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永烈
毛泽东要钱学森坐在他身边
1956年1月30日至2月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除原有545位委员外，新增119位委员。从美国归来才三个多月的钱学森，名列新增委员之中，应邀出席这次大会。这是钱学森首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没有这种感受。如今，美国军队已经用导弹武装起来，中国军队在现代化战争中没有导弹绝对不行。
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是周恩来。在会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44次之多。此外，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作了《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了《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钱学森也应邀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1956年2月1日晚上，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全国政协委员。
钱学森收到了鲜红的毛泽东主席签署的请柬，上面写着他的席位在第三十七桌。
到了宴会厅，钱学森在第三十七桌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牌。这时，工作人员领着他来到第一桌，在紧挨毛泽东座位的右面——第一贵宾的位置，写着钱学森的大名！
这是怎么回事呢？
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特别安排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三十七桌钩到了第一桌。
“来，来，学森同志，请到这里坐。”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热情地邀请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
钱学森在毛泽东右侧坐下来，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
毛泽东主席伸出五个手指头，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
钱学森回国才三个来月，就被毛泽东如此看重，表明新中国的领袖深知钱学森的不凡。毛泽东对于钱学森在美国的情况相当熟悉，了解钱学森的归来对于新中国的重要价值。
记者拍下了毛泽东与钱学森交谈的照片。钱学森穿一身中山装，脸上漾着微笑。这张与毛泽东主席的合影，成为钱学森一生中的经典照片，也是钱学森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此后，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钱学森，充分表明毛泽东对钱学森的看重。
叶剑英的宴请与周恩来的看重
中国导弹事业的穿针引线人，确非陈赓大将莫属。在安排钱学森在北京作了多场导弹讲座之后，1956年2月4日，陈赓又陪同钱学森夫妇到北京西海之滨的叶剑英元帅家中做客。叶剑英当时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设家宴款待钱学森。这次见面，话题依然是导弹。
关于钱学森来到叶剑英元帅家，当时的一个小女孩——叶剑英的干女儿戴晴（即傅小庆），后来在《我的义父——叶剑英》一文中，寥寥数语道及钱学森的到来，倒是颇有意思：
我对导弹的最初的认识就来自他的亲口诠释。一天，那时我刚读初中，他请才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夫妇吃饭。客人未到之前，他极为高兴地以几个孩子为对象，讲这马上来的人有多么了不起，是“研究一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的”。要不是凌子（引者注：指叶剑英二女儿叶向真）的坚决抵制，他恐怕会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钱学森所说的这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引起叶剑英的极大兴趣，以致1960年戴晴中学毕业之后，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学习。
叶剑英元帅是一员儒将，问得很仔细，问及研制导弹需要的人力和物力，需要设置怎样的研究机构，制订怎样的计划。钱学森一一作了回答。
钱学森周详的研制导弹的构思，仿佛勾勒出中国导弹的发展蓝图，陈赓认为应当抓紧时机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陈赓此人，是一个“工作狂”，做什么事都全身心投入。当年，在筹办“哈军工”的时候，他为了从各地调集几位重量级的教授，需要周恩来总理批准，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正忙，在接待一大批客人。陈赓在外面耐心等待，终于等到周恩来出来上厕所，就上前截住周恩来，要周恩来当场在他的报告上签字，然后高高兴兴走了。
像陈赓这样敢于在门外截周恩来签字的，数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没有第二人。这是因为陈赓早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就深得周恩来看重。后来，陈赓曾经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副官。1925年夏，周恩来与邓颖超经组织同意准备结婚。当时，周恩来在广州，邓颖超乘坐轮船从天津来广州，周恩来事忙，不能亲自到码头接邓颖超，就派陈赓手持邓颖超照片去码头迎接……
正因为这样，陈赓跟周恩来的关系这么“铁”，而且他又熟知周恩来的行踪，这时他听了钱学森关于发展中国导弹的种种设想之后说：钱先生的设想很好，我们赶紧到三座门请周恩来拍板！
三座门，坐落在北京景山西侧大高玄殿外的三座牌坊，北京人习惯把牌楼叫做“门”，所以那里也就叫三座门。当年那里是中央军委大院所在地，所以三座门也就成了中央军委的代称。那时候，中南海、紫光阁（国务院）和三座门（中央军委）在周末常有舞会。陈赓知道周恩来总理在忙碌了一周之后，往往在周末到三座门去跳舞。于是，陈赓跟叶剑英、钱学森乘坐一辆轿车，直奔三座门。
陈赓到底是中央特科出身，果真在那里找到了周恩来总理。
如同钱学森后来所回忆的那样：
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就在三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一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花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完会，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钱学森所说的“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就是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递交给国务院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钱学森就发展中国的导弹事业从领导、科研、设计、生产等方面提出了建议。钱学森指出，为了发展“国防航空工业”，需要设置专门的科研机构、试验场以及制造工厂，要培养大批年轻力量，要制订长远的规划。
钱学森在《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建议：
1．“领导机构应包括科学、工程、军事、政治方面的人员。这个机构设在国防部内”。
2．作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重点放在完全了解一个问题的机理”，“探索新方向”。这种单位“组织上可以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之内，但同时也归上述机构领导。”如“现在科学院内的力学研究所”，其他研究所中的“高温材料研究、电子学研究、计算机研究等；将来很可能再设空气动力学研究所、自动控制研究所等。”
3．作设计研究单位，其任务是“生产新型产品，包括试制及试飞阶段在内”。它应该包括：“空气动力学研究所、结构研究所、火箭推进机研究所、冲压推进机研究所、透平式推进机研究所、控制系统研究所、材料研究所、燃料研究所、计算局……”，共12个研究单位。
4．生产工厂“是航空生产的一系列工厂”，“包括金属及非金属原料工厂，各种零件制造厂，电器制造厂，燃料工厂，最后才是飞机及飞弹制造厂。”
钱学森在《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分析了当时国内航空工业十分落后的现状以后指出：问题是如何“以最迅速的方法，建立起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三部分：研究、设计和生产。”他建议：
1．立即在国防部成立航空局，实施全面的规划和领导；
2．从全国调配力量，组建队伍。
3．争取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
《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还开列了国内21位导弹高级专家名单，其中包括任新民、罗沛霖、梁守槃、庄逢甘、林津、胡海昌等。
钱学森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是中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之作。
1956年2月刘少奇（右）接见钱学森
中央决策研制导弹
1956年2月21日，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审阅了意见书，作了一些修改，并在标题下面署上“钱学森”三个字。
2月22日，周恩来嘱秘书把《意见书》印发中央军委各委员。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审阅那份打印稿上写道：“即送主席阅，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周恩来所说的“原子能”，也就是原子弹。那天晚上，要“两弹”一起研究了！
正在这时，在北京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200多位科学家聚集在那里，研究制定《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钱学森担任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这个规划确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其中的第37项是“喷气和火箭技术”的规划，由钱学森主持，在王弼、沈元、任新民等的合作下完成。
钱学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在钱学森作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规划说明之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深受鼓舞，当即挥毫，赋诗一首：
赠钱学森
大火无心云外流，望楼几见月当头。
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中景色幽。
冲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
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星际游。
钱学森很喜欢郭沫若的这首诗，裱好之后，一直挂在他的书房里。
1956年3月14日上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说道：“今天军委扩大会议的议题，就是请钱学森同志谈谈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和规划。”
这时，对钱学森的称呼，由“钱先生”改为“钱学森同志”，使钱学森感到亲切。
钱学森依照《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的内容，向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报告。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会上明确提出，中国要搞原子弹和导弹。
1956年10月8日，我国火箭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
会议决定建立导弹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这个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和钱学森等筹备建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设计机构、科研机构和生产机构。
1956年4月13日，国防部发出通知：国务院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指出：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在仔细研究、征求钱学森等人的意见后，于1956年5月10日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第71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聂荣臻的报告。这次会议做出了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决策。周恩来在会上说：“中国发展导弹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进行研究工作，应当采取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的方针。”
会议决定由“航委”负责，组建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和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这两个机构于10月成立，任命钟夫翔为国防部五局局长，钱学森为第一副局长、总工程师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也就是说，钱学森被任命为导弹管理局第一副局长、总工程师，同时兼任导弹研究院院长。新中国把研制导弹的重担，压在了钱学森的肩上。
公开的身份——力学家
钱学森回国之后，他那一系列频繁的关于研制导弹的活动、讲座、计划，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全部是在“幕后”进行的。
钱学森也常常在媒体上露面。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电视台，媒体主要是报纸。《人民日报》一次又一次报道钱学森，加在他名字前的头衔，往往是“力学家”、“物理学家”或者笼统的“科学家”，避讳“火箭专家”、“导弹专家”之类敏感字眼。
早在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报道钱学森遭到美国政府扣留时，称之为“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
1955年10月10日以及30日，《人民日报》在报道钱学森到达广州、北京时，称之为“刚从美国回来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1956年在科学院力学所办公室
据说，钱学森归来之后，中国高层对钱学森进行双重工作安排：理所当然，中国高层要钱学森主持导弹研制工作，但是与此同时又安排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担任工作，便于钱学森以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身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正因为这样，《人民日报》记者透露钱学森“准备主持和领导中国科学院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其实，钱学森一回国，中国科学院安排钱学森担任力学研究所所长。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曾对朱兆祥说：“院里的意思是，趁钱学森回国之际，把力学研究所建立起来，可以以钱伟长在数学研究所建立的力学研究室为基础，再加一些研究人员。此事已经和钱伟长、周培源酝酿过，大家都赞成钱学森当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我们希望钱学森先到科学院来，暂时不要到国防部门去，这样在国际上的印象好一些。请你跟钱学森委婉地谈一谈。”
吴有训所说的“暂时不要到国防部门去，这样在国际上的印象好一些”，由于陈赓大将的积极争取，钱学森还是到国防部门去了，只是钱学森在国防部门的活动完全处于保密状态。
1955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今年归国的留美学生大步走上工作岗位》，称“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现在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力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这句话把钱学森回国之后的“单位”说得清清楚楚，即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钱学森从美国带回来的录音机（叶永烈摄）
当时，力学研究所尚在筹建中，没有办公楼，数学研究所挤出了几间办公室供力学研究所使用。于是，钱学森一家也就被安排住在离数学研究所不远的宿舍区。那时候，中国处于分配住房制度，钱学森一家分到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当时，钱学森家的家具，也极其简单，是公家分配的。他家的旧家具上，有着“中国科学院”的红漆金属铭牌。后来这些家具折价后卖给了住户。钱学森使用多年的，就是这些最普通不过的家具。
且不说这三居室的公寓无法跟钱学森在美国洛杉矶的花园洋房相比，就连当时钱学森从美国带回来的家用电器，诸如吸尘器、电冰箱、录音机，都是当时那一带公寓楼里的“稀有元素”。
在北京安家之后，钱学森把父亲钱均夫从上海接来。经虑事甚细的周恩来总理提议，1956年4月国务院聘任74岁的钱均夫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员。
中央文史研究馆专聘有“德、才、望”的年长的文化名流担任馆员，每月发给工资，平常的工作就是研究文史问题，文史馆会派专人上门请教，不用到馆上班。这样，钱均夫在晚年有了安定的又能发挥自己专长的工作。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是在原有的力学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力学研究室是1953年建立的，设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之下，室主任是“三钱”中的另一“钱”——钱伟长。
在1955年10月钱学森回国之后，便与钱伟长、吴仲华、胡海昌、朱兆祥、郑哲敏等共同筹划成立力学研究所。
1956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当年第一次院务常务会议。郭沫若院长主持会议。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成立力学研究所。钱学森提出了建立力学研究所的方案，即准备建立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流体力学、物理力学、化学流体力学、自动控制、运筹学等7个研究室。会议通过了成立力学研究所的决定。
1月16日，陈毅副总理亲笔签署批复了科学院《关于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报告》。随后，中国科学院发文，任命钱学森任力学研究所所长，钱伟长任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在建所初期，力学研究所确定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化学流体力学、物理力学、运筹学五个研究方向，同时任命了各研究室的负责人：
弹性力学研究室，负责人郑哲敏；塑性力学研究室，负责人李敏华；
流体力学研究室，负责人林同骥；化学流体力学研究室，负责人林鸿荪；
物理力学研究室，负责人钱学森；运筹学研究室，负责人许国志。
钱学森刚回国时公家配给他的家具（叶永烈摄）
1956年3月2日，《人民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中国科学院今年要新设一批研究机构。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已经在北京成立。这个研究所正在进行同国家建设有重要关系的科学研究工作。”
1956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的介绍力学的文章——《一门古老而又年青的学科》，似乎在向世界宣告，钱学森归来之后，他的职务就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他的工作就是研究力学。
钱学森在担任力学研究所所长后，曾经主讲《工程控制论》。据他当时的学生戴汝为回忆，钱学森的讲学风格是这样的：
他给我们讲《工程控制论》的课，有一点大家非常吃惊，他讲的完全是地道的北京话，没有一句英文。大家都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他在美国呆了20年，在美国东部的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在西部的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又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最年轻的教授职称，回国的时候43岁。
我知道他在语言上是花了很大工夫的。他多次问别人某一个英文在汉语中究竟是什么意思。比如说“random”这个词，另外一个人就告诉他“random”在国内叫“随机”，他为这个单词问了好些人。最后他讲课的时候一个英文也没有，令大家都很感动。
当时我在北大、清华也听过不少有名的教授的课，听过他的课的人都发现这位新来的所长确实有独到之处。北大的青年教师和同学说从来没有听过讲得那么好的课，这位科学家真不简单。他讲课的时候，能够引人入胜，从具体的讲起，又概括，又提高。而且，他讲课就是拿着支粉笔，不带书，粉笔字写得也非常清晰、规范。
自从钱学森从美国归来之后，不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关注钱学森在中国的一举一动，美国媒体记者也关注着钱学森。他们知道，找到了钱学森的轨迹，等于找到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动向。
很遗憾，自从钱学森1955年回国之后，钱学森如同掉进了“黑洞”，除了偶尔有关“力学家钱学森”的报道之外，在中国媒体上找不到钱学森跟研制导弹相关的任何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