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灵王九年（前563年）九月，在驱逐了骚扰西部边境的秦军之后，晋悼公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好好地教训一下反复无常、见利忘义、欺软怕硬的墙头草郑国了。
当年九月二十五，晋悼公召集诸侯盟友们组成联军再次南下，对背弃了盟约、投靠随楚国的郑国展开新一轮的讨伐；联军出兵后的进展十分顺利，很快就占据了郑国的牛首（河南通许），并重新驻兵于虎牢；此外，郑国的梧、制二邑也被晋国联军占领。
在中军将智罃的推荐下，晋悼公命下军佐士鲂率军驻守梧邑，新军佐魏绛则率军驻守制邑，以稳固后方形势；而晋军其他将佐分驻于牛首、虎牢，摆出了围攻郑都新郑的态势；晋悼公此举，是想要引诱郑国的盟友楚国出兵北上救援，从而达到牵制楚军，消耗楚国国力、军力的目的。
这就是智罃在出任晋国新一任中军将兼执政大夫前后，向晋悼公力主推行的“疲楚、耗楚”战略计划的正式实施起点，也就是后世史书中隆重记载、赫赫有名的‘三驾之役’。
而就在晋悼公率晋军大举南下、准备按照智罃的计划，实施“伐郑、疲楚”战略行动的时候，整个作战计划中最关键的战场所在——郑国，却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内讧动乱，朝堂高层几乎被清扫一空；郑国也再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周灵王八年（564年）底，当晋悼公率诸侯联军包围新郑时，郑国时任执政当国子驷（公子騑）在指挥、调派郑国贵族卿士大夫们参与抵抗联军作战的过程中，故意借机打击压制一直以来的政敌、郑国大夫尉止，想让尉止在作战中失利，从而以‘败阵’的理由来惩处他，以发泄心中的私怨。
但尉止在作战时勇猛顽强，不但消除了子驷所带来的负面掣肘，还主动出击获胜，俘获了不少联军士卒，立下了很大的战功；因此，借刀杀人计谋没得逞的子驷恼羞成怒，在战后论功时凭借执政的身份颠倒黑白，不但不承认尉止的功劳、取消了他前往郑国宗庙向先君们汇报胜利、举行“献俘”仪式的资格，也不将尉止的功劳奏报给国君郑简公知道；不但如此，子驷还要和尉止争夺战利品，又唆使自己的家族成员去抢夺尉止在战斗中俘获的俘虏。
子驷明显的公报私仇做法，让有功无赏的尉止恨得直咬牙，立誓从此后和子驷势不两立；于是，尉止开始暗地里筹划，准备联合其他对子驷不满的郑国贵族大夫，抓住时机发动政变，将“祸害”国家的蠹虫给除去，以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
当初，子驷还没有担任执政当国，仅仅任为政（执政次卿）的时候，曾经负责整治、修筑郑国的水利灌溉设施，并顺便重新丈量、调整各卿士大夫家族的田地边界。而在此期间，子驷假公济私，强行把郑国大夫司臣、堵女父、侯晋、子师仆这四家贵族的部分家族田产以“调整沟、洫”的名义予以没收，然后偷偷转为了自己的驷氏家族所领有；因此，郑国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这几个大夫家族，也都和尉止一样，和子驷结下了不可化解的仇恨。
后来，子驷出任执政当国后，在随同楚军伐宋之时，听从楚国令尹子囊之命，用大夫皇耳为主将，在国内再次召集第二支军队前去攻打驻守襄牛的卫国军队。而为了筹集出兵的军械物资，子驷对郑国的大夫们进行了强行的摊派，甚至无偿征集私兵军资，其中尉氏、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这几家贵族因为和子驷往日有私怨，所以被摊派和征集的物资和人员更远超其他贵族大夫家。
原本，子驷打着‘借调’的名义，征集了诸大夫家的物资和人员，同时答应他们，等打败了卫军、获得了战利品后，就按照各家出人出力的大小，按时归还所借物资，并按出力大小再分配得到的战利品。
但皇耳此次出征的结果，却是大败于卫国大夫孙林父所率的驻守襄牛的卫军，就连皇耳本人都被卫军生擒，子驷之前的冒险豪赌计划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强行征集的郑国大夫们的财产和物资基本上打了水漂；而所谓的‘归还物资、分配战利品’承诺，也就全部落空泡汤了。
因此，遭受巨大物资人员损失的郑国贵族大夫们，对执政的以子驷为首的卿士，以及他的同党们的愤恨怨望之情到了极点，子驷在郑国国内的名声也一落千丈，其执政的权威和地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子驷强行出兵与卫军作战，导致襄牛大败之后，他在郑国国内的地位和权势遭到了大大的削弱；虽然同时出兵的郑国司空子耳协同楚军连续作战、最后还是带回了一些战利品，但这些物资财帛远远不够郑国全体贵族来分，子驷身为郑国七穆成员现在的首领，首先得保证七穆成员们的利益不受损失，以此来维护自己在国内已经出现松动迹象的执政位置，然后才能顾得上其他的普通贵族大夫家族。
而在这一次的‘杯水车薪’利益分配之中，最后损失最大、受益最小的，不用说还是和那些子驷关系恶劣、恩怨深深的郑国贵族，也就是以尉止为首的五家大夫；他们对子驷的反感和厌恶，因为这一次的利益分配而达到了顶点，对子驷行事不公、只顾自己的无耻行为更加地痛恨。于是，他们便在暗地里相互联络，并推举尉止为首，准备在新郑发动政变，除掉子驷等‘丧权祸国’的罪臣，拥立其他贤德、仁厚的卿士入朝堂执政。
就在尉止等人准备发动政变之时，此时，晋悼公为了实施‘三驾疲楚之役’，再一次率晋军为首的联军南下伐郑，并恢复在虎牢的驻兵，还占据了梧、制两城，对新郑形成了新的围攻之势，郑国外患再起（就没有停止过）。以子驷为首的郑国六卿手忙脚乱，又在聚集商议如何应对晋军来攻的事宜，郑国国都新郑的气氛一时十分紧张，人心浮动。
因晋军来攻而导致局势不稳的现状，都被以尉止为首的这些被子驷欺压、抑制的郑国大夫们看在眼里，这绝佳的时机他们怎么会轻易放过。
因此，周灵王九年（前563年）十月十四这天，正当执政子驷、子国、子耳等卿士在新郑的西宫朝堂上举行朝议，商讨如何应对晋军来攻的不利局面时，早就做好了政变准备的尉止、司臣、堵女父、侯晋、子师仆这五位郑国大夫突然发难，率领各自家族的私兵攻入了防卫空虚的西宫，将没有一点防备的子驷、子国（公子发）、子耳（公孙辄）三位卿士给当场杀死在西宫的朝堂上。
随即，尉止等人又劫持了同时出席朝议的国君郑简公（国君出席朝议只不过给子驷等人当人肉背景罢了，郑简公这个时候还不到八岁，没有独立执政的能力），然后率私兵退守到北宫；尉止等人此举，是想要以国君的名义重新改组执政六卿人选，并宣布被杀的子驷等人为‘乱臣’，进而掌握郑国朝堂的控制权。
但尉止等人的政变还是没能获得全功——原本也在他们诛杀范围内、应该参与此次朝议的司徒子孔（公子嘉），偏偏在这一天不知何故临时向执政子驷告假，并未参与在西宫中的议事，所以得以躲过一劫；而六卿中的令正子蟜（公孙虿）、少正子展（公孙舍之），当时也在外有事，同样得保性命。
得知国都内又发生了政变、且执掌国政的几位卿士死于非命后，新郑城中顿时一片大乱，贵族大夫及国人们面对这种危急局面大多不知所措，对聚众作乱、劫持国君的尉止等人拿不出应对的方案；甚至还有人都想要主动进入北宫投靠尉止，以在险恶的乱局中求得最大化的利益。
而子驷被杀之后，他的儿子子西（公孙夏）很快就得知了消息；惊怒之下，子西都没来得及给私宅加强防卫戒备，就匆匆忙忙地率领少数驷氏的私兵赶到了西宫，想要讨伐作乱劫君的尉止、司臣等人。
但此时尉止等人已经成功地将郑简公劫持到北宫，子西扑了个空，只得将仍留在西宫中的父亲子驷的遗体给收殓了，然后送回家中安置，并准备在家中召集私兵甲士，再次攻击北宫、平定叛乱。
可子西之前出兵时并没有做好私宅的警备和守卫，导致私宅关防空虚、府库无备；当他带着父亲子驷的遗体赶回家中，预备动员自家的私兵车马平乱时，这才发现部分家臣和宅内的侍从奴婢们都趁乱逃走避祸去了，就连藏库中的军械、器物、财帛也被逃走的人卷去了许多；因此，子西几乎无法组织起够分量的私兵甲士，去讨伐据守在北宫内的尉止等叛臣。
与子西出兵西宫的几乎同时，同样在政变中丧命的司马子国的儿子子产（公孙侨）也在第一时间内就得到了消息；而和慌慌张张、举措失当的子西相比，子产的行动就要从容镇定许多；他得知尉止作乱、父亲已经被害的凶讯后，立即命国氏（子国、子产家族）的家臣们将私宅的大门紧闭，不许任何人员出入；然后，子产又控制了家中的藏库和所有的要害位置，并安排了专人去守备，如果没有自己的命令，宅内一律不许放行和取走物资。
在将私宅的守卫戒备工作布置好之后，子产立即召集了家中的私兵，命他们排好阵势，按人数领取相应的武器、甲胄，做好了战斗前的准备。等一切都布置好之后，子产亲自检视了家中的装备和车马，然后亲领国氏私人所拥有的十七辆兵车及配属的甲士，向西宫进发。
到了西宫后，子产先收敛了在西宫中的父亲子国的遗体，送回私宅妥善安置，然后率私兵们直接攻打盘踞在北宫内的尉止等叛臣。
就在这个时候，在外办事的令正子蟜也得到了西宫政变的消息；虽然子蟜平日和子驷等人不合，但总归同属于七穆集团，大家的利益诉求也大体一致，要是子驷（集团）被清算打倒了，那么自己以后也没好下场。
因此，子蟜也马上动员了自己家的私兵，以及新郑城内那些没有参与叛乱、且不支持尉止等人的普通国人，率领他们紧急赶到西宫和子产会合，预备进攻北宫，消灭叛臣。
子蟜和子产合兵并向北宫发起进攻之后，一度慌乱失措的子西也总算定下神来，随即赶到了西宫和他们会合；三人齐心协力，一面指挥私兵向北宫进攻，一面派出使者去游说其他七穆成员，请求他们出兵，联合起来讨灭叛臣，以维护七穆共同的利益和地位。
这时候，在政变中遇害的子耳的儿子良霄（伯有），七穆之一子印的儿子子张（公孙黑肱）首先响应出兵，率私兵会合子蟜、子产、子西的军队，一起向被叛臣占据的北宫进攻；经过一番激战之后，七穆家族的私兵终于攻入了北宫，在将年仅八岁的郑简公安全救出后，七穆私兵在随后的混战中将政变首领尉止和子师仆给击杀，叛军也被逐出了北宫。
除了当场被杀的尉止和子师仆外，其余参与政变的叛臣，侯晋逃亡到晋国，堵女父、司臣逃亡到齐国；尉氏成员尉翩、司氏成员司齐也逃到齐国；而其他没有来得及逃出郑国的尉氏、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家族的成员，无论男女老幼都被七穆私兵所擒获，然后以“参与叛乱、劫持国君”的罪名给全部诛杀；而五家的田产、财帛、领民等财富，也都被七穆集团以年幼的郑简公的名义，瓜分殆尽。
叛乱平定之后，郑国的朝堂又恢复了平静，但也需要进行重新的调整，以再分配权力；而此时，随着子驷、子国的遇害，郑国第一代七穆成员中，已经无人在世了；即使是七穆之外的郑穆公诸子中，也只有子孔、子羽两人得存。
所以，在郑国诸卿士大夫们进行了激烈地商议讨论（利益博弈）后，原本在朝堂上排名第三的司徒子孔成功地晋升为郑国新任的、排名第一的执政正卿——当国；继子驷之后，实际执掌了郑国国政。
西宫之乱的爆发，导致郑国朝堂一下子失去了三位卿士（排名第一的当国子驷、第二的司马子国、第四的司空子耳），因此有三个卿位出缺；而在平定叛乱之时，七穆集团中的部分第二代、第三代成员都出了大力，平乱后的论功行赏中，让他们继承家族的卿位、保持家族的利益，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子孔在取得郑国第一执政的位置后，就立即对朝堂进行了改组，重新确立六卿的人选。
而新一届的郑国六卿成员，其排名如下：执政正卿当国子孔（公子嘉、郑穆公之子）；次卿司马子蟜（公孙虿、公子偃之子；不设为政时，司马即次卿）；司徒子展（公孙舍之、公子喜之子）；司空子西（公孙夏、公子騑即子驷之子）；令正子张（公孙黑肱、公子舒之子）；少正良霄（即伯有、子耳之子、郑穆公曾孙、七穆集团第三代成员）。
当初因为尉止发动政变、而死于非命的三位卿士中，子驷、子耳的儿子都成功地继承了各自父亲的卿位，保持家族的权力地位继续不堕；但在平乱中临危不惧、沉着应对，首先发兵并最终扭转了局势，攻灭乱党的子国之子子产（公孙侨），却出乎意料地没能继承父亲所留下的卿位，而仅仅只获得了普通大夫的位置（这是子孔故意地压制他的功劳，而将子国空出来的卿位转授给了在平乱战斗中几乎全程打酱油的子张）。
面对着这种不公平的结果，年轻的子产并没有去和身为长辈的子孔强行争辩，而是安然处之，平静地接受了子孔的人事安排，并在之后谨慎地保有家业、低调地参与朝政，不与其他七穆成员争夺权位、利益；在开局不利的条件下，子产逐渐稳固并壮大了郑国国氏（子产的家族后来别立于郑国公族之外，改氏为国氏），并在将来的日子里，使自己在郑国朝堂上的位置不断地得到提升。
周灵王十八年（前544年），心胸狭窄、擅权乱政的郑国执政子孔终于被长大成人后的被郑简公诛杀，而子产也得以第一次进入朝堂，担任执政卿士。
又二十年后，周景王二年（前543年），子产终于成为了新的郑国执政次卿——为政（当时的正卿当国子皮将郑国的施政权力全部交由子产掌握），并在这个位置上为郑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让其他诸侯对郑国另眼相看、不再轻易发动伐郑战争；这些都是后话了。
下一篇文章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