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建岛位于中国海南省三沙市西沙群岛的最南端，原来被渔民称为螺岛或半路峙，后来为了纪念国民政府派去宣誓主权的“中建”号军舰而改名“中建岛”。

中建岛虽然只是一座1.5平方公里的小岛，但因为距离越南本土很近，所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前夕，北越军队开始疯狂抢占原来属于中国的西沙、南沙岛礁，并且擅自将其命名为“黄沙群岛”、“长沙群岛”。

越南方面不仅在强占的我国岛礁上驻扎军队，而且还恬不知耻地派出所谓的“记者团”上岛采访，向国际社会“宣示”其对非法占领的中国岛屿的“主权”。

当时上岛采访过的越南《人民军队》记者回忆说，在上岛之前，人民军海军一位大校（越南称海军大佐）还专门叮嘱他们：

“要充分体现我国对长沙群岛实施主权管辖，着眼于拍照主权碑、祖国国旗、部队岛上生活等内容……”

1975年5月越南军队在我西沙岛礁活动

这位海军大校名叫黄友泰，一直是越南军队侵略我国南海岛礁的“急先锋”，他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经在中国的大连舰艇学院深造，当年还曾经担任过越南留学生队的队长。

1962年黄友泰毕业时曾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说很感激毛主席、很感激中国共产党、很感谢母校，把中国称为第二故乡，表示永远跟中国友好，希望后会有期。

真是天大的讽刺！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国海军紧急行动，运载少量部队到中建岛驻扎，可是指战员们看到中建岛就傻了眼：这跟印象中那种到处是椰子树和灌木丛的海岛也差太远了，简直就是一座戈壁！

也难怪，中建岛是由珊瑚和贝壳分化而成的，岛上寸草不生，连片树叶子都没有。

最早开始上岛的7人小分队条件极为艰苦，只能住在帐篷里，所有的饮食给养都要从其他地方调运，结果没过多久一场台风把帐篷也吹跑了，大家只好搬到岛西面一艘搁浅的商船上。

最早的中建岛是这样的

他们在商船里差不多住了两年半，一面警戒着越南军队随时可能发动的骚扰偷袭，一面抓紧在岛上建造楼房。

到了1978年9月岛上的主楼建成，守岛将士这才过上了居有定所的生活，这时中越边境关系已很紧张，包括高射机枪、高射炮等重型装备被运到岛上，备战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毕竟这里是靠近越南的前线，真要是陆上打起来了岛上还不知会发生什么！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数十万解放军从云南、广西边境攻入越南境内，短短半个月内就给予驻扎在北方边境的越南军队毁灭性的打击。

这次自卫反击战的攻势可谓迅雷不及掩耳，还没有等越南方面反应过来，我军已经开始陆续回撤，双方在陆上的大规模冲突告一段落。

到1979年3月16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回国境线以内，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越南在这场为期仅一个月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在国际上丢了大脸。

参加反击战的解放军部队

不甘心失败的越南军方既不敢从陆地上向中国境内进行反扑，又不愿意忍气吞声，因为这样无法向国内的强硬派交代。

他们考虑再三，决定在海上搞一些试探性的“小动作”，看看解放军的反应再做打算，就是在这样的阴谋盘算下，让南海的形势再度复杂起来。

自从南北越统一之后，北越方面从南越接收了20多艘美制舰船，使得越南一跃而为东南亚海军实力最强的国家。

尽管一些美制军舰缺乏保养和维修，实战性能不怎么样，但这样的装备也让越南方面自认为可以和中国海军掰掰手腕了。

1979年2月初，中建岛上来了一批新的“客人”，带队的是时任西沙群岛水警区司令部航保训练科科长（副团级）的陈伟文。

陈伟文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检查守岛部队的战备情况，以应对越南方面对中建岛可能的骚扰。

中建岛的高炮部队进行训练

但是陈伟文他们在岛上还没有呆几天，自卫反击战就打响了，中建岛的防御压力骤然增加，这里距离越南本土不到250公里，如果是航速较快的护卫舰只需要小半天就能开到。

根据西沙群岛水警区的命令，岛上成立临时指挥所，以级别最高的陈伟文为临时司令员，即中建岛最高军事首长。

陈伟文深知他在大连海军学院的那些越南同窗们的尿性，虽然对方海军大举进攻的可能性不大，可是偷鸡摸狗的事情却绝不会少的。

因此，中建岛守军枕戈待旦，囤积了毕业的武器弹药、食物和饮水，完全做好了随时应对小规模武装冲突的准备。

1979年4月10日，早上7点，中建岛守备部队的雷达屏幕上突然出现了3个光点，雷达兵立即报告：发现三个目标！对方的航速也不是很快，看样子并不是什么大型军舰。

不管怎样都不能掉以轻心，陈伟文指挥守岛部队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各重武器全部子弹、炮弹上膛，根据我方观察员判断，来者确定是越南船只，但并非大船，而是登陆艇之类的小船。

当年的陈伟文和9521号登陆艇

所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因为不清楚对方来了多少人，如果让越军船只靠岸登陆，双方短兵相接一定是下下之策，最好的就是在它们还没有靠岸前就打掉他。

当时中建岛上严格来说并没有我方的武装船只，有一艘施工的挖泥船，一艘登陆艇，一艘广州海运局派来运输补给的运输船，三船都没有自带武器，但可以架机枪。

那时候挖泥船正在作业，船上还装着不少泥沙，在中建岛主楼3楼指挥的陈伟文就接到了挖泥船船长的无线电通话：报告指挥员同志，我船请求参加战斗！

这是已经将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了！挖泥船虽然没有武装，但是吨位大，对方的小船撞不动，陈伟文当即下令，由守备队队长张有义和副队长牛泉水率17名战士驾驶着登陆艇迎击，挖泥船配合掩护。

我方两船紧急拔锚出击，越南方面一看我方船只一点也不像仓促行动的样子，知道岛上已有防备，顿时怂了，竟没有开枪开炮就掉头逃窜。

此时大致是上午8点20分，在高处掌握全局的陈伟文当即下令追击，把对方船只全部扣下来，必要的时候可以开枪射击！

70年代陈伟文在西湖岳王庙留影（背景是“尽忠报国”）

我方两船中，9521号登陆艇是60年代末期交付海军的069型登陆艇，满载排水量128吨，航速较快，可以达到12节左右，由其负责追击2艘越船，由挖泥船“南驳22”负责追击另一艘。

别看挖泥船上面装着沙子跑不快，可船上的战士却是暴脾气，开出锚地才几分钟，“南驳22”号船在拦截越203号船时直接打了几梭子。

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海面的宁静，越方船只害怕我方的机枪打到船上，把全船的人都送去海底喂鱼，当即减速停车。

“南驳”22船体高、船身大，我方战士带着枪和手榴弹直接跳到对方船上，将敌船控制起来，并勒令对方人员上缴武器。

由于不明敌情，“南驳”22上的我方战士上敌船时高度紧张，机枪对准了越船的驾驶室，越方不敢轻举妄动，局面很快被控制。

而另一面的追逐战就有些刺激了，越方2艘船只见我方的登陆艇追得紧，干脆分成两路逃窜，我方决定先追击地205号船，并仅用10分钟时间就逐渐追近。

70年代的军舰和水兵

因为我军对可能发生的战斗早就做了准备，因此先用越语喊话要求其停船，对方置若罔闻，继续开足马力逃跑。

此时在驾驶室的张有义也下令加速，以最大速度接近越船，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如果就稍不留神可能相撞。

对，撞的就是你们这帮兔崽子！在还差2米左右的距离上，我船的信号兵陆善克第一个背着枪跳帮上了越军205号船。

这可是两艘在高速行驶的船！如果不小心掉到海里绝对是九死一生，作为先头尖兵跳到敌船上，要是对方集火射击那就是十死无生。

然而越军估计是也没见到过这么不要命的人，第一反应竟然是：中国人是怎么过来的？

还没有等对方举枪射击，我方的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就紧接着跳了过来。

当年的解放军战士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次战斗结束后，陆善克因为英勇表现被西沙水警区授予二等功。

上午10点左右，还在逃窜的越军201号船上的人看到了令他们目瞪口呆的一幕：我9521号艇用钢缆拖着半死不活的越205号船居然又追了上来！

从解放军船上传来的枪声在越军听来十分客气：我们可以打沉你，但我现在给你们五分钟时间考虑。

其实201号船上的人已经明白自己的下场：要么掉海里喂鱼，要么当俘虏，他们果断选择了第二种结局。

这时是4月10日上午10点20分，越军的3艘船只全部被我军抓获，并俘虏敌军24人，缴获四零火箭筒6具，机枪5挺，冲锋枪12支，各种子弹数千发，报话机2部。

4.10当天缴获的越军武器

被俘的越军“委屈”地向我方表示，他们是越南第五军区后勤局第475营2连的后勤人员，是来中建岛附近海域“打鱼”的，抓鱼也是为了改善生活。

我方对越军的荒谬说法当即严词驳斥：有人见过不带渔网，用火箭筒、冲锋枪和机关枪打鱼的？

被关了大半年之后，我方于1980年2月14日在友谊关双方边界处将这些越军俘虏释放。

这次小规模的海上战斗让我守岛将士深感警惕：某些国家对我南海领土、领海的野心是永远不会善罢甘休的，除非真正得到惨痛的教训。

果不其然，在这次4.10中建岛冲突9年之后的1988年3月14日，在南沙赤瓜礁又爆发了中越“三·一四”海战，中方大获全胜，这次海战我方的最高指挥员还是陈伟文。

这是陈伟文和越南老同学黄友泰的唯一一次交手，结果就毫不客气地给对方剃了光头。

祖国领土领海神圣不可侵犯

“三·一四”海战后，越南方面对中国南沙的侵扰蚕食终于有所收敛，而我国在南沙也有了稳定可靠的立足之地。

距离1975年解放军战士第一次登上中建岛已经过去48年了，一代又一代的解放军戍边指战员，用自己的双手和鲜血、汗水将中建岛从荒芜的不毛之地建成了一座繁华绿树、铜墙铁壁的南海前哨基地。

后人有诗赞曰：

碧海孤岛悬，仗剑捍南天；试问名利客，几人能戍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