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四月底，解放军补充训练团团长钱申夫来到战俘营，看看有没有可以重上战场、帮助解放军的人。当他入营还没走几步时，突然有一个军官打扮的人拉住了他，让他帮助联络一位党中央的高级领导人。钱申夫仔细一看，此人正是自己在延安抗大时期的同窗好友——黎强。多年不见，对方的穿着打扮与当年大不相同了。但是，对方提出的要求，却让他意识到，这个老同学身上可能另有隐情。

回到三野司令部后，钱申夫立刻汇报了此事。经过批准后，他给北京发了电报，说了一下黎强的大致情况。两天之后，野战军司令部便收到了一封加急电报，上面只有八个字：“速送黎强同志来京”。

钱申夫看着“同志”二字，似乎明白了什么，嘴角露出了微笑。看来，这位老同学不仅不是特务，相反还是个传奇的英雄。那么 ，这个黎强到底是什么人？他让钱申夫去联络的，又是什么人呢？

这些事情，还要从1938年说起。

黎强是四川安岳人，在读书时期就受到表哥姚仲蜀的影响，逐渐有了革命的志向。后来，他和同学一起参加过学生运动，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在四川从事情报工作的共产党人周俊烈。周俊烈觉得黎强精明强干，是一个干情报工作的好苗子，于是便开始培养他，让他从事一些比较表层的地下工作。

1938年7月，在四川成都地下组织的安排下，黎强被送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那时候，他使用的名字是李唯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和钱申夫结识并成为了好朋友。

1939年5月，黎强来到重庆市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抗日宣传工作。由于工作需要，他不再使用李唯平这个名字，而是改回了本名李碧光。“黎强”这个名字，其实是他在组织内的一个代号。为了保密，知道这个代号的只有周总理、董必武等极少数领导同志。

1939年10月底，黎强受组织的委派，来到成都进行地下工作。当时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非常狠毒，经常不顾民族大义，疯狂地去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黎强这一次来到成都，就是为了打入中统内部，成为党组织的一双眼睛。但是，党组织在中统没有内应，黎强只能自己想办法进去。幸运的是，黎强的亲戚有一个好友，名叫周壁成，此人是国民党四川党部的组织科长。黎强想办法和他搭上了关系，并且很快就取得了此人的信任。不久之后，经过周碧城的介绍，黎强进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期政治研修班学习。

在培训的过程中，黎强非常注意去结交那些由中统选送来的学员，和他们的关系搞得很好。顺着他们，黎强又和中统的几个中高层都成了好朋友。比如中统成都区区长刘国辉、稽查行动组长叶国良，就都是黎强的铁哥们儿。靠着这些关系，黎强在毕业后顺利地进入了中统培训班。到了此时，他已经算是成功打入中统内部了，只是职位还不高。

如何在不伤害党组织的情况下，迅速得到提升呢？黎强将自己的目标定在了军统的人员上。国民党内部内斗之风盛行，尤其是中统和军统之间，简直是不共戴天。黎强在培训期间，通过细心观察，发现了不少军统派来的卧底。他抓住证据后，把这些人全都举报了。中统高层觉得黎强是个人才，于是将他提拔为了成都实验区的区长助理。

黎强进入中统后不久，就得到了一次非常好的表现机会：当时，中统的一份调查中国青年党的电报外泄，导致了青年党人大肆抗议。蒋介石为了亡羊补牢，命令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尽快破案。一筹莫展之下，徐恩曾将这个任务交中统四川调统室负责。但是，“川调室”的人也都没什么能力，根本找不到什么破案线索。此时，黎强站了出来，说在前几天，曾经见一个叫曾庆高的人看过这份情报。最后经过调查，果然就是此人泄露了情报。一桩无头案，就这样被黎强破了。

经过此事后，黎强的才干得到了普遍肯定，他因此得以迅速崛起，踏入了中统核心部门，成为了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干事。

随着职位的晋升，黎强接触到的机密情报逐渐增多。他凭借着非凡的记忆力，将所有情报分毫不差地刻在脑子中。在与自己的同志接头时，他将情报口头传递给自己的联络人。由于没有文字的传递，这种方式非常安全。但是，有一些情报非常紧急，黎强等不及接头，只能使用一些非常规的途径来传递。他有时候会将情报写在纸条上，藏入掏空的香烟、熟鸡蛋或点心馅料中，然后设法投送出去。

逐渐的，黎强在中统的职责越来越多，接触到的机密也越来越多。通过这条情报线，党中央得以获取大量中统的机密情报。这些情报不仅帮助党组织减小了损失，还成功营救了许多同志脱险。这其中，尤其以黎强获取中统卧底人员名单的过程最为典型。

中统特务狡猾阴险，他们经常秘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使用种种手段迫其叛变，让他们成为己方的卧底情报员。要想清除这些叛徒，最好的办法是获取他们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于是上级命令黎强，务必得到这些资料。

经过调查，黎强发现这些名单，都存放在中统川调室第三科的保险柜里，由科长叶申之直接掌管。叶申之本身就是个叛徒，所以行事极为谨慎，要从他手里获取情报绝非易事。不过经过观察，黎强发现叶申之有两大嗜好：打麻将和喝酒。黎强决定从这两点入手，开始设法接近叶申之。

黎强多次主动与叶申之打麻将，然后故意放水，输钱给他。叶申之因此对黎强产生了好感，开始和他兄弟相称。

1946年4月的一天，黎强请叶申之喝酒。由于他平时注意锻炼酒量，此时已经相当能喝。叶申之虽然是个酒鬼，但是根本不是黎强的对手。喝了不到两个小时，他便醉得不省人事。黎强也假装喝醉，然后搀扶着叶申之回到他的办公室。

在酒精的刺激下，叶申之情绪异常激动。他一到办公室就主动打开保险柜，拿出了黎强梦寐以求的卧底人员名单。他嘴里毫无遮拦地说：“老弟，这些都是那边投降人员的名单，是我发财的本钱。现在，只有我有这份资料。不过，用不了多久，我就要调到其他部门去了。我已经推荐你来接替我的位置，到时候这些资料就都是你的了。”

说着说着，叶申之酒精上头，倒在沙发上睡着了。黎强抓住这个机会，迅速翻看了那些资料，将那些人名都记在了心里。之后，他把资料整理好，放了回去，然后若无其事地照顾起叶申之来。叶申之醒酒后，对名单之事已经一无所知了。

回到家后，黎强立刻用米汤，将名单默写了下来，然后迅速交给了党组织。我党南方局立即采取行动，隔离并抓捕了绝大部分叛徒。黎强的大胆行动，使我党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

然而仅仅四个月后，黎强就面临了自己一生中最严峻的考验——他的革命领路人周俊烈，很意外被捕了。如果周俊烈叛变，那么黎强的身份必然暴露。一番考虑之下，黎强决定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周俊烈。

之后的几天，黎强开始刻意制造机会，与负责周俊烈案件的国民党官员接触。在闲聊中，他得知周俊烈不但没有叛变革命，而且连他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暴露。这一下，就给之后的营救行动带来了方便。

有一天，黎强和负责审讯周俊烈的特务杜石公一起吃饭。在饭桌上，黎强暗示杜石公：审案子不用那么认真，一些没有头绪的案子，只要涉案人员身份不明显，那该放就放，给自己积德行善。杜石公听后，觉得黎强的话有理，于是很快就将一些审理不出什么问题的犯人释放了。而周俊烈由于尚未暴露身份，也就被放了出来。随后，黎强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迅速将周俊烈送回了解放区。这一次危机终于得以解除，两人全都安然无恙。

在长期潜伏的日子里，黎强的个人问题，一直让党组织挂怀。一个常年独身的男子太过显眼，这对地下工作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此，组织提议，为他安排一名女性地下党员作为伴侣。但是，黎强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两名地下党员共同生活，会让暴露的风险加倍。如果组织同意，他更倾向于与国民党高层联姻，这样的话，他就利用女方的社会地位和关系网，为自己的地下工作提供便利。

经过慎重考虑，党组织接受了黎强的建议。在筛选了多个候选人后，他们选定了国民党成都党部书记赵选的女儿赵蜀芳。在组织的精心安排下，黎强和赵蜀芳顺利相识、相恋，并在不久后步入婚姻殿堂。

赵选在政治立场上相对中立，从未积极参与对我党的打击，手上也没有血债。而赵蜀芳本人，更是一位通情达理、思想进步的女性。他们对黎强的工作，不仅不会构成任何威胁，还有很大裨益。

婚后，黎强和赵蜀芳相敬如宾，感情深厚。然而，黎强从未向妻子透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是他对工作的负责，也是对妻子的一种保护。赵蜀芳从丈夫忙碌的生活中，也察觉到了一些不寻常之处，但她从不多问，只是默默地支持着黎强。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全国解放的势头越发不可阻挡。1948年底，黎强被调往南京工作。此时，国民党高层正在谋划逃往台湾。党组织指示黎强做好准备，必要时随国民党一同前往台湾，继续潜伏工作。但是，计划却突然有了变数。

1949年，黎强被任命为国民党第45军312师的副师长，负责军事训练。为了削弱这支部队的战斗力，黎强在指挥新兵训练时，仅仅是让他们锻炼身体和修工事，从不让他们摸枪。结果训练了很长时间，这些士兵还是没有什么战斗力。当解放军渡过长江向南京进军时，312师几乎未经抵抗便全部投降了。

尽管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一个棘手的问题却跟着来了：黎强被俘虏了，随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的计划也无法实现了，他只能考虑回归。但是，由于解放军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所以他看成了中统的特务头子，他想要说话并不容易。不过幸运的是，黎强在战俘营巧遇了钱申夫。在高兴之余，他请钱申夫帮忙传递几个字给负责情报工作的周总理。他所发送的几个字，正是他与高级领导之间的联络密语。

很快，周总理便得知了黎强被俘的消息。于是，他立刻发了急电，让三野的指挥人员将黎强接到了北京。黎强到京后，党组织为他安排了新的工作，他得以重新做回自己。

在那个战争年代，有许多像黎强一样的特殊战士，他们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和拯救同志，一次又一次地出生入死。黎强是他们中的佼佼者和幸运者，不但自己安全无虞，而且所经历的故事也最终得以解密，并广为人知。通过一些谍战剧，人们了解到了情报战线上英雄们的艰辛与挣扎。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珍惜眼前的和平生活。像黎强一样的情报工作者，曾经为了我们的今天奋斗过，只有珍惜今天的成果，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崇敬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