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元善 尚传道
清华大学是驰名中外的理工科大学，它的前身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开学的清华学堂。这是一个预备学生赴美读大学的中学，注重英语学习，当时隶属清朝的外务部。倡议把它向大学规模发展，并着手建设，奠其始基的是周诒春先生。先生字寄梅，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出生于汉口，是徽帮茶商周聿修之子。
周聿修，安徽休宁人,以贩运安徽茶叶为业,设泰昌源茶叶庄于天津。他自己南北奔走，生意做得颇具规模。从他的教子及交游各方面看来,他是一个具有远见的民族资本家。鉴于当时国家面临瓜分之祸的形势,他决心把他的独子培育成一个洋务人才,聘师授以英文，使之能于庚子前后考入美国教会在上海创立的圣约翰书院攻读中学。周诒春在校很早就受到教师颜惠庆的注意并得到书院主持人卜舫济(Dn·E·L·Hawkspott)的器重。一九〇四年，周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圣约翰,自费赴美到威斯康星(Wisconsin)大学选读教育、心理学等课程。约于一九〇八年毕业，得学士学位。他旋即转入耶鲁(Yale)大学进修，结识同学孔祥熙等人。时中国同学中有一个名为“仁友会”的兄弟会(Fraternity)，会员中有颜惠庆、孙章甫、朱继圣、何廉、蒋廷黻、黄子坚等人，周
氏亦是该会的会员。一九〇九年得硕士学位，毕业回国，在其母校圣约翰及吴淞公学教英文，应清廷留学生考试(相当于科举制的会试)中式进士，被点名为翰林，当时社会上称这科翰林为“洋翰林”。
周氏成“洋翰林”后,仍与其师颜惠庆保持密切联系，历时可十年。颜编我国第一部《英汉大字典》即令周氏参与其事。颜任外务部侍郎，周亦随从在侧，从而学到不少包括外交文书体例及进退仪式等具体知识。辛亥后，周为孙中山先生当过英文秘书。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时,北方代表朱启钤、吴鼎昌以周为顾问，旋以周为北方和议代表团的秘书。周任中山秘书时，有人以中山的英语不讲究语法为病，周氏风趣地应之曰“此先生之所以为伟人也”。
一九一二年四月，外交部派周氏继张伯苓为清华学堂教务长，十月令兼副校长，一九一三年十月继监督(后改称校长)唐国安为清华学堂首任校长。
周任校长，视学生如自己的子弟,在一个很长时间里,各级学生都亲切地称周为“老校长”。于课外生活，特别是德育与体育，周氏不倦地言传身教，竭其心力。每届招生，英文笔试外还有口试。口试是个关，周氏亲自把关。
周氏首先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把这方面的工作交给斋务处负责。据校史记载,在校学生每日七时二十分起身，早餐时点名。这时斋务长手持纸笔，面对食堂大门而立，对迟到的记其学号。十分钟后，再沿各饭桌检查，记下未到者的名字。晚上十时，熄灯睡觉，不准说话，不许随处便溺。学生的脸盆手巾，都有一定的悬放位置。手巾过脏的，要没收。每星期须洗澡一次，不洗澡
的，在星期五集会时，要当众点名:仍不洗澡的，斋务处就要勒令洗澡，并派人在一旁督看。学生的零用钱要存在学生储蓄银行里，用时须说明理由,经斋务处允许后，才可支取。用款一律要记帐。一角钱花生，两角钱栗子，都要入帐。每月月终呈送斋务处查阅。学生每两星期必须写家信，斋务处附寄经斋务处盖章的帐单于内后,投入设在该处的邮柜内。不按定章与家属通信的，经查出，由斋务处督其当面书写。有的学生,两周期满，对父母仍无话要说，只得报以“我很好”、“我平安”，只言片语，投入柜内。门禁也很严，非经请假并领得牌子，不得出校门一步。
以上种种管束，又因级别的高下而有所不同，对于级次愈低的学生，管束得愈严。
周氏一点没有校长架子，不拘形迹，深入群众。张锡钧(当时在校的学生)写道:“周校长经常到各处巡视，调查第一线上存在的问题，及时协助解决，令人敬畏，致使教职员工，认真负责，忠于职守，时常警惕，怕校长突然来临，不好交代。
“校长常到食堂与学生共餐畅谈,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听取学生的意见。当时学生不多,几乎个个的姓名,校长都可叫得出来。
“有一次我饭毕回宿舍，在长廊途中，迎面有人问我:‘你怀中为何鼓鼓囊囊的?’我以为是一位同学，刚要开口‘你管呢!’，仔细一看,是校长,立刻紧张起来,结结巴巴地回答:‘是饭碗。’校长笑着说:‘手拿着不好么?装在怀内突出一块，不雅观嘛。'我答:‘是，是。'赶快离开。起初我还以为校长多管闲事，后来一想，校长作得对，因为及时帮我纠正了错误。”
体育在清华有它突出的地位，一九一二年成立了体育部，一九一四年马约翰到校。清华体育从此认真地开展起来。当时体育在国内学校并未列入正式课程。清华的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是专啃书本，足不出户,手无缚鸡之力的“小老头子”。为了使学生走到运动场上去，学校采取了强迫运动的方式，规定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为运动时间。到那时候，学校就将图书馆、教室、宿舍全部锁起来。学生都要穿上短衣，到操场或体育馆去运动。体育教师则巡视场际，加以指导。学校还规定体育不及格，不能出洋。当时有个“五项测验”，八年期间，必须通过。测验的时间，由学生自己选择，可以在最后一年，也可以提前，但必须通过。当时也确曾有少数学生因为体育不及格而没能按时出洋。
周氏长校后，规划日常事务，每为长远打算，期能于一九四0年美国“退款”结束之后，学校仍能继续存在，而且在这过程中把学制向上发展到大学规模。计议久之，他于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日向外务部递呈申诉所见，略谓:“学校有良好的校址,充足的经费，建校已满五年，初具规模,为久远之计,似应将学校逐步扩充到大学规模。其理由为:第一是可增高游学程度，缩短留学年期，以节省学费;第二是可展长国内就学年期，缩短国外求学之期，庶于本国情形不致隔阂;第三是可谋善后，以图久远，机会之佳，当务之急，未有过于此者。且我国地大物博，已设之完全大学，寥寥无几。当此百度维新之候，尤宜广育人才，以应时需。大学内拟并于实科各种学业，特加注重，俾国内于指日振兴实业之时，有成材可以任使。惟所拟设立之大学,一取渐进主义，逐年审察全校情形，徐图扩充之办法。一切建设布置，增设学
科，以及分配预算经费诸端，自当详细妥为规划.…”
一九一六年八月外务部批准了这个建议。周氏就本上述方针，开始在改革课程、选聘教员以及增添设备、兴建馆舍等方面，参照美国大学的标准来严肃认真地筹划、办理。
为了实现这一宏图，他积极进行物质上的准备。著名的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一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大礼堂就是从一九一六年起由周氏一手擘划建筑起来的。据史料记载，清华初建时只有一小图书室，在现在之二院内占房三间，设备简陋，藏书甚少。迨后书籍渐增,始觉其褊窄不足用,周氏于是议建馆舍，由泰来洋行承办，兴工于一九一六年四月，全部照欧美新式避火法建造，容积10，751立方尺，费银25万元。馆舍分 上下两层，下层是办公室同各教员预备室:上层是阅览室二大间，分中西二部，同时可坐220余人。馆后为藏书库，共分三层，每层列架数十，可容书十万有奇。全馆地面或用软木或用花岗石，墙壁如阅览室等处系用大理石，轮奂壮丽，可为全国冠。清华体育馆初建时共用建筑费14万元。体育馆的建筑，最结实，也最科学，就在美国也很难找到一个相当程度的学校的体育馆能够和它相比。除暖气设备外还有热气装置，运动或洗澡时可以把衣服洗后在这里烘干。运动器械如木马、双杠、跳箱都是四副，活棍、哑铃、拉重器械、摇船器械都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室内游泳池，水经过紫外线照射消毒，异常清洁;池内装有压力气管，调节水温，一年四季都可游泳。安全设备也很完善，两边有二百个钢衣柜，供同学运动时换衣服用。其他如科学馆与大礼堂也是技术先进，设备齐全，气势雄伟，后来改大学以后，仍为国内高等学校所罕见。①
一九一七年,亲日派上台,高尔谦等以周氏“妄靡巨款,营私害公”等莫须有罪名提出控告，逼使周氏辞职。一九一九级校友黄子坚②回忆说:“周氏离校，学生不知底细，只是不愿他离开清华。他在全校集会上讲话流露即将离校的消息，声音有些发颤。我们学生也黯然神伤。他是我一生最敬佩的老师之一。”
周氏于一九一八年一月把校务依令移交给副校长赵国材，含冤抱恨，离开清华，结束了他一生中能抒其抱负，用其所长的五年，时年三十五岁，开始了他与世浮沉，行其心之所安，聊以托其身心，历时达四十年的漫长岁月。
一九一八年其母校圣约翰书院举行建校四十年纪念，授予周氏名誉博士学位。从此人们多以“Dr周”称他。
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后，教育部规定教会学校呈请注册，其校长须由中国人担任。周氏本是燕京大学校董事会主席，遂兼任校长。原任此职的美国人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
司徒雷登生于杭州，自称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对燕京校务，本来就与周氏商酌进行。周氏以教育为自己的工作对象，出清华，进燕京，精神有所寄托，车人和衷共济，相安无事了一个很长时期。
周氏虽被亲日派排挤出清华，他的社会声誉却与日俱隆。反动政客争权夺利,不务正业,政府分内应兴应革之事一项一项地变成所谓“社会事业”。在这形势之下，周氏见义勇为，有求必应;他的忘我精神有所发展。
一九二一年前后，周氏随同朱启钤从法国归来，即被其同乡同学孙章甫邀任中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一九二八年周氏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总干事后改任大监察人。在中孚工作时，周氏与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同任北京银行公会理事，从此周氏活动范围超出教育事业而涉足于金融、工业等领域。
颜惠庆任外长时，有意设置一个设有中西餐厅的国际交际的场所，以便举行非正式宴会，招待国际友人。他以 为到六国饭店、北京饭店等外国人办的饭店去招待外国客人有失国体。周氏考虑到当时归国留学生分别组有英美、德奥、法比瑞等同学会，但都没有各自的会所。他就把颜的设想与之结合起来，创议为原有的欧美同学会建立会所。这个计划决定后,欧美同学会从内务部领得今南河沿南口路西的一座废置了的名为石达子庙的喇嘛庙作为会所，并领到了一笔为数不大的修建经费。同学会自己募集捐款约两万余元，聘了留法同学贝季眉为建筑师，大兴土木。历时年余，周氏把这个破庙修建成了中个金碧辉煌的豪华庭院。厅堂设备及中西餐具无不精美齐全。会内设有宿舍，接待来京欧美同学，取费低廉，招待周到。这个同学会平时为同学服务，会所大厅成了当时最时髦的结婚礼堂，人们争相租用。中西餐厅经常招待外宾。关税会议开会期间常在这里举行宴会，满足了颜氏的要求。周氏对于该会关怀备至。改建期间，他日必亲临工地指挥施工;建成以后，他担任理事，对经营管理加指导。这个机构发挥了它应起的作用，一直到日本侵入北京，主持人相继离京，这个会所沦为日人办的“花坛旅馆”。全国解放后，同学会经历过一个小规模恢复时期，搞了些学习及游艺活动。在“十年动乱”中，欧美同学会无形解散。现在，这里是人民政协北京市委员会
的办公处。
二十年代初，周氏在耶鲁的同学费兴仁回到北京，周为他凑资二万元，与之合伙在灯市口开设京奇号，向旅华的外国人出售地毯等土特产品并提供导游服务，生意作得日见起色。周氏为之筹措扩充，资金增至十万元，开办仁立公司，周氏任公司董事长，招工自织地毯，以为经理，朱继圣为副经理。费为争权退出公司，恢复京奇号。朱升任仁立经理,邀凌其俊为副经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周氏任实业部次长，孙锡三继任公司董事长，周氏第三子华康任董事。
一九一八年华北五省遭水旱灾，受灾各省中外人士相继组设华洋义赈会，募款办赈。次年赈务先后结束，各会均有未支用之款，即所谓“赈余”。鉴于临渴掘井耽误时机，各地赈会派出代表到北京开会，共商利用赈余组织常设机关“防灾于未然”之道。会议决定把各省赈余汇集在一起，组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于北京，作为常设机构。各省的原有组织改为省分会。每年派代表，轮流在各省开大会一次。总会设执行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总会成立时公推梁如浩为会长，周诒春为华方司库。从上年赈余中拨出30万元为经费基金。总会于灾年领导各省施赈，平时研讨防灾方案并支用集中起来的上年赈余，进行防灾工作。执行委员会邀集有关人士分头研究防灾方案。如:加固河堤以防水;开渠掘井以防旱;修路以通货运，便利逃荒及灾时物资的运输:提倡设农村信用合作社，打击高利贷以舒民困等项。一九二四年后，会务日繁，周氏经常到会义务参加具体工作，特别在运用基
金，筹集赈款方面，贡献他的智能。他一度代表赈会，到南洋各地向爱国华侨宣传防灾，募集捐款，裨益会务尤为显著。赈会的防灾方针一度引起美国红十字会的无理干预，周氏大力协助会长梁如浩与之作了为期一年许的说理斗争。有关这个插曲的往来文件，印有专集行世。
为了管理和使用美国退回径交清华以外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在颜惠庆主持下，政府设置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周氏被聘为董事并兼总干事。他到会任事即聘孙洪芬、顾季高、张兹闿等人襄理其事。周氏征得董事会同意，创办北京图书馆。在兴建期间，周氏每天亲临工地监督工程，风雨无阻。他聘袁同礼(字守和) 为馆长，袁大力支持他的建馆规划，为今日这个馆的规模奠定了坚固的基础。周氏还以一部分基金用于“静生生物调查所”①以使该所资送一批学生出国深造。一九三〇年左右，国民党政府以任鸿隽接任基金会工作。
美国罗氏基金会在我国设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当年是全国著名的。它的附属医院建筑最好，设备最先进、最齐全。它的主持机构是一个有中国人参加的托事会。周氏以教育界著名人士被聘为“托事”,并公推为托事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从此周氏与医学与医药卫生又结了缘。在这个领域里，他又为社会做了不少工作，如京津防痨协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等有关公共卫生事业，最后他一度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卫生部部长。
京津两地的结核病防治所是周氏主持的京津防痨协会创设的，首任主任医师分别为裴祖源和郭德隆。
周氏从事公益事业信誉日隆，而他自己又满腔热忧，从不放过一个机会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虽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亦曾列名发起过一个北京政治学会。在他的筹划下，这个学会在原太庙内设立办事机构，以陈天楼为学会的图书馆长，每月举行学术报告会，活动了一个时期。
他虽不谙美术，但在修建欧美同学会及北京图书馆工作中接触到有关建筑艺术问题，他的业务爱好不可避免地日益广泛。当过北洋政府内务部长的朱启钤讲究营造艺术，就邀周氏一道发起并经营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西厅办事。在这里，学社培养出名噪一时的营造专家梁思成来。
周氏见义勇为，以助人为乐，但亦有所选择，不涉于滥。英美烟草公司为了便于在纳税问题上同财政部打交道，礼聘周氏为常务董事，目的在利用周氏的声誉。周氏则以为既是常务董事就应当过问公司事务及营业情况。公司洋人则把公司业务秘密封锁起来，常务董事亦不得过问。周氏不甘当傀儡，不顾公司给予的优厚待遇，拂袖而去。周氏的这种不苟取的风格曾传诵一时。芦沟桥事变后，日本浪人窜扰掳掠，如入无人之境，故宫文物势难保全，在京的英美各国人士对稀世珍宝为日人独得，殊不甘心，乃由美国人福开森等发起组织“故宫博物院之友”并以其外围组织“万国美术协会”名义搞些活动，藉以引起群众注意，作为从旁监督的手段。周氏被邀参加这个协会，并被推为主席兼会计，在一段时间里，这个协会经常举办画展及音乐会等。周氏参加这项工作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离开他居住、工作了二十七年的
北京。
在这二十七年中，不少人在不同的场合里有机会接触到周氏。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对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不图名而名自至，不图利且舍己济人。他为人严肃正直，但平易近人。有的人觉得他有时苛求“君子”而远避“小人”。也就是说，他对正派的人，要求很高，而对一些心术不正，他认为不可救药的人，则敬而远之，羞与为伍。
周氏对于金钱看得很旷达，曾风趣地说:“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他自备汽车(司机工资及汽油都由他自己开支)，为各项公益事业奔走，早出晚归，习以为常。每日午餐亦自己料理，即使在友人家吃午饭，亦必伺机致送礼物作为代价。清华同学中有人记得这么一件事:某日周氏忽然对他说:“明天有个约会，我的鞋似乎太不雅观，不知你的鞋合我脚否?”原来他的鞋底已将断裂。周氏自奉俭约，于此可见一斑。周氏自清华离职后，朱启钤等少数人曾一度资助过其生活费用。周氏自己入不敷出，但于公益事业又常筹借款项，尽力捐助，以玉成其事。
周氏是应吴鼎昌之邀离开北京，从而开始了他的十二年官场生活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吴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荐周任该部政务次长。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吴鼎昌转任贵州省政府主席，邀周氏为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下车伊始，适清华同学王万福、唐宝心、宋士英等为筹建一所中学从汉口、长沙等地来到贵阳。他们把各自经历及拟创设中学的计划请教于“老校长”。周氏听说大为兴奋，允予支持。首先，他把来黔同学在他刚刚租妥的住所全部安置下来，在公余时间里参加筹建中学的工作。经过两个来月的准备，贵州清华中学招考了高、初中两班学生,于一九三八年的“五一”正式开学。暑假后再招高、初中各一班,共计四个班。周氏又以校舍不合理想，适值政府令将所有学校一律迁出市区;多方设法另觅校址，终于在贵阳市郊风景优美的花溪购得建校基地。他随即一面募款，一面动工兴建校舍，完备规章制度，加强师资阵容，购置教学设备，坚持当年清华学堂的办学方针，把清中创建成为一所在全省中学中允称上乘的学校。学校很快办出成绩，声名远扬，招来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学生。解放后，这所学校由人民政府接办,改名为花溪中学,仍然是贵州省基础较好的中等学校之一。
周氏在贵州任职期间，每逢假日必来花溪，依二十年前他在北京时的惯例，对全校学生围绕德育体育两个中心恳切训话。在这九年中，周氏对教育事业的抱负又一次得以实现，心情为之一畅。
周氏兼任贵州财政厅长时，于整理田赋有所贡献。由财政厅长本职兼任的有贵州企业公司常委，贵州银行董事长等职。是时英国一个叫作“公谊救护团”(FriendsAmbulance Unir)的民间反战集团来华,自备载重汽车施放它劝募而来的医药器材,需要中国方面组织一个有中国人参加的团体，作为接受单位。当事者把这事委诸周氏。他召集了旅居川黔的社会人士发起组织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IRC)在贵阳设立机构承办其事。开办不久，这个会迁至重庆办公。抗战胜利后，它又“复员”到上海。全国解放后，这个会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接收。
一九四五年吴鼎昌调任“国民政府”文官长，聘周氏为咨议，移居重庆。是年八月，日本投降，行政院长宋子文邀周氏同到北平，时周氏住房已折价偿债。农林部接收敌产的徐廷湖以一所日人住宅提供周氏无偿使用，周氏婉言谢之，宁愿向友人孙锡
三借一室与秘书徐辅治同屋而居。术久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氏借住在程姓的一所房子里。程以其久居不迁，将房卖给一个美
国人。美领事限期令迁，周氏一时颇感受窘。
周氏从一九一八年初抱恨含冤离开清华以来，做了不少有益于人的工作。他绝口不谈政治。在北京住的一段时间里，幸有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稍稍寄托他的精神。吴鼎昌标榜要请师友之间的人物佐其施政，因而邀他做官。周氏在做官的这一段时间里幸有清华中学使他得到慰藉。周氏曾在教会学堂读中学,据说是一个基督徒。但他向不进教堂礼拜，更不向人传教或谈宗教问题。他学有专长，经验丰富，但很少作公开演讲或在报刊发表论文(向学生讲话及在参加各种会议时发表意见除外)，亦无著述问世。他每日于各处奔走，尽其心力之余，沽酒自娱，借以浇愁。友朋们亦不时享以杯中物，彼此心照不宣，尽欢而散，数十年如一日。其心情之抑郁，知之者无不同情。
周氏对国民党反动派既幼稚又恶毒的反共宣传，半信半疑。一九四八年三大战役胜利在望，南京政府濒于崩溃，周氏至此，考虑至再，认为南京已无可指望，台北更不用说，决定脱离国民党政府,但他对中国共产党又心存疑惧,不得不忍痛离开他热爱的祖国大陆。他在上海购得美轮戈登将军号三等舱船票,于一九四八年初冬携眷到达香港。次年人民解放军在群众欢呼声中先后进驻北平。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国大典新闻及人民政府种种变更措施不断传到香港。周氏在热切的关注中，再次燃起爱国热情，毅然要求返回大陆。一九五〇年党派人迎接他回到北京,住在他第三个儿子周华康医师家里。“老校长”自份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及人民政府的种种措施，实在知之太少，急切需要认真补课，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他对往访晋谒的年轻一辈人，一变以往的逢人说教、求全责备的作风，虚心下问，很少提出自己的意见。
对于党的各项措施，他由衷钦佩。一九五六年有人自香港回国访问他，在晤谈中，他说新中国的成就，据他原来估计需要一百年才能做到。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一切发展得这样快，以致很多人感到突然，要求重新学习。周氏的变化体现了这种善良的要求。领导方面于一九五六年安排他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这位清华大学的倡建者、奠基者、老校长终于回到人民中来。一九五八年八月周诒春老校长在上海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一九八二年
本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七辑，有孙锡三、唐宝心、徐辅治、宋士英等同志提供文中资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