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因地方官府以及当地大地主的残酷压迫及盘剥，再加上肆虐数年的大旱，导致西南湘、黔、川交界地一带的汉、苗普通百姓生活困苦，无法生存。
而以贵州松桃厅大塘汛大寨寅（今贵州松桃县长兴堡镇大寨寅村）苗族首领石柳邓、湖南凤凰厅（今湖南凤凰）鸭宝寨苗百户吴陇登、湖南永绥厅(今湖南花垣)黄瓜寨寨主石三保、湖南乾州厅平陇（今湖南吉首社塘坡乡平陇村）人吴八月、苗族首领吴半生、吴廷举、女首领石乜妹等人为主要首领的‘乾嘉苗民起义’，正是在这种‘官逼民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轰轰烈烈的爆发、并迅速蔓延至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地带。【伯虎42首发】
起义爆发之后，义军起初的进军行动所向披靡、势不可挡，贵州松桃厅、湖南永绥厅、凤凰厅、乾州厅等地的广大区域都被义军所占据；清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一时间危机四起、根基动摇。
乾隆六十年（1795年）二月，即将内禅退位的乾隆帝下旨命相关地方文武官员‘痛加剿洗’，再紧急调动湘黔川三省的驻防清军出兵镇压起义，以云贵总督福康安为主帅、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为副帅，一等侍卫都统额勒登保、湖南提督刘君辅协助领军，兵分四路向湘黔边的义军根据地大举围剿。
乾隆六十年（1795年）四月，福康安率军击败了石柳邓义军，进入松桃城。为保存义军实力，石柳邓率部从松桃突围后辗转来到湖南境内，与石三保部义军会合。
乾隆六十年（1795年）四月，石柳邓、吴半生、吴廷举、吴陇登、石乜妹等义军首领在天星山举行大会，商议下一步行动；在义军中威望最高的石柳邓谢绝了其他人拥戴他为王的提议，并联合诸人一致推举吴八月为义军最高首领，称‘吴王’(对外宣传吴八月是吴三桂转世，带领大家继续反清大业)。【伯虎42首发】
吴八月称王后，以石柳邓为‘开国将军’、石三保为‘护国将军’、吴半生为‘翻天将军’、石乜妹为‘超男将军’；而起义首领之一的吴陇登则没有被封‘将军’，只担任义军的对外联络官。
此后，义军又多次打退了清军的围攻，还全歼了湖广总督福宁所率的六千余军队，福宁仅以身免，狼狈鼠窜才得以免死。而福宁战败后，乾隆帝在大怒之下命福康安与和琳、额勒登保火速进军湘西，直驱凤凰厅；但福康安大军也被吴半生所部义军阻击在凤凰厅大鸟巢河一带，长达半年都不能前进一步。
由于吴八月、石三保、石柳邓的义军主力所坚守的、以坪垄为中心的抗清根据地山高水急，地形条件对攻击方的清军十分不利、而守方的义军却很便于坚守；因此，清军在进攻中处处挨打、多次惨败而归。
军事进攻迟迟打不开局面，无奈之下朝廷只得采用原宁洱知县、现以‘直隶州同知’衔身份赴湖南军中‘主理饷运事’的傅鼐意见，以招抚流亡、建丁壮班、要害之地修筑碉堡等办法来实现‘困死义军’的计划。
而傅鼐在正式接任凤凰厅同知后，吸取了之前清军失败的教训，积极实施‘以苗治苗’的策略，采用‘高官厚禄’来引诱、拉拢起义军中的‘意志不坚、心怀投机者’，最终实现分化义军、各个击破的险恶目的。
在军事进攻和利益收买的双重举措下，起义军中少数居心不良的投机分子，很快就被清军的利诱给拉拢收买过去——以当地苗百户身份参与起义的凤凰厅鸭保寨寨主吴陇登，原先就是当地颇有势力的小地主、小土官，参与起义也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和权势，在斗争意志上无法与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等人相比。
再加上‘天星山分封’中，其他首领都有‘将军’头衔，而吴陇登却没能获封‘将军’，仅仅只负责对外联络，参加起义从而获取更大的权力和利益的目的落空；因此，从那时起吴陇登就对吴八月、石柳邓等人心怀不满，想要寻机在义军中重新获取权力地位，或者干脆退伙改投明主（就是投降清军）。【伯虎42首发】
就在吴陇登心怀鬼胎、生出异心的时候，傅鼐‘以苗制苗’、‘厚禄翎顶以招降者’的利诱计划开始实施，这巨大的利益（收买）条件，恰好就满足了以吴陇登为首的部分义军中的意志不坚、私欲难填的野心。
于是，在朝廷抛出的‘官爵、权力’利益诱导之下，吴陇登很快就与清军在私下建立了联系，达成了‘反正’的约定，预备叛变起义、协助清军攻打石柳邓、吴八月义军主力。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在吴陇登派出的奸细向导秘密引导下，坚守凤凰厅的义军首领之一吴半生被清军所俘获，而被吴半生阻击达半年之久的大福康安军，终于可以长驱直入，参与合围乾州的军事行动了（此时，吴陇登依旧潜伏在义军中，没有暴露叛徒的身份）。
福康安自凤凰厅出兵后，先后攻克了义军重要据点黄瓜寨等五十六座民寨，并焚烧了其中的四十座。随后，福康安率军克雷公山、进大乌草河、激战板登塞、再战雷公滩，屡败义军，逼降参与起义的七十余座苗寨；这使得吴八月所部义军的活动范围被大大压制缩小、并处在极度危险的境地之中。
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一月初一，在躲避福康安所率清军的围攻中，为了减小暴露目标，吴八月与其他义军首领约定分开行动，然后率领不多的义军来到了吴陇登势力范围内的凤凰厅卧盘寨，准备在此暂避一段时间。
但吴八月根本想不到——吴陇登其实已经暗中投靠了清军、且早就出卖了吴半生，还以为他是坚定的义军首领；所以，吴八月在卧盘寨内避居期间是一点防备都没有，而见吴八月目前势单力薄、守卫不足，吴陇登觉得这是不可多得的‘天赐良机’，升官加爵就在眼前！
于是，吴陇登在安顿好吴八月一行人后，借着‘安排守卫、供应粮草’的名义迅速出寨，向在附近搜索合围的清军火速报信，无耻地出卖了吴八月的行踪。
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一月初三，因叛徒吴陇登的出卖，吴八月在卧盘寨被福康安属下的清军包围后俘获；同年十二月，福康安率军攻克了被义军占据的乾州（吉首），石柳邓、石三保则奉吴八月第三子吴庭礼（一说是长子）为第二任‘吴王’，由乾州退保平陇大本营，继续与清军对抗。
嘉庆元年(1796)三月二十五（此时乾隆帝已经内禅为太上皇帝、新君嘉庆帝已即位），被俘后在清军大营中受尽了酷刑的吴八月于凤凰厅城内英勇就义，时年六十七岁，起义军的蓬勃发展势头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伯虎42首发】
而以同伴兼老友的性命为自己获取了‘五品顶戴、单眼花翎、凤凰守备’官禄的可耻叛徒吴陇登，虽然一时间内高官得做、金帛得赏、得意洋洋，但他的这种无耻卑劣的叛变行为终将被记录在史书中，刻在耻辱柱上，受到后世人民的无尽唾骂和鄙视。
因为福康安在湘西军中建立了如此显赫的战功（击败起义军主力并俘获了首领吴八月），即将内禅退位的乾隆帝决心最后一次以皇帝的身份，给这个心腹亲近股肱之臣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赏功荣耀——
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一月底，乾隆帝先将福康安由云贵总督改任为闽浙总督，然后进封其为‘固山贝子’，并将之前福康安公爵嘉号‘忠锐嘉勇’四字加于新爵之上，称为‘忠锐嘉勇贝子’。
另外，福康安之子德麟也被乾隆帝授予了副都统的头衔，并在御前侍卫上学习行走。而福康安之父、已逝的一等忠勇公傅恒，也因儿子‘平定苗疆之功’，于稍后的嘉庆元年（1796年）被嘉庆帝（其实是太上皇帝乾隆帝的意思）赠封了‘贝子’显爵。
按清朝的爵位制度——除了皇家宗室成员外，只有内藩四十九旗蒙古（内蒙古）、外藩四部蒙古（外蒙古）、新归蒙古（新疆卫拉特蒙古）、回部（新疆维吾尔）、蕃部（藏地）的高级贵族可以使用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宗室显爵（但内外藩及新归蒙古、回部、蕃部高级贵族的爵位就是个象征性意义，和宗室成员的爵位远远不能比）。
而其他的异姓臣子中（清初汉人四藩除外）无论八旗满洲、汉军、蒙古旗籍，以及普通民籍汉族官僚，最高等级的爵位只能是公爵（民公），至多在嘉号上升为四字，仅此而已。
在福康安被乾隆帝封为‘固山贝子’之前，清代的异姓臣子中，只有外藩蒙古超勇亲王、额驸策凌的儿子苏巴西里（策凌与康熙帝纯悫公主之子），在雍正元年（1723年）被雍正帝封为‘辅国公’（但不入八分）。
可苏巴西里一来是康熙帝公主与外藩蒙古亲王之子，有资格被封‘宗室爵位’，二来苏巴西里的辅国公爵位只传了两代，还不是传给自己的亲生后裔（传给了族侄孙），就在乾隆五十二年被改封为‘公衔一等台吉’，这个特例也就没有了。
所以说，福康安因（初步）平定苗疆起义而被乾隆帝晋封为‘固山贝子’，就是清朝唯一一位在宗室和外藩之外（清初汉人四藩也除外），于生前就获得了如此显爵的异姓臣子，这不但是空前的、更是绝后的的荣傲。【伯虎42首发】
在福康安之后的清代异姓臣子中，再也没有人能因功而被清朝中枢封赐如此显赫的荣耀爵位（曾国藩、左宗棠都有资格获得，但没有必要去戴这个帽子，这对他们其实也是好事）。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为了报答乾隆帝（太上皇帝）的厚赐特遇圣恩，福康安不顾身体劳累不适，再度进军攻克了吉吉寨、大陇峒寨等义军尚占据的村寨，并于高吉陀、两岔溪、擒头坡等地连续击败由石柳邓、石三保率领的义军，焚烧了牧牛坪村寨七十座，克官道溪、攻大麻营石城、夺取山巅石卡及义军驻守的山梁七处，兵锋赫赫，迫使义军退守最后的据点平陇贵鱼坡。
在此期间，第二代‘吴王’吴庭礼不幸病死军中，石柳邓、石三保再立吴八月第四子吴庭义为第三任‘吴王’，在平陇地区坚持抗清斗争。
福康安虽然在湘西镇压义军的过程中连战连胜，但因为常年的军旅出征生涯消耗了太多的元气，此时的身体已经是‘损耗透支’过度、即将崩溃；同时，湘西苗疆道路崎岖、淫雨连绵、瘴雾四起，导致长途跋涉而来的福康安在紧张的战事中先是疲劳过度，然后水土不服，随即便罹患了瘴病（与其父傅恒当年在缅甸的遭遇一样）。
即使在瘴疫缠身、呕泄不止的重病状态下，福康安依旧硬撑病体督兵征战，将义军余部死死地压制在平陇附近的极小区域内，无法突围脱困。但就在即将彻底消灭义军的关键时刻，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因感染瘴疫且积劳成疾，‘忠锐嘉勇贝子’福康安在湘西军中病逝，年仅四十二岁。【伯虎42首发】
福康安病逝军中后，已经内禅为太上皇帝的乾隆帝痛惜哀悼不已，作诗痛惜曰∶
“自叹贤臣失，难禁悲泪收；深恩纵加赠，忠笃那能酬。”
之后，乾隆帝以太上皇帝的身份追封福康安为‘多罗嘉勇郡王’（异姓臣子身后封王，福康安这也是有清一代罕见的异数了），赐谥号‘文襄’，并以其子德麟降等承袭多罗贝勒（这就更明白地表示，福康安的郡王爵位是追认实封，并按制传承的）。
因为福康安已经在身后追封郡王，所以其父傅恒也因此被推恩同样追赠为郡王（注意，福康安是追封而傅恒是追赠，级别不一样），父子俩都得到了‘配享太庙’的资格。
而福康安的神主，除了入祀属于国家祭祀层面的昭忠祠和贤良祠外，还被允许迎入富察氏的家庙‘恪僖公祠’，与其高祖父哈什屯、曾祖父米思翰、祖父李荣保、父亲傅恒的神主一起，接受后世子孙的代代祭祀。
福康安在军中病逝后，湘西清军主将一时出缺，而此时担任领班军机大臣的乾隆帝第一宠臣（福康安是第一亲近之臣）和珅，抓住时机向太上皇帝乾隆帝迅速启奏，请乾隆帝允许时任四川总督的和琳（和珅之弟）暂代湘西前线一切军务，主持后续作战事宜。
乾隆帝对和珅一向言听计从，于是当即以太上皇帝的身份下谕旨，令和琳暂代主将、督办湘西军务。
和琳也没有辜负乾隆帝与哥哥和珅的期望，领军后愈战愈勇，多次击败义军的反击，并于嘉庆元年（1796）六月将义军主要首领石三保诱俘于坳溪，使得石柳邓不得不率余部继续退守、收缩至石隆寨坚守；此时的义军由于领袖相继遇害，已经开始显露彻底失利的迹象。【伯虎42首发】
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就在和琳接替福康安统兵后接连获胜、俘获石三保，率军围攻义军平陇根据地的紧要时刻，由于受当地的瘴气感染生病，与前任福康安的人生结局一样，和琳同样在军中染瘴疫身亡，殁年也是四十二岁。
这里有个特别的说明——福康安在朝中与和珅一向关系疏远、甚至可以说有些抵触，算不上和睦；但福康安与和珅之弟和琳的关系却是相当的不错（因出征廓尔喀而有着深厚的同袍友谊）；另外一方，和珅虽然和福康安两看相厌、彼此不对付，但他与福康安的弟弟福长安却往来紧密、关系匪浅，可以说是死党。
因此，在和琳和福长安这两个弟弟的居间调和转圜通融下，福康安与和珅勉强做到了相安无事、也可以在大事上协调一致，不至于互相拆台成为政敌，但也就仅限于此了，要心高气傲的福康安福大帅主动去跟和珅和中堂交好亲近，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这就是福康安与和珅的真实关系。
而连续两任主帅都在军中染病身亡后，湘西前线清军诸将中有资格领兵的仅有都统衔护军统领额勒登保、护军统领德楞泰，及湖南巡抚姜晟三人而已；经过仔细的权衡决断，朝廷（太上皇帝的意见占了主要部分）于当年九月明发诏命，以额勒登保为湘西清军第三任主将，接替福康安与和琳的位置，继续调集重兵围攻义军。【伯虎42首发】
嘉庆元年（1796年）十月，在广州将军明亮（福康安堂兄）、湖南提督鄂辉所率援军的协助下，额勒登保终于攻克了平陇，石柳邓则带着最后的义军残部遁往养牛塘山梁后藏身；十二月，义军最后的据点石隆寨也在优势清军的围攻下宣告失陷，石柳邓于贵鱼坡英勇战死，吴庭义伤重被俘，其余义军大部分战死，轰轰烈烈的‘乾嘉苗民起义’宣告失败。
全歼了起义军之后，额勒登保这个幸运儿以‘肃清苗疆’之功，被嘉庆帝晋封为一等威勇侯，赐双眼花翎，可以说名利双收；额勒登保后续的仕途生涯中，其爵位因功过奖惩而不断升升降降，但最终还是以三等威勇公而告终，子孙也得到世袭一等威勇侯的荫顾。
下一篇文章，是《富察氏世系》的最后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