个病孩子，就要离开北京，离别亲人，千里迢迢去那据说十分荒寂的蒙旗去，母女情深，那是象刀子剜心一样的疼啊!可母亲真够坚强的。她没有被多层的痛苦压倒，她一遍一遍地擦干了眼泪，告别了父母，强颜为欢，脸上不露出一点儿的难过，毅然地离开北京，踏上了通往阿拉善旗定远营之路。
承袭大典
到了定远营，先把祖父、二叔、二婶的灵棺安顿好，我们便住进了定远营王府。这王府虽然规模不大，但殿堂兼备，亭台楼阁俱全，除了略小于北京王府外，其它各方面都模仿了北京王府的样子。
过了些天，旗里的官员准备为父亲和母亲举行承袭王位大典。父亲承袭亲王，母亲被封为福晋。这当儿却又引起了一场风波。原来祖母并非祖父的原配，所以一直没有受到过“封诰”。这次我母亲加封福晋称号，她岂肯善罢甘休，于是大发雷霆，闹得不可开交。对此，父亲自然不敢说什么 ，说也不顶事 。旗府官员也感到不知所措。亏得南京蒙藏委员会派来参加典礼的官员出了一个主意，把我祖母尊为“太福晋”，才了却这场风波。
母亲加封福晋是同父亲承袭王位大典一同进行的。仪式非常隆重。父亲穿着亲王的服式，戴着紫红的顶戴和三眼花翎。母亲身穿鲜艳的蒙古服装，梳着“双凤朝阳”的蒙古妇女发型，也戴着一颗紫红珠了，与父亲高高并坐在亲王府大殿的两张大太师椅上，接受全旗官民的朝贺和献礼，接受各地来宾的祝贺及赠送礼品。仪式从清晨一直进行到深夜方才完毕。等母亲回到家里，已经累得躺倒起不来了。我笑着打趣说:“奶奶!您坐在殿堂上同塑像一样可笑。”母亲也笑了，叹一口气，说:“简直快把我累死了”
帮助父亲提高文化
我父亲从小由我四老太太抚养，没有上过学。十岁上到了北京，才由我祖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开始读书，虽然读过一些书，但文化基础还是差一些。母亲随父亲到了阿旗以后，当时旗里情况是，因祖父长期居住在北京，很少回旗管理政事 ，旗内一切事情都由官员们执掌，久而久之，造成许多派别，互相排挤，彼此争权夺利，旗政腐败，无人过问。母亲看到这个局面，意识到如果不赶快整顿，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是要帮助父亲整顿旗政，首先必须帮助父亲提高文化，增强办事能力。于是加紧帮助父亲学习文化。虽然父母结婚后，母亲也帮助父亲学习，没有间断过，但不够郑重其事，时紧时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日厂一久，便一曝十寒，学业荒疏下来。这次母亲对父亲的文化学习，却非常严肃认真，规定除了读诗书、史学之外，还要学外国历史和名人传记等。父亲有时学得不耐烦了，母亲规劝不成，便以严师的身份予以“惩罚”吓得父亲赶快振作起来，好好学习。常常逗得我在一旁偷着笑。有一次，我们看了一出戏，叫作《镇台念书》，觉得很可笑，回去以后，我便逗父亲说:“我看了〈镇台念书)的戏，您这是王爷念书啊”。在母亲夜以继日地督促下，父亲的文化有了很大提高，处理一些政事，批阅一些文件，已经不那么困难了。
那时的阿旗经过许多变乱，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难，仅靠几个老官员支撑维持着。但他们思想保守，因循守旧，往往在推行一些新制度，任用一些新人材时候，横加干涉阻拦。父亲上任后，施行了一些改革措施，选用了许多年富力强的人到旗政府工作，老官员大为不满，便搬出一些老资历、老条条框框来加以限制。那时候，旗里有一项苛政，对犯有错误的人要打个半死或致残废，父亲见了很不忍，便想废除它，回来跟我母亲一商量，母亲也很支持，这事儿传到老官员那里，他们大为不满，便用“妇女不能干涉政事”等一些调言刺激父亲。我记得母亲因此事气得病倒在床上，感叹地说:咳!创办一件事，是多么不容易呀!
创办第一所女校
阿拉善旗(指现在的左、右两旗)有十八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四万多人口，没有一座学校，文化非常落后，全旗中没有几个人认识字，尤其是妇女，几乎个个目不识丁。母亲心里非常着急，一面催促父亲多增设些男生学校，一面自己下决心创办阿旗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没有校址，就从王府旁边腾出一个小院子作校址，并请求旗财政上拨了一部分经费，母亲亲自担任校长。从北京一同来旗的西医金风臣大夫的女儿金慕然教算术和音乐，母亲亲自教语文和图画、写字，另外还请了几位老师来教书，把学校办了起来。起初由于封建势力和旧思想的影响，没有人来报名 。为了打消别人的顾虑，母亲让我和二妹首先报名。在我们的带动下，后来逐渐增加到五十多个女孩子，最大的十四岁，小的只有七岁。学生用的课本、笔墨纸张，统由旗府免费供给。学生在校期间，一律穿学校统一发的学生服，装有冬装和夏装。冬天天冷，学生中午不用回家，就在学校食堂用饭，夏天遇到下雨天发洪水，由府里的侍卫把学生背过河去，太小的学生背着送回家。学校开支大了，母亲把校长三十六元的月薪捐到校里作经费。这样阿旗的女孩子总算开始学文化了，学校办得也越来越红火了。
也许是母亲读的各种书籍多了，受了新思潮的影响，还是受外祖父的开朗性格影响深了，她虽然出身于封建贵族家庭，却对新生事物很敏感，从不维护旧的腐败的东西。为了让广大妇女群众从旧礼教解脱出来，她号召妇女们参加社会工作。她大声疾呼，反对包办婚姻，反对给女孩缠脚 。对一些封建思想严重的人家，她亲自登门劝说，解除了一些女孩子的一辈子痛楚。同时还提倡新法接生，并选派人到外地学习，这在当时是极不容易的，需要有很大的毅力。母亲利用她“福晋”的有利身份，在旗内推行这些新事物。大部分群众都能踊跃响应，把当时的阿拉善旗搞得相当活跃。
日本人来到定远营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他们派兵入侵绥远河套，并派遣特务潜入阿、额两旗，妄图诱降西部蒙旗。一九三〇年的一天，天空中嗡嗡作响，一架日本飞机突然出现在定远营上空，稍事盘旋后即降落在城西一块平地上，下来四个日本人声称是板垣的代表，要求见我父亲。当时满城惊慌，全部保安队也警戒起来。我父亲召集旗府官员商议对策后，回来与我母亲计议，我母亲深知日本人蛮不讲理，此行决非好意，但现在是突然事件，他们既然扬言要见旗领导，若要等南京政府批示再作决定，时间就来不及。母亲经过深思之后，教然对我父亲说:“见就见他们一面，看他说些什么。说好的就敷衍他们，说翻了就干掉他们，然后我们往沙窝里一躲，看他们能奈何我们!”母亲的一番话鼓起了父亲的勇气，带领几位官员和十多名武装侍卫到前厅去会见日本人。起初我们姐妹听说日本人来了，心里很害怕，后来看到母亲那样镇定和刚强，我们就不怕了，反而跟在母亲后面到前厅隔扇内去价听。这时听到父亲在前厅大拍桌于同日本人争吵起来，后来没有吵出什么结果，日本人悻悻地走了。我看到会见的桌子上摆着许多糖果和玩具，心想准是日本人送的，跑去要拿，母亲却叫把这些东西都扔出去，不能动。当时我还不理解，遗憾了好几天，后来听说一位侍候母亲的老妈妈吃了日本人送来的奶油蛋糕忽然闹起痢疾来，有人吃了上吐下泻，大家更对日本人恨得了不得。以后，日本人又来过几次，板垣也来过，还修了飞机场，成立了特务机关，但什么便宜也没有捞到。后来南京政府派关麟徵、杜聿明率领二十五师来到定远营，才把日本人赶跑了。
同“慕侠夫人”的交游
日本人走后不久，宁夏军阀马鸿速便策划向阿旗进攻，这是他梦想已久的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征服阿旗，夺走阿旗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这次日本人到阿旗一捣乱。正是他的好机会，便捏造谣言，诬蔑我父勾结日寇，骗取上级的信任。马鸿逵暗中调兵遣将，在春节过后不久，诡称军队换防，夜里派出几个团的兵力，包括步兵、骑兵、炮兵，还有一架飞机，对定远营进行包围攻击 。阿旗军民奋起抵抗，激战两昼夜。但敌我众寡悬殊，为了不让人民遭受重大损失，阿旗决定罢战言和缴械和谈，接受马家军提出的条件，缴械和谈，马鸿逵遂将我全家押解银川居住。
我们到银川后，被安置在一个公馆里软禁起来，达八个月之久。这八个月，全家人都失去了自由，父亲整天不说话，脾气极为暴燥，动不动就呵斥人。母亲总是耐心地规劝和安慰父亲。
马鸿逵是宁夏的土皇帝，母亲知道，要想摆脱马鸿逵的软禁，就必须设法同他周围的人接近。马鸿逵有五六个姨太太，其中最得宠的是四太太，这个四太太的话对马鸿逵来说是言听计从的。她的名字叫慕侠，人们都不敢称她四太太，而称她慕侠夫人。这位慕侠夫人经常来我们家坐坐，也常请我们到她公馆去吃饭。她有抽鸦片烟的嗜好，还爱玩牌，她抽鸦片烟是从不避让马鸿逵的。因此也常到我们家抽烟打牌。另外，母亲为了讨好她，每天都要应酬马鸿逵的两位母亲(河州老太太、书诚老太太)，和马鸿逵的其他几位太太。母亲本来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还得天天陪着慕侠夫人抽大烟、打牌。日子一久，就把身子累垮了。慕侠夫人就劝母亲抽点大烟补补身体。母亲不好推却也抽起来，日了久了也抽上瘾了。慕侠夫人还跟母亲说要认我为干女儿，并送来许多金首饰衣物作为礼物，这又不能推却，只好应允。正在这时，我们家里闹开了传染病，我和几个妹妹都病起来，不久，我三妹妹患白喉死了。父亲认为这处房子不吉利，就在银川另买了一处房子，借此机会搬出这所受监视的公馆也能松一口气。当年秋天，父亲被国民党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派飞机接往兰州。后来暗中派人回银川让母亲想法活动，带着孩子也到兰州去。母亲接到信儿，就婉转向幕侠夫人求情得到马鸿逵的允准，乘八战区派来一架专机，把我们全家接到兰州，结束了在银川八个月的软禁生活。
在兰州的生活
我们到兰州后，由八战区接待，住在玉泉山裴建中花园，父亲、母亲的心情比在银川时好多了。朱绍良对父亲的关系也慢慢好起来。母亲为了帮助父亲同朱绍良改善关系，作了不少工作，真正起到了贤内助的作用。原来，朱绍良的贵州夫人也喜欢抽大烟，打麻将，母亲就投其所好，于是今天到她家抽烟玩牌，明天她来我家抽烟打牌。你来我往，结成了好朋友。父亲有要办的事，通过这种关系，很容易得到解决。但是，母亲的烟瘾也越来越重了。这时候，母亲参加了兰州书画名流举办的“诗社”。这诗社里有水梓、裴建中、范振绪等著名书画家多人，张大千先生去敦煌路过兰州时也参加了，并在我们家画了许多画 。诗社的成员所作的诗和画，均交诗社汇总，并进行交流评比。母亲作的诗画很多，并装订成册，还被评为优等，得过许多奖品。这些诗和画，后来都毁于“文化大革命”中了。
在“九间楼“作客
“九间楼”落座在兰州四墩坪山头上一个旧庙宇内，一九四〇年,蒋介石来甘肃视察，谷正伦相中了九间楼这块地方，防空设施较好的经修饰以后，作为迎接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的下榻地方。宋美龄来兰州后在九间楼一个大厅里，邀请我母亲去吃饭。除母亲外，还有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的夫人，并有一些外国贵妇人。后来听母亲讲述当时宴会情景，说来也滑稽可笑，这些要员的夫人，如朱夫人、谷夫人等，平日见了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总爱摆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架子，可今天在宋美龄面前，却必恭必敬，随声应和，完全成了丫环和侍女的角色，竟把我母亲的座位摆在上宾的位置，在朱夫人、谷夫人等人之上，真使我母亲感到有些局促不安。宋美龄还一再让母亲不要客气，不要拘谨。桌子上摆的食品、水果，大部分是从外国进来的新鲜珍品。餐后，宋美龄还挑了几件衣料让我母亲带回来。母亲回来后对我们说:“蒋夫人脾气很大，她为她的什么手帕没有带来的小事情上大发脾气，并派专机到重庆去取。”可谓第一妇人欲壑难填。
母亲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
我们在兰州的时候，母亲同往常一样，最关心的是对我们的教育。起初。一到兰州，便为我们请了一位家庭教师，给我们补习中文、数学、英语。其后，母亲感到离开学校不行，便将我和妹妹芰芬两人送到兰州女子中学上学。因我家离学校很远，经常迟到，而学校的制度又很严，因此经常挨批评，叫人难以接受。回到家里又不敢对母亲讲，怕再受母亲的训斥。平时，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严格的，我们有什么要求，总爱找父亲去说，不敢找母亲讲。迟到挨批评事只好对父亲说，后来母亲知道以后，坚持要我和妹妹早起，坚持步行到校，还是父亲为我们置备了一套当时兰州流行的骡子车，专供我们上下学接送之用。人们常说:严父、慈母，而在我的印象里，却是严母、慈父。母亲虽然出生在皇亲贵族之家，但在她的身上很少有贵妇、小姐的脾气。对待下面的人，诸如奶妈也好，佣人也好，总是和蔼可亲，从不使性、动气、打人。有时佣人们做错了事，母亲甚至连骂一句都不会，有时气极了，也只是气得浑身发抖。有一个一直侍候母亲的王妈，几十年来母亲对她视同亲人一般。这位王妈也一直同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一九七一年老病而死。
全家从兰州回旗
一九四六年夏天，西北行营转来南京蒙藏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通知我们金家可以回归自己的家乡——阿拉善旗了。命令说:根据阿旗人民的请求，达理札雅札萨克可回旗料理旗政。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啊!七年，这半被监视半被软禁的七年 ，多么难度的日子啊!如今，问题已经澄清，种种怀疑和是非曲直分清楚了，父亲总算得到了当局的了解。谢天谢地!总算可以回旗了。
全家回旗以后，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她所开办的女子小学和社会妇女工作，还想继续过问一下，但已力不从心了。经常把时间消在吸烟和作些书画之上。一九四七年，把我祖母由北京接来阿旗。经过这么多年的变迁和分别，祖母对母亲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善，母亲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也能坐在祖母面前畅谈一些家务琐事，不象从前那么拘谨了。婆媳之间关系融治了。
青年时期的韫慧（右一）和载洵嫡福晋（左一）婉容养母（左二）
为阿旗起义出了力
前面我已经说过，母亲是个很能接受新鲜事物的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掀起全面内战，在家里大家谈到时局的时候，母亲总是以她独特的见解加以评论。母亲憎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出尔反尔，这是她在兰州时亲自看到和亲身经历过的，因此她常说:“共产党的壮大是由国民党的腐败造成的。我看，将来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这样的议论在家里总要引起一番争论，…但是母亲始终坚持她的见解 。
一九四九年兰州解放，阿旗处于极度紧张之中，马鸿逵的败兵到处游窜生事，德王、李守信的部队也在阿旗境内横冲直撞，旗政府官员同“蒙古自治政府”的人员各持已见，有的主张向沙漠逃走，有的主张等候投诚共产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在这时候，大约是九月十六日左右的晚上，母亲在收音机里听到新华社的一则广播说:“胡匪整编骑兵第一旅旅长张钦武率部一千余人向我军投诚”。心情感到莫大的安慰急忙去告诉了父亲，并叫父亲赶快去告诉妞(我的小名)一声，说:“钦武有消息了。已经投靠了共产党”。父亲当夜便跑到我房里把消息告诉我。我听了尤为欢慰，多日来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第二天，钦武也派了两人星夜飞骑来到定远营把这消息告诉我们，并说到钦武起义后很受优待的情况。从这时起，母亲更下定决心，让父亲排除异议，率领全旗人民起义，欢迎人民解放军。往常，父亲对于母亲的话本来是吉听计从的，这次母亲的劝告，听到张钦武受优待的消息，更加坚定了父亲的决心。遂连夜召集了一些亲近的政府官员和“蒙古自治政府”的白海风等，共同研究拟定电稿，通电起义。因为当时我正在父母身边，亲眼看到父亲召集旗政府的亲信官员罗协理、陈章京、左·甲木英、罗永寿等单独开会研究，又同“蒙古自治政府”的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商议。每次同他们开会研究后，都回到后屋同母亲商量，作最后决定，因此，父亲率领阿旗起义，母亲在关键时刻，起了把握航向的重要作用。
载涛
与姥爷的会见
母亲同姥爷载涛在抗日战争前分别后，八、九年没有见过面。直到解放后的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姥爷担任新中国的马政司顾问，来西北视察时，到了银川，先同父亲通了电话，告诉他老人家第二天要来阿旗。母亲听到后，兴奋得一宿没有睡着，第二天天不亮就忙着起来准备。当与姥爷相见时，母亲象个小孩儿一样，一头扑到姥爷的怀里，大哭起来，“阿妈”!“阿妈”地叫个不停。(满族人称父亲为“阿玛”)这种坎坷逶迤生活多年，久别重逢的情景，使在场的人无不掉泪。
姥爷的到来，使全家上下欢欣若狂，尤其是母亲，整日价形影不离地跟随着姥爷，好象生怕老人丢下自己马上离走似的。那一天把阿旗所有的土特产和各种风味食品，全都拿出来，让姥爷尽情地品尝。姥爷最为赞尝的是阿旗的烤羊。烤羊是阿旗远近闻名的名肴，做法是把 一只 绵羊宰杀后 ，取净头蹄下水，不用剥皮将羊毛退除，肚内装满各种调料，用铁链挂在一个大烤炉内，下面用梭梭柴(即札杠)烧烤五小时左右，烤熟后，由二人用铜盘把整羊抬到宴席桌前让众人观看，再抬回放到案子上用刀切开，把一盘烤肉以蒙古族礼节最先奉献姥爷面前，然后再一-送到每人面前，开始食用。烤焦的皮又酥又香又脆,烤熟的肉又软又香又烂,真是色香味俱全。实在是名不虚传的美味佳肴。宴会前，母亲把自己多年存的茅台酒也拿了出来。姥爷满心欢喜，能在边塞定远营,喝上贵州佳酿,真是开怀畅饮，津津有味。母亲也陪着喝得面红耳赤，就连素日滴酒不饮的父亲也兴奋地喝了好几杯。我们姐弟们轮流给老人们把盏，自己也喝了不少。这真是:天伦之乐乐如何，祖孙齐唱欢乐歌。
母亲还陪着姥爷到我父亲的马厩内看了一些走马。第二天老人便起身去执行他的视察任务去了。谁知道以后再等几年才能会面呢?
母亲参加了工作
我的母亲在阿旗来说确实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妇女，但过去在旧礼教的束缚下，没有从政的机会，只能呆在家里，无从发挥她的才能，母亲真冤啊!
阿旗一九四九年九月起义后，第二年，中共阿旗工作委员会成立，随后阿旗妇女联合会也成立起来 ，母亲被任为妇联主任，从此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 。一九五二年 ，她被邀请参加了宁夏省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这年的三月，宁夏妇联和宁夏省委组织部联合通知她任宁夏省妇联副主任。另外，还担任过宁夏民委的委员。以后宁夏省建制撤销后，她还担任过甘肃省妇联副主任和甘青省民委委员等职务，但是最令她难忘的还是第一次参加全国妇代会那件事。
母亲常说，那次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会议，是她一生政治生活中的新起点。她在临走的前两天，便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到阿旗妇联找了许多有关材料。这时母亲的烟瘾已经彻底戒除，恢复了健康，精神饱满，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以往母亲出门，都有许多佣人、侍卫跟随，前呼后拥，而这次去掉了这些人，只有她一个人出去，轻装简从，跋山涉水，却格外精神起来。当别人把她送上车时，她激动地说:我这次是以新中国妇女代表的身份去北京的。我已经多年没有回北京了，这次回去是多么高兴啊!母亲兴致勃勃地向众人挥手告别。开完会回来，母亲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述在京期间的情况，谈到开会期间见到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同志情况时说:“他们待人热情、真诚，实在令人钦佩!同国民党相比，真是天悬地隔呀!”
60年代饱受冲击的达理札雅
母亲之死
一九六四年左右，我父亲和母亲已年老多病，先后离开呼市回北京休养。我仍留在呼市工作。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感到家庭成份极可能成为斗争对象，我整天为此替父母担忧。果然，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在“革筹小组”领导下的“造反派”到北京，把我父母一同揪回磴口县巴彦高勒(当时巴盟盟府所在地)。下了火车就推上卡车，准备挂黑牌子游斗，多亏了敬爱的周总理已经发觉，打来电报不让游斗，这才停止游斗，妈妈与我父亲一同被“军管”起来。我母，我父亲在揪斗中被折致但到了紧要关头，就显出刚毅、倔强。据当时目击者说，母亲站在大卡车上，昂首挺胸，没有丝毫的畏惧。
在“军管”中，我母亲身体不支，不几天就病下来，八月间，“军管”当局强令母亲回了北京 。十一月十九日，我父亲在揪斗中被折致死。消息传到呼市，我正被街道监视，不能自由行动，因而不能到巴盟去接骨灰，遂由我小妹妹达锐到巴盟把骨灰盒带回呼市，我遂即毅然冲出街道的监视，同小妹一道把骨灰送往北京。等到家一看，映入眼脸的是惨遭抢抄、狼籍满地的家和母亲苍白的脸。我们向母亲请安后，委宛地把父亲的死讯告诉了母亲。母亲闻讯后，一拗之下，便昏了过去，醒来后，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骨灰盒喘吁吁喃喃自语说:“你可回来了”!母亲痛到极处，反而没有一点眼泪，只有哽咽的份儿，说不出一句话，我怕母亲悲伤过度，忙把骨灰盒移往内室。从此，呻咽在病榻上的母亲，嘴里只是喊着:“我真后悔先回来呀"!“你总算回来了”!当时的惨状，令人悲痛欲绝!我终日守在母亲床前，不敢离开半步，常常听到的还是她那喃喃自语的几句话，“我真后悔先回来……”我虽然也很痛苦,但还得强颜为笑,百般地劝慰晚上就睡在她床前的一个大沙发上。她睡不着:就和她说闲话儿。她非常痛恨“四人帮”。白天不敢说什么，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她就哭，哭得十分伤心。她总是说:“我最大的后悔，不该在巴盟抛开你爸爸先回来”“如今我是不行了。你们等着看吧，共产党是不会让这些人长此下去害人的”。以后“四人帮”被打倒后，我深深佩服母亲的予见，在那动乱的年代，她就能把党和“四人帮”区别开来，相信党总会胜利，而且指出了“四人帮”的可耻下场。
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呼市来信说我下乡的大女儿要回呼市分娩，叫我回去安排一下。我正左右为难之际，我的二妹妹达黄芬从青海来到北京探亲，我便让二妹照顾母亲，我回去想料理一下就回来。谁知这一去竟成了与亲爱妈妈的永诀。就在我回呼市的第十天头儿上，慈爱的母亲病情突然恶化，与世长辞了，临终前给我打了电报叫我回来，可等我到京，已经见不到亲爱的母亲了。
亲爱的母亲 ，您知道吗?打倒“四人帮”后，内蒙党委和政府已为父亲和母亲召开了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我们这些受株连的子女也落实了政策，安排了工作，现在我们生活得很好，这也足以告慰父母亲在天之灵了。请安息吧，妈妈!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九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