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永烈
“声震屋瓦”的女高音歌唱家
1935年，当24岁的钱学森准备远渡重洋前往美国留学之际，蒋百里带了女儿蒋英前去看望。蒋家有女初长成这位昔日的小妹妹，已经16岁了，亭亭玉立，举手投足全然是大家闺秀的风韵。
蒋英跟大哥哥钱学森很谈得来，尤其是谈论音乐。喜欢音乐的她，已经弹得一手好钢琴，而钱学森也喜欢音乐，他不仅是交通大学管弦乐队的队员，而且前不久——1935年2月，还在《浙江青年》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了文章《音乐和音乐的内容》。
钱学森去美国的翌年，蒋百里以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名义出访欧美各国考察军事。这是蒋百里继1906年留学德国、1918年底至1919年赴欧洲考察之后，第三次去欧洲。这次他带夫人以及三女儿蒋英、五女儿蒋和同往。
他们乘坐意大利“维多利亚号”邮轮前往意大利。然后经维也纳到达德国柏林。蒋百里把两个女儿蒋英、蒋和留在柏林，进入贵族学校冯·斯东凡尔德学习。不久，蒋英考取国立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师从系主任、男中音海尔曼·怀森堡，学习西洋美声唱法。与此同时，她还学习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
1936年11月，蒋百里携左梅夫人从欧洲飞往美国考察。蒋百里夫妇到洛杉矶的时候，前往加州理工学院看望了钱学森。自去美国之后，钱学森就与蒋英失去了联系。蒋百里把蒋英一张照片送给了钱学森，似乎表达了有意让钱学森成为他的女婿。
那时候，钱学森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然后转到加州理工学院跟随冯·卡门教授学习空气动力学。钱学森告诉蒋百里，父亲钱均夫不赞同他从航空工程改学航空理论，给他写信说：“国家已经到了祸燃眉睫的重要关头，应在航空工程上深入钻研，不宜见异思迁，走上理论的途径。”
1936年，蒋百里（右二）与左梅夫人（左二）暨女儿蒋英（右一）、蒋和（左一）在德国参观柏林动物园时的合影并在相片上题词赠给蒋英
钱学森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蒋百里。蒋百里细细听了之后，觉得钱学森的选择有道理。
1936年12月初，蒋百里和夫人回国。12月11日，蒋百里从南京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欧美之行。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华清池接见蒋百里，谈了一个多小时。不料，次日拂晓，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蒋百里曾被东北军扣留，很快就获释。他三晤张学良，力劝他释放蒋介石，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了一份力。
在西安的两周里，蒋百里差不多每天都写信给在德国的女儿蒋英、蒋和，他在信中写道：
“今天，张（治中）将军又来了，备了一桌好酒菜，还有好烟，爸爸的胃口真好！”
“在那一段短期的俘虏生活中，好似一幕喜剧，那么多的军政大员都在扮演丑角，因为他们离开了权力，回到本来生活中，便显得软弱如婴孩，只得由环境来摆布了。只有爸爸是可以冷眼看事件的人，惟有爸爸同意张的主张，给予斡旋。”
“今天飞机轧轧声，南京有人飞到西安来了……”
“今天又一声轧轧，委员长回南京去了……”
“明天还有一声轧轧，你们的爸爸将离开这座古城飞回上海……”
蒋百里跟钱均夫见面时，转达了钱学森的想法。蒋百里对钱均夫说：“学森的转向是对的，你的想法却落伍了。欧美各国的航空趋势，在于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而且，美国是一个富国，中国是一个穷国，美国造一架飞机，如果有理论上的新发现，立刻可以拆下来改造过来，我们中国就做不到了。所以中国人学习航空，在理论上加工是有意义的。”
钱均夫听后，非常赞同蒋百里见解，称赞说：“百里的头脑，一日千里，值得刮目相看。”
后来，作家曹聚仁在《蒋百里评传》里，记述了上述这件事。
从1940年开始，英国空军对德国进行轰炸，蒋英不得不离开柏林，转往中立国瑞士，在卢塞恩音乐学院学习。非常凑巧的是，钱学森在美国的导师是来自匈牙利的冯·卡门，而蒋英在瑞士的导师是匈牙利歌唱家依罗娜·杜丽戈。
1936年底，蒋百里从西安归来后摄
上图：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从西安归来，蒋百里送给三女儿蒋英的照片
下图：蒋英在演出之前（1938年）
1944年，即将毕业的蒋英在瑞士国际音乐节上演唱，她甜美的歌声深受好评。
蒋英音域宽广优美，成了德律风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德律风根公司历史悠久，1903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通用电力公司和西门子公司联合成立了德律风根公司。能够被这家公司青睐，成为十年唱片签约歌手，表明蒋英具有相当高的演唱水平。
1945年，当钱学森随同冯·卡门率领的美国空军顾问团来到德国、法国、英国考察，蒋英在瑞士，无缘相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终于散去。1946年，蒋英乘船回国。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终于回到了上海。
1947年初夏，由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主办，28岁的蒋英在上海的兰心大戏院举行独唱音乐会，一时间成为上海媒体关注的歌坛新秀。
位于上海茂名南路的兰心大戏院，建于1930年，是一座典雅的欧式风格的建筑物。兰心大戏院是当年上海设施最完备的剧场，也是当时高贵的娱乐场所，晚上常有西方剧团演出或是音乐会，进出的男士身穿燕尾服，而女士则往往穿曳地长裙。
在蒋英的独唱音乐会之后，1947年6月2日，音乐评论家俞便民在上海《每日新闻》上发表评论指出：
蒋英的音乐会是本评论者听到的最佳音乐会之一，她也是近年来舞台上出现的青年女高音。蒋的歌喉是抒情的，她的特点是懂得如何运用她的嗓音，最令人信服的是她有音乐感……
她戏剧性的才华得到充分发挥，无论在音域和音量上，都掌握得极为出色，熟练的技术与丰富的经验，使得快速的滑音和花腔都显得极为轻巧和优美。
她卓越的歌唱艺术，加强了记者对中国艺坛感到必将吐射光华的信念……
演唱确实是有水平的，能在陌生人中发现一位知音，为我是真正的收获。
蒋百里和蒋英一起骑马
蒋英还应邀到杭州举行独唱音乐会。
1957年，查良镛在香港《大公报》所开的专栏“三剑楼随笔”中，写过一篇《钱学森夫妇的文章》，写及表姐蒋英：
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良缘天成 佳话传世
就在蒋英的歌声在上海上空飘荡的时候，“飞将军自九霄来”，钱学森从大洋彼岸乘坐飞机降落在上海。
关于火箭专家跟女高音歌唱家之间的恋爱，种种加油添醋的传说不足为凭。女主角蒋英曾用这么朴实的语言，叙述了恋爱的经过：
对于学森，我父亲倒是有些想法。他到美国考察，专门去了学森就读的学校，把我的照片给了他。
因为许久不见，后来再也没提这件事。我们之间没有联系。
他没朋友，一直到36岁。他是1947年回国的，当时他爸爸问我家人：“小三有朋友了吗？”我排行第三，他们都喊我“小三”。
我家奶妈说，“小三的朋友多着呢！”
其实，我那时候根本没有对象，追我的人倒是不少，我一个都没看上。
那时候，他父亲每周都送些杭州小吃来，学森不懂得送东西，倒是常来我们家玩。好多人让我们给他介绍女朋友，我和妹妹真给他介绍了一个。他坐在中间，不好意思看我们给他介绍的姑娘。可是他却一直跟我聊，我们倒是很谈得来。
后来，他老来我们家，嘴上说是来看望蒋伯母，实际上是看老三。他不懂怎么追姑娘，也不知拿点花来。
后来，他对我说，“你跟我去美国吧！”
我说，“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我还要一个人待一阵子，我们还是先通通信吧！”
他反反复复老是那一句话：“不行，现在就走，跟我去美国。”
没说两句，我就投降了。
我妹妹知道后对我说：“姐，你真嫁他，你不会幸福的。”
我妹妹在美国和钱学森在一个城市，她讲起学森在美国的故事：赵元任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让他把人家这位小姐接到赵家，结果他把人家小姐给丢了。
赵元任说：“给他介绍朋友真难。”
那时，我从心里佩服他，他才36岁就是正教授了，很多人都很敬仰他，我当时认为有学问的人就是好人。
蒋英，这个原本是钱家的过继女儿的“钱学英”，最后还是嫁到钱家，变成钱家的儿媳，可谓良缘天成，佳话传世。她说，在1947年她跟钱学森重逢之后，一见钟情，6个星期就结婚了。
这一良缘的另一方、男主角钱学森，几乎没有对外人披露过他追求蒋英的经过，但是多次谈及这位女高音歌唱家使他一生生活在幸福之中。
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钱学森总是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
钱学森还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在人民大会堂授奖仪式上的即兴演讲中，他这样公开谈论自己的妻子：
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当然，私底下，蒋英对上门拜访的朋友夸奖钱学森的一手好厨艺：“我们家钱学森是大师傅，我只能给他打打下手。”
钱学森则俏皮地说：“蒋英是我家的‘童养媳’！”
1947年9月26日，钱学森先乘飞机离开上海，前往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多月后，钱学森在波士顿迎接新婚妻子蒋英的到来。
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租了一幢房子，作为自己的新家。钱学森给蒋英买了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作为结婚礼物。
冯·卡门曾这样回忆新婚的钱学森：“钱现在变了一个人，英，真是个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
几年之后，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维奥斯特在《钱博士的苦茶》一文中写道：
钱和蒋英是愉快的一对儿。作为父亲，钱参加家长、教员联合会议，为托儿所修理破玩具，他很乐意于尽这些责任。钱的一家在他们的大房子里过得非常有乐趣。钱的许多老同事对于那些夜晚都有亲切的回忆。
钱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国菜而蒋英虽也忙了一天准备这些饭菜，却毫不居功地坐在他的身边。但蒋英并不受她丈夫的管束，她总是讥笑他自以为是的脾性。与钱不一样，她喜欢与这个碰杯，与那个干杯。
蒋英则这样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1948年，钱学森被推选为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长。
他完成了《关于火箭核能发动机》的论文，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核火箭的论文。
1948年10月13日，儿子出生于波士顿。按照钱家宗族辈分“继承家学，永守箴规”，钱学森的儿子属于“永”字辈，取名钱永刚，希望儿子是一个刚强的男子汉。
再度来到加州理工学院
钱学森和蒋英在麻省理工学院安家不久，就传出消息，他们要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了。
在美国，钱学森经历了从麻省理工学院到加州理工学院，从加州理工学院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如今又要从麻省理工学院返回加州理工学院了。
当年，钱学森是随着冯·卡门的离去，与导师共进退，来到麻省理工学院。那时候，冯·卡门与加州理工学院院方不合而离去。随着杜布里奇出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加州理工学院与冯·卡门之间的“疙瘩”解开了。1948年10月，杜布里奇致函冯·卡门和钱学森，邀请他们回到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又一次与导师冯·卡门共进退。
决定钱学森再度回到加州理工学院的另一原因，是实力雄厚的古根海姆基金会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各成立一个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不约而同地热情邀请钱学森担任中心主任。钱学森选择了加州理工学院，因为他熟悉并喜欢加州理工学院。
从事喷气推进研究需要大量的资金，是一个“耗资大户”，每年花费的资金达到加州理工学院全院资金的30％。加州理工学院争取到实力雄厚的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所以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也就以古根海姆冠名。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喷气推进的新理论、新技术，为战后美国空军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和技术措施。
1949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办公楼的办公室内与同事讨论学术问题
1949年初夏，钱学森和冯·卡门一起返回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出任该院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担任航空系教授，兼任喷气工程公司的顾问。
钱学森的学生郑哲敏院士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我选过他开设的火箭的课程，我当时的同屋是钱学森交大的同学、好朋友罗沛霖，罗每个周末都到钱先生家里去，罗对我非常了解，可能对钱先生说过我什么话，那就不知道了。
钱先生落脚在航空系，隶属航空系的喷气推进中心的教学大纲、经费以及招生由钱先生做主。
那时，钱先生已是讲座教授，管着一摊事情，这在当时美国的华人中还是比较少的，同时他在社会上也很有名气，美国的《时代》杂志登过关于他的特别报道和照片，那是钱学森在美国的一个学术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很有名，连美国老百姓都知道有这个人。
郑哲敏提到的钱学森那个“很有名”的报告，是1949年12月，钱学森在纽约召开的美国火箭学会的会议上，提出实现洲际高速客机的蓝图。钱学森说，将来可以设计出一种“火箭客机”，形状像一只削尖的铅笔，长约80英尺，直径约9英尺，自纽约垂直起飞后，到达洛杉矶的飞行时间将不到1小时。
钱学森身为著名的火箭专家，他关于“火箭客机”的设想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美国的《大众科学》、《飞行》、《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各大报纸杂志，都报道钱学森的这一设想。
在美国工作时的钱学森
后来，钱学森说：“在30年内，人类将可以登上月球，而这趟月球之旅，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完成！”
钱学森提出“火箭客机”的设想，也就是后来的航天飞机。
当时，冯·卡门的家庭正遭遇巨大不幸。他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和妹妹也先后因病离开人世。冯·卡门把自己在古根海姆大楼二层的办公室，交给钱学森，对钱学森说：“我的母亲和妹妹走了，我也要走了……我让你接替我的工作。”
钱学森成了冯·卡门事业的继承人。诚如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所说：
冯·卡门是空气动力学领域里独一无二的大师，而钱的名望仅在他一人之下，钱是冯·卡门雄心壮志与事业的继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