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公馆，这个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代名词”，白公馆坐落在重庆歌乐山，这里曾经是四川军阀白驹的公馆，在1939年的时候，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改造为了军统的看管所，这里也成为了国民党军统残害中国共产党人的邪恶之地。
1949年，第二野战军解放了重庆，第一时间就来到了白公馆找寻幸存的共产党人，只可惜的是，被关押在这里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都遭到了迫害，只剩下十几个人幸免于难。
新中国建立之后，白公馆被改造成了开放的纪念馆，在1981年的一天，白公馆迎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游客”，这一名游客看到了白公馆的墙上陈列的一张照片的时候，忽然大声嚎啕而哭，她是一位老妇人，白发苍苍，她看着烈士许晓轩的照片以及陈列在一旁的手稿，嘴上大声地说着：
“晓轩，我来看你啦，我终于敢来看你了”。
随着工作人员的了解，他们这才知道，眼前的这位老妇人，乃是许晓轩的遗孀，她的名字叫做姜绮华，而她的嚎啕大哭，也似乎撕开了在白公馆上空的一段历史阴霾，众人的目光随着声音的牵引，回到了许晓轩的人生故事中。
1916年，许晓轩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一开始为他取名“永安”，希望他一生平安。
在许晓轩15岁的时候，因为家庭的经济压力，他不得不辍学，然后踏入社会，在钱庄充当一名学徒。
钱庄的日子枯燥且压抑，流水般的金银票据在掌柜和商人之间流转，而像他这样的学徒，却连最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
在这座被铜臭浸染的屋子里，他逐渐看清了社会的本质，富人们操纵金钱，剥削工人，而普通百姓却在贫困与剥削中挣扎。
他在给三妹许永清的信中写道：
“中国的厂主是怎样一方面走到买办的路上去，一方面帮助敌人来压迫自己人。中国的工人是怎样的在双层——国内和国外的压迫下生活着。”
这封信字字沉重，句句发问，足见他当时内心的愤懑与觉醒。
这种清醒的认知，必然伴随着觉醒。
而觉醒的契机，就是民族危机时刻的到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许晓轩也被这股洪流裹挟，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思考如何拯救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
好几年的工作生活中，许晓轩不断研究拯救国家的办法，在1938年的时候，许晓轩于重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这个普通的钱庄学徒，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战士。
而在1934年的时候，许晓轩与妻子姜绮华结为夫妻，他们是父母安排的婚姻，可是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养育了孩子，有着所期盼的美好生活，虽然重庆的岁月并不平静，日军的轰炸让整座城市硝烟弥漫，但是他们还是用力地活着。
1937年，在重庆，许晓轩受到身边共产党员的影响，加入了我党领导的互助会，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之中。
他奔走在工厂与街头，向民众宣讲抗日的重要性，号召更多人投入到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斗争里。
因为表现突出，许晓轩被互助会负责人杨修范推荐，终于在1938年5月，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的人生方向更加清晰，革命理想也更加坚定。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许晓轩却迎着炮火，奔波于抗日宣传和地下工作，这种有了奋斗目标的生活，让他的人生以及思想更加充实。
入党之后，许晓轩的工作变得更加多样化。
因为他属于是地下工作者，所以他的身份要经常出现变化，许晓轩时而在复兴铁工厂工作，时而在国民党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任职，有时又前往沙坪，经营一间青年书店。
这种多元的身份，让他获得很多重要的情报，许晓轩也在短时间内成为了我党在重庆地区重要的地下工作者之一。
1938年8月，他被派往《青年杂志》社担任编委。当时的社里经费紧张，杂志的出版举步维艰。为了让刊物顺利发行，许晓轩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积蓄填补亏空，而他和家人则过着清贫的生活。
这种精神，也深深打动了身边许许多多的同志。
1940年春天，许晓轩被任命为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因为抗日战场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又开始掀起了反共高潮，共产党人的处境又变得艰难起来。
只不过，局势再怎么险恶，许晓轩依然奔走在工人群体中，领导他们与国民党的顽固势力展开斗争。
在他的努力下，新市区的革命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
可是，任何的工作都不是没有风险的，更何况这种在钢丝上行走的工作。
在1940年4月的一个周五，许晓轩按照计划前往大溪沟21兵工厂，准备组织工人开展地下斗争。
也是这一次的行动，许晓轩并不知道，兵工厂中出现了叛徒，这就导致他刚一现身，便被敌人当场抓获。
当许晓轩的同事们发现他彻夜未归，便立刻向组织汇报。为了避免他的家人惊慌，同志们决定暂时隐瞒消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失踪最终还是传到了家人的耳中。
为了寻找许晓轩，组织四处奔走，甚至请来了社会名流黄炎培出面打探消息。
黄炎培亲自找到特务头子徐恩曾，要求释放许晓轩。面对黄炎培的质问，徐恩曾却以“他始终不肯承认错误”为由，拒绝放人。
得知丈夫被关押的消息后，妻子姜绮华悲痛欲绝，因伤心过度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卧床疗养。而他的哥哥许瘦峰则千方百计想要见他一面，最终通过关系与他取得了联系。
许晓轩托人传话：
“要见面可以，但不能到监狱来，只有在空袭时才能见。”
空袭时才能见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时间点呢？
其实根本原因就是，日军当时为了击溃国民政府，经常会派出飞机空袭重庆，而当重庆的天空警报响起，国民党特务便会将监狱中的政治犯押往防空洞，这是为了避免犯人趁乱逃脱，但这种押送也制造了一个短暂的机会，正是这种短暂的混乱，成为了兄弟二人唯一能见面的机会。
某日，警报声划破长空，日军战机低空掠过，炸弹倾泻而下。监狱的铁门缓缓打开，一队戴着手铐的政治犯被押解出门。
在人群中，一个瘦弱但是目光却坚毅的身影四处张望，这个人正是许晓轩。
当他看到站在小土坡上的许瘦峰，眼睛顿时一亮，随即眼眶湿润。
然而，特务看守严密，他无法靠近，只能远远地向哥哥重重地点了点头。
无声的相逢，让兄弟两人之间的情愫变得更加浓厚，虽然确定了弟弟安全，但却不知道他的未来会怎么样，许瘦峰把消息带回给家人，他们都为许晓轩的处境感到痛苦。
另一方面，许晓轩身陷囹圄，但他还是坚持与外界取得联系。
他与家人约定：若想给他传递信息，每月1日或15日在《和平日报》上刊登一则寻人启事：
“庆辰吾弟，自汝离家，已经数载，老母思儿，妻盼夫，望速来信××处转。兄泰贞白。”
每当许晓轩在狱中看到报纸上的这则启事，便会设法取信，并通过秘密渠道回信。哪怕每天都遭受酷刑折磨，他的信中依然只字未提苦难，反而写道：“我身体很好，生活也不差。”他深知，家人已然忧虑重重，他不能再增添他们的负担。
当时间来到1946年，息烽集中营撤销，许晓轩被转押至重庆白公馆。
在白公馆中，国民党特务对我党的同志进行非常严酷的镇压，有一次，有一名同志被敌人严刑拷打，逼迫他交代消息来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许晓轩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责任，说：
“纸条是我写的，是在放风时从管理室抄录的。”
敌人半信半疑，但又害怕自己的失职暴露，不敢深究。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给许晓轩戴上了沉重的镣铐，并将他关进了终日不见阳光的地牢。
监狱中的生活极端恶劣，敌人用饥饿、酷刑、孤立的手段来折磨他。但无论遭受何种虐待，他始终坚守信仰，鼓励难友：
“越是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叫敌人知道，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
当时间来到1949年的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在白公馆中的他们也同样知道了这个消息，许晓轩等共产党员欢呼不断，同样的，许晓轩深知，接下来一定会遭到国民党疯狂的报复，所以他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他和难友们秘密讨论，希望将党的经验总结出来，留给未来的革命者。
最终，他们凝结智慧，提出了“狱中八条”，强调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斗争锻炼。
这不仅是狱中斗士们留给党的最后嘱托，更是他们用生命总结出的革命经验。
只可惜的是，在1949年的11月27日，国民党在重庆的军统恼羞成怒，将白公馆中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全部谋害，许晓轩也在其中，而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是三天后的事情，不得不说，这么一位优秀的同志就义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许晓轩就义之后，姜绮华一直都不敢前往白公馆，直到1981年，她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才前往丈夫被关押长达数年的地方，当她看到许晓轩陈列在墙上照片的时候，不禁嚎啕大哭起来。
这位令人钦佩的无产阶级战士，用他的方式方法，带着他的信仰走到了最后，或许在许晓轩的心中，看到新中国的建立，看到无产阶级的胜利，他早就已经无怨无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