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根据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邓小平同志复出开展工作，并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一年邓小平73岁，他在这次会议上说：“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以邓小平复出为标志性事件，随着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许多在过去十年中受到排挤，“靠边站”的干部恢复了工作，有些还回到了领导岗位。

这时候的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面临着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尴尬问题：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干部队伍整体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只是50年代那些40岁左右，朝气蓬勃的干部现在都已经是60-70岁的老人，精力和体力均大不如前。

至于50年代刚刚提拔起来的一批30岁左右的干部，如今也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再过十年也要变成老年人。

73岁的邓小平虽然思路清晰，心雄万夫，但也不得不服从自然规律的安排，早在70年代中期他就患有多种慢性病和前列腺炎，饱受病痛的困扰。

在1977年建军50周年大会上

干部老龄化不仅是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同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更早地进入了“老人政治”阶段。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苏联选举了时年58岁的勃列日涅夫作为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虽然当年精力充沛，在全球战略角逐中咄咄逼人，但13年后他也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者，深入思考和分析判断的能力逐渐丧失。

由于勃列日涅夫长期执政并废除赫鲁晓夫时期限制干部连任的制度，苏联大批党政高级干部长期不换届，由于缺乏新鲜血液的注入，整个国家治理机构成了一潭死水。

比如说，被苏联党内视为勃列日涅夫继承人的二把手，人称“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其实比勃列日涅夫还要大4岁，时年已经75岁。

三把手葛罗米柯68岁，四把手安德罗波夫稍微年轻一些63岁，但他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就已经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律不齐、动脉粥样硬化等多种老年病，视事实在是力不从心。

邓小平早已注意到苏联的治理老化问题和日渐凸显的后遗症，并确信这种症状对国家有害无益，而回到中国这边，现有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续航能力”、创新精神和他想要实施的改革伟业之间同样存在巨大的差异。

勃列日涅夫与契尔年科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亲自拉开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大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邓小平却面临着不得不用老人来解决新问题、完成新任务的尴尬。

在这次会议上他告诫全党同志：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说句实在话，老干部的思想也不是不会转变，但他们在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方面和年轻人相比存在天然的劣势。

更重要的是：再过几年等老干部都七老八十的时候，难道还要让他们继续扛着大旗冲在前面？

因此必须加快提拔年轻干部，这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

与邓颖超同志在会上

而要提拔年轻干部，以现有的党和国家机关组织架构而言又没有位子可以安排，你总不能一个部门设两个部长，一个委员会设两个主任吧？

邓小平通过深思熟虑，早在70年代初期就形成了通过“顾问制”来解决新老交替，让老干部加快给年轻人挪位子的方法。

1975年他复出主持党、政、军工作时，曾经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过设顾问的想法，按照这个思路，顾问不再参加党委，不再负责具体事务，但是可以列席一些重要会议，对重大的决策有建议权。

为了防止一些资历比较老的干部“退而不休”的问题，他强调说：“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

只不过，当时这个想法他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再次“靠边站”了，到了1978年、1979年时，真正实现老干部退下去，新干部走上来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完成的重大事项。

话虽这么说，但真要把这个想法落实下去是要得罪人的。对于这个意见，大多数老干部是支持的，但也有不少人想不通，觉得自己精力也还可以顶，而且再次出来工作也没几年嘛！

1984年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里根

对于这些不同想法，邓小平一开始的选择是耐心做思想工作，大致是70年代末的时候，他就在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吹风说：

“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随后他言归正传，直截了当地说：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由于自1979年以来对老干部生活待遇做出限制，坚决杜绝特殊化，又提出老干部要退休的问题，对于部分老干部觉得自己“倒了霉”的想法，小平同志在讲话的尾声强调：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要自觉，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高瞻远瞩，举重若轻

邓小平讲话不爱长篇大论，整本《邓小平文选》超过3000字的文章屈指可数，他一般讲话都在一个小时以内，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每当邓小平正式提出一个想法，接下来就是付诸实施。

1980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把设立顾问委员会，让一批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退下去做指导工作的安排提上议事日程。

1982年2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标志着当时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成为历史。

5个月后，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题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的专题讲话，标志着顾问委员会制度正式开始实行。

他坦率地说：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

按照他的规划，顾问委员会制度确实就是一个过渡的办法，或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之后就可以取消了，毕竟老同志再过15年都到了80-90岁的年纪。

通过15年的时间，主要就是完成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为真正要实现的领导干部退休制创造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陈云和邓小平

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了陈云在内的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因为这一辈老革命家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让国家建设事业、党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继续兴旺发达，至于个人的荣辱得失都可以置之度外。

当年他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冒着枪林弹雨舍生忘死，也没有想过革命胜利了以后自己要坐个什么位置，要有多大的权力多高的地位。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即中顾委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

时年78岁的邓小平当选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并选出了172位中顾委委员，他们基本上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平均年龄为74岁。

中顾委的成立为全国范围内解决超龄干部任职问题提供了一次契机，“十二大”之后，共有数百万已超龄任职的干部退下来，有的进入了省级顾问委员会，有的干脆全退。

随后，新的中顾委明确了自身的核心工作原则，即“六要六不要”。

党的“十二大”

“六不要”包括“不要干扰新班子的工作”、“不要违反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不要经商做买卖”、“不要向组织上提过分的要求、“不要介入无原则的纠纷”、“原则上不要当全国性或全省性组织的名誉会长、董事长之类职务”等。

1986年9月，邓小平接受了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当华莱士问到“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时，邓小平说：

“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19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要在明年‘十三大’的时候就退下来。”

最终，1987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七大元老都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邓小平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这标志着在世界历史上也属少有的大规模干部新老交替已经接近完成，到了两年之后的1989年9月，邓小平致信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所担任的军委主席职务。

这封信很短，通篇只有几百个字，邓小平提出退休的目的，一是为了给江泽民同志带领的新一届领导班子铺路，二是为了让世界不能把中国政策的稳定寄希望于他一个人的健康或者生死之上。

伟大传承

如果全世界还认为中国的政策是由邓小平领导制定的，哪天到了他真正病重或者离世的时候，难免会有敌对势力对中国起非分之想，甚至还可能爆发社会动荡。

纵观封建时代的帝王传承，往往是君臣兄弟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刀光剑影、喋血禁门，推刃同气，同室操戈之事比比皆是，弄不好还会搞得天下大乱。

深悉中国历史兴衰治乱的邓小平明白：在自己健康的时候把职务彻底交卸，完成权力的平稳移交，这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

在向党中央提出完全退休不久之后，邓小平在与著名科学家李政道教授谈话时把这一想法解释得非常清楚：

“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

11月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晚年的小平同志

这天晚上邓小平如往常一样坐在电视机前，平静地看完了整期节目，神情如释重负。

11月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正式会见了最后一批外宾，他借助这次会见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尽管完全离开了领导岗位，邓小平依然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尽心竭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两年。

从1977年复出开展工作到1989年11月完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邓小平用12年时间完成了影响中国几十年、上百年国运的伟大事业。

对内恢复高考，倡导“科教兴国”，实行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提出“一国两制”，使得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综合国力蒸蒸日上。

对外完成中美建交，强化南南合作，改善中苏、中印关系，平定南疆，收回港、澳，促成中韩建交。

一代伟人

坦率地说，这些成绩就算只完成其中的一项两项，都足以被世人所称道，被誉为成功的政治家，而邓小平却选择在功业已达顶峰的时候毅然全退，不可不谓大智慧。

中国传统智慧的杰作《道德经》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小平同志伟大！虽然已经逝世二十余年，但他的崇高人格和传奇故事将长存于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