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联红軍在欧洲战場上取得巨大进展和胜利的时候，当英美軍队在太平洋方面发动对日越岛进攻的时候，特别是当八路軍已经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驅逐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的时候,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尽管始終沒有认真进行过抗战;但他們却意识到中国抗战已经接近全面的胜利。因而如何搶夺人民胜利的果实，就成为他們所考虑和計划的中心問題了。在这方面，政学系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茲文特剖析他們在东北接收問题上所打的如意算盘，以资佐证。
(一) 几項原則意見
在国民党派系政治中，凡是和张群、熊式輝这一些人接近的，都不免被人目之为政学系。吳铁城同张群,不但在主张上接近,在作风上相似，而且在政治上还彼此配合，相互支持，所以吳铁城也就成为“政学系”了。
但是所謂政学系也者,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政客集团,既无組织,又无原則,仅凭政治策略的运用以猎取个人的政治地位而已。他們善于揣摩蔣介石的情緒、心理、願望和需要而进行政治策动。他們有时对于各种政治問題都是預先做好几种不同的答案，一旦看准风向,就提出相适应的主张,故能和蔣介石的意見一拍即合而取得信任;有时也确能出謀划策,針对蔣介石的願望和需要而解决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因此,在蔣介石的心目中,政学系的政治比重，远远超过CC系和复兴社各派系之上。
政学系的政治資本，主要建立在:(一)对各党派的运用;(二)对各实力派的运用;(三)对英美和日本外交的运用。其中对各党派的运用，是政学系手中的一张王牌。
当国民党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即1945年4月中旬，张群从成都到了重庆，就住在李子垻吳铁城的家里。他們在閑談中,经常涉及国内外形势問题，有时熊式輝来看望张群，也参加这类的談話。在他們的談話中，东北問題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他們极端注意的是:苏联紅軍在对希特勒匪徒的强大攻势中，解放了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等一系列的东欧国家,而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从而疑虑在苏联对日作战后东北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
当时，他們了解到:英美正在太平洋方面对日进行越島进攻，为了把它們的牺牲减低到最小限度，就不能不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联为了保障它在远东的利益和安全，为了消灭这个东方的战爭策源地,更不能也不应袖手旁观。中国本身无力单独去消灭盘据在中国大陆上的日本軍队，特別是盘据在东北的一百多万精銳的日本关东軍,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也只有欢迎苏联参加作战之一途。問題在于:怎样才能依靠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取得自己的胜利,而又不致使共产党的势力乘机进入东北,形成一个更复杂的政治局面。他們的結論是:在外交上不能不对苏联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才能換取它参加对日作战和对国民党政府的完全支持;在内政上不能不建立一个民主的、进步的、联苏的地方政权，才能安定东北的政治局势。
后来，熊式辉根据他們共同討論与研究的結果,用中央設計局“东北复员设計委员会”的名义，就东北复員問题提出了几項原则意見，其主要内容是:
(1)为了便于复员,并考虑到伪滿就治东北后的具体情况,划东北为九个省区。
(2)在东北应以实行三民主义作为总的施政方針。对边疆民族問题,尽力扶植其政治、经济、文化之发展与自治能力之增进;对民权問題，积极保障人民的各种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并普遍成立地方民意机构，限期实行县市长民选，以完成地方自治;对民生問题,限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資本,并整理地籍，調查荒地，逐漸实現耕者有其田。
(3)抽調一部分精銳国軍,长駐东北，作为軍事基础;并改編和整訓伪滿軍队,作为軍事輔助,以巩固国防,維持治安,使成为东北政治上的安定力。
(4)将日本在东北公私投资企业，全部收为国营，并保持其原来的经济体系;对东北地下富藏，进行有計划的开发，以促成重工业的继续发展，作为全国经济建設的基地。
(5)而在人事上,尽量避免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色彩，积极爭取中間派的合作,造成一个民主的、联苏的政治气氛。
以上意見,自然取得了张群和吳铁城的支持,因而可以說是政学系的共同意見。而且由于这个意见，遂奠定了熊式輝到东北負責的有利基础。
(二)东北最高人选的内定
在国民党上层分子中,很多人都想到东北一試身手，其中包括了陈誠、张群和吴铁城。张群和吳铁城两人远在1930年时就都到过东北,并且争取了张学良和蔣介石的合作,因而和东北軍政人士之間建立了多方面的联系。特别是吳铁城曾說过这样两句話:“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更引起了一部分东北人士的共鳴。所以张、吳都具备了到东北去的条件和资格。
但是,张群是蔣介石的左右手,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重要策士之一,无論党派問題或各地方实力派問题,都有待于他的运用与策动,自不便远离中枢而去东北。而臭铁城在国民党派系政治中,尽管有人目之为政学系,可是他和国民党的元老派、孙科系、CC系、复兴社以至朱家驊派,都有一定的联系甚至好感,因而在派系矛盾中能起調和的作用，一时也无法摆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
因此熊式輝就自告奋勇地向张、吳表示了到东北去的願望,由于张、吳的建議和策动,蒋介石遂把接收东北的人选内定了熊式輝。后来,熊之参加赴苏签約的中国代表团,并不是沒有意义和作用的。
1945年初，英美苏在雅尔达会議上成立了英美苏三国关于苏联对日出兵的协定。在协定中规定,“为防止日本侵略势力的卷土重来,由中苏共同管理长春铁路,共同使用旅順港和开放大連为自由港”等。但这个协定所規定的内容必須在中苏条約中固定下来，才能发生实际的效力。因此,以朱子文、王世杰、熊式輝所組成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赶忙于1945年8月7日到达了莫斯科,并于8月14日和苏联正式签訂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約”。其中对于中苏两国共同对日作战問题以及战后两国合作問题，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熊式辉之所以参加这个对苏签約代表团，正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法,其目的在于使熊式辉事先和苏联高級人具有所接触,以便于以后在东北問题上，根据中苏条約的規定和苏联进行外交折冲。而熊式輝也的确乘机拜晤了許多苏联高級人員，并且在他看来，苏联政府声明所說的“給予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軍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以及“重申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領土行政之完整”,完全是束縛苏联不能对中共作任何支持的有力根据,特別是其中所强調的“道义的”三个字,是意味着在国共两党对立中，苏联政府应該支持的正是国民党。这样，熊式輝就滿怀信心地准备在战后去接收东北了。
(三) 关于爭取中間派問題
政学系會主张在东北尽量避免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色彩，并設法爭取中間派的合作,以便造成一个似乎是民主、进步、联苏的地方政权。所以有一个时期他們对于东北的进步人士非常重視。
1945年7月中旬，东北救亡总会的朋友們为就东北問題要同吳铁城交换一下意見，由閻宝航托我代約一个見面的时間。当我在吳铁城家里提出这一問题时，适逢张群(当时他仍住在吳家)也在座，他立即对吳铁城說:“你定个时間請客吧,我也参加。”于是按着闇宝航提出的名单送出了吳铁城的請柬，在这些客人中有闇宝航、高崇民、徐寿軒、宁武、刘冬軒、周鲸文等十几个人。在宴会那天,我特由中央党部借来一部大轎車,把客人們送到了李子垻。同时，我为了使东北朋友們能够尽情地和张、吳两人交换意見,又在宴会半途中借故先退了。后来，吳铁城把这次談話的内容約略地告訴了我，并且說:“要把‘东总’的实际情况弄清楚,哪些人是坚决跟共产党走的，哪些人是徘徊于国共之間而可以爭取过来的。对中間派可加强联系，并爭取他們的合作。”张群則說:“共产党會提出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他們希望把这一主张首先在东北实现，这是絕对不能同意的。但对那些願意和国民党合作的人，倒不妨分别联系。”他还說:“象周鲸文那样的人，就可能争取过来。"但是我很少和东北朋友們談現实政治問題，所以沒有理会吳铁城和张群的政治阴謀，因而他們爭取中間派的企图也就完全破灭了。
政学系为什么要在东北提出爭取所謂中間派的口号呢?显然，他們是打算用来制造一种虚假的、形式的民主现象,以对付联合政府这一正确的、合理的政治主张。本来，在东北的具体情况下，吸收各党派的人士参加地方政府才是完成接收的正确途径，可是他們却沒有也不可能有这种全面的理解与认识。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他們一面高唱联苏,一面又积极反共,这样把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立起来所决定的政策，徒然暴露他們在政治上的浅薄与无知而已。而且所謂爭取中間派,也只是一句騙人的謊言，事实证明，他們所引用的还是淸一色的国民党人。
东北行营政治委員会主任委員由熊式輝自兼，委員則为莫德惠、朱青、万福麟、馬占山、邹作华、馮庸、张作相、王树翰、达王等人。经济委員会主任委员则由另一政学系分子张嘉璈担任，委員也都是东北人士如王家楨、馬毅、张振鷺等人。行营参謀长是一个比較負实际責任的人,工作重要,经蔣介石同意調东北軍将領何柱国担任。他們一方面认为何具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可以应付在东
北的外交、军事和政治的复杂局面;但另一方面对何又存有戒心，不让他兼任政治委员会委員,以冲淡他的政治作用,使参谋长职位成为純幕僚的从属的地位，因而引起何的不快。行营秘书长期由熊式辉的亲信胡家凤担任。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东北外交特派員，由蔣介石的儿子蔣经国担任。熊之所以要蒋经国到东北去，表面的理由是蒋经国管留学苏联多年，熟悉苏联情况,便于进行对苏外交;骨子里是熊預感接受东北任务之艰巨性和复杂性，有经国同去可以减轻他的政治責任。
至于东北九省主席的决定，由于蒋介石一句話,“在东北籍立监委中去遴选”，所以會任立委的吳煥章和曾任监委的吳翰涛、韓俊杰都被任命为主席了。在这里，我們看看这些主席們的政治背景吧:
辽宁主席徐箴,原和陈果夫接近,后又和张群有关系。辽北主席刘翰东，是陈誠在保定軍官学校时的同期同学。安东主席高惜冰,會在大学里教书，并到新疆依附过盛世才，无論和CC系及政学系都有一定的渊源。吉林主席郑道儒，是吳鼎昌主黔时期的厅长,并与天津张伯苓有关系。松江主席关吉玉，曾写过一本《战时经济》,因而和孔祥熙建立了关系,后来到四川担任財政厅长,又取得张群的好感。合江主席吳翰涛,原任张学良的秘书,后经于右任提名得任监察委员,并参加过“四維学会”。黑龙江主席韓俊杰,也是监察委员,曾长期追随于右任。嫩江主席彭济群，是一位水利专家，由于李石會的关系,开始走进了国民党統治集团。兴安主席吳焕章,在1930年吳铁城到东北作蔣介石的說客时，就投入吳的門下,为之通风报信,进行情报工作,因而得长期担任立法委员。哈尔滨市长楊綽菴、大速市长沈怡,原都是与熊式輝、张群有关系的人，可視之为政学系的中层分子。长春市长赵君迈,是赵恒惕的弟弟，与蔣经国有勾結。这些人,国民党的色彩虽不十分浓厚,但无論如何总不能称之为中間派。
(四) 在上清寺开始办公
1945年9月，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和参謀长何柱国即在重庆上淸寺开始办公，进行接收前一系列的筹备工作。旣作了“行政接收”的計划,也作了“軍事接收”的部署。
为了作好“行政接收”的准备，他們发表了东北九省委员和厅长的人选。东北省区的划分縮小了,但省政府的編制并沒有缩小，这正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而給东北国民党人开辟了一个作官的机会和途径。东北九省主席发表后，无論吳铁城或张群都收到不少請托的信。写信最多的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他們介紹的有卞宗孟、单成仪、胡体乾、傅貴云、楊致煥、韓春暄、果端华等人。其次就是陈誠和朱家驊,他們介紹的有王宁华、关大成等人。連谷正纲也提出了改組派分子刘博昆、李光忱、孟广厚等人。后来,熊式輝把所有各方介紹的信件以及九省主席提出的名单，統統集中起来,請吳铁城交中央党部人事处連夜赶制一个总名单,并根据中央党部的人事資料在每人名下写出一段評語。熊式輝、吳铁城就根据这个总名单,仓卒圈定,但基本上还是以九省主席提出的名单为标准,只在个别情况下稍有变更。对于个別CC色彩过浓的人是排除了，但对陈誠所介紹的复兴社分子如王宁华等人却圈定了。熊式輝仅在最后加进梁栋一个人，梁是熊任江西省主席期間内的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員。
为了作好“軍事接收”的准备,他們又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利用美国军队在秦皇岛、山东牛岛明目张胆地向中国解放区进攻，为国民党軍队登陆創造条件。战后,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是企图把中国渝为它的殖民地。而蔣介石反动集团则企图得到美国的帮助来进行反人民的内战，以維护其反动的法西斯治。他們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勾结起来,对苏联进行包围,并用中国一特别是中国的东北，作为反苏的基地。
其次，他們还和苏联駐华大使彼得罗夫进行接触,并通过彼得罗夫和驻在长春的馬林諾夫斯基元帅取得联系，磋商到东北接收的具体步驟。他們也提出了“行政接收”的希望，要求苏联軍队予中国政府以“道义的”支持。
另一方面,他們也非常注意当时在重庆举行的国共談判,因为这个談判的发展，将直接联系着他們在东北的方針和政策。9月中旬,何柱国参加了白崇禧招待毛主席的宴会,使何认识了共产党热爱和平、要求团結的具誠願望,因而表示在东北的方針和政策也必須重新考虑。但熊式輝則认为国共談判尽管在人民基本自由与基本权利方面取得一致,但最重要的軍令政令的統一問題,还是一个最大的暗礁。所以在东北接收問題上仍然存在着“行政接收”和“軍事接收”的两种途径,对东北的方針和政策一时还不能改变。
当时，熊式輝兴致勃勃,得意非凡,正在做着統治东北这一“独立王国”的美梦。何柱国虽因政学系对他存有戒心而感到不快,可是他认为东北是从东北軍手中淪陷的，尽管不抵抗的命令来自蔣介石,而东北軍仍不能不負有一定的連带責任。現在,他作为一个东北軍将領而能亲自参加接收东北的工作，自是一大快事,所以孽划经营,不遗余力。后在蒋经国招待苏联大使的宴会上,由于飲酒过度而引起眼疾，终至失明，遂辞去参謀长职务，并推荐另一东北軍将領董英斌来代替了。
(五)进入长春
1945年10月7日，熊式輝特派其副参謀长董彥不率領少数軍事人員由渝飞平;9日由不飞抵长春，先与苏軍进行直接联系，并为熊赴东北作好布置。
但这里应該指出，当时东北已经完全成为人民手中的解放区了。
自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8月9日毛澤东主席即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10日和11日,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连续发出进軍命令。这时,躲在大后方的蔣介石慌了手脚，一面命令他的部队“积极推进”,向人民爭夺胜利果实,并勾結敌伪让伪軍“負責維 持 地 方治安”,企图阻止八路軍的前进;另一方面又命令八路軍“駐防待命”,不許进攻敌人。但解放区的武装部队是人民的革命队伍，有责任也有权利从敌寇手中收复失地,独立自主地向敌占区受降，怎能接受蒋介石集团的反动命令!?于是在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下，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立即前进。在东北方面，則由林彪率領四路大軍分別沿北宁路及由山东渡海向关外挺进，与东北抗日联軍一起,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整个东北。在苏联紅軍和解放軍的联合反攻下，日本帝国主义者被迫于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从此,整个东北便完全成为人民所掌握的解放区了。但是蔣介石反动集团却企图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約”，在苏联红軍的协助下,把东北接收过来,以搶夺人民胜利的果实。
当时，苏联政府由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約”的关系,同意了熊式辉进入长春。
10月10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以及东北籍参政員莫德惠、齐世英、张潜华和热河省主席刘多荃、炮兵学校教育长金鎭等四十余人，分乘专机两架自重庆起飞,当日抵平,12日飞抵长春。馬林諾夫斯基元帅的代表帕夫諾夫斯基中将、苏軍駐长春司令卡里罗夫少将以及先行到达长春的东北行营副参謀长董彥平，均到机場迎接。
当时,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均住在丁鉴修的住宅;莫德惠、齐世英、刘多荃均各自占用一所住宅;金鎭和我則合住在王墨林的住宅里。各住宅均由苏联紅軍担任警卫，并由女战士担任服务員和炊事员，交通工具也是苏軍供給的。
莫德惠之所以到东北去,一方面是負有“东北宣慰使”的名义，向东北人民进行“宣撫”;另一方面是熊式輝想利用他拉攏东北大地主、大資产阶級分子和伪滿軍队的头子为国民党反动政权服务。
齐世英是由陈立夫一再要求蒋介石才被批准代表組织部視察东北党务，因而随熊式辉一起飞到了长春。齐世英的企图,是要把东北党务完全抓在自己手中，以便继续进行反苏反共的活动,并可乘机监视政学系在东北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作为CC在今后反攻政学系的准备。
金是1941年熊式輝所率傾的駐美軍事代表团团員之一，因而与熊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他所以到东北去，是熊特約的顾罚，并准备担任临时发生的重要任务。
刘多荃已发表为热河省主席,原准备到热河接收，但一时还不能前往，蔣经国特拉他到东北观光,因而飞到长春。
我是吳铁城的关系,特来帮忙,准备担任临时发生的任务。总之，这些人都是长期参加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人，因而可以称之为蔣介石反动集团搶夺东北人民胜利果实的先鋒队。
(六)分別活动,蒐集情报
熊式辉进入长春之次日,即在其寓所召集一次到长人员会議。熊在会上說:“我們的困难起于东北,我們的胜利也必須止于东北，貫彻于东北。我們当前的任务十分重要，請諸位立即和各方面取得联系,了解情况,以便作为对苏談判的依据。”遂即指定在政治方面負责者为莫德惠,在经济方面負責者为张嘉璈,在軍事方面負责者为金鎭、董彥平,在文化教育方面負責者为齐世英和我。同时还决定每日上午9时在熊的寓所碰头,交換情报。
莫德惠原系东北軍系統的政客，抗战后又投靠了蔣介石，以“社会賢达”的身份活跃于反动的政治舞台。他到长春后，东北各地大地主、大資产阶級的代表以及伪滿軍政的反动分子,均紛紛奔向长春,投拜于莫的門下,企图通过莫的門径跟代表蔣介石集团的熊式辉建立关系，以便继续騎在东北人民的头上。这些反动分子提出报告說:有若干敌伪軍队因不滿苏联和共产党的政策,携带轻便武器,遁入某某山林地带,他們願意为之牵线，接受国民党的指揮。还有些反动分子，竟狂妄无耻地提出对付共产党的計划和方案,作为登龙之术。10月21日,莫德惠又乘苏軍特备的一列专車由长春开到吉林,进行“宣慰”。当时,吉林市已经成立了一个“临时維持会”,代替已被消灭的伪滿地方政权,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主其事者为馬德恩等人。莫在吉林逗留了四天，曾出席吉林市民欢迎大会，替蒋介石反动集团塗脂抹粉,进行欺騙和麻醉的宣传。同时还同吉林各界代表举行座谈会,了解情况,蒐集情报，积极协助熊式輝进行接收前的准备。当时他还在所到之处散发一种“告东北民众书”,宣达蔣介石王朝关怀东北人民的“德意”，并对东北人民十四年来所遭受的压榨和迫害,表示亲切的“慰問”。
张嘉璈则不断地召集大资产阶级分子举行座谈会，积极調查苏联军队在东北运走的各种重工业股备、各种貨物和粮食,以及在日伪銀行中提取的大量黄金和現鈔等的情况和数目。同时还派专人蒐集日寇在东北的企业分布情况及投资数字的有关資料，既可估計苏联从东北运走的物資的总值，又可为官僚资产阶級进行掠夺的参考。当时他們提供的情报是:苏联除了运出若干工厂全部設备外,还运出了大量动力机、发电机、实验工厂、实验室及医院等最新的設备。
金鎭則乘坐苏軍战士所开的吉普車到处乱窜，并与伪軍有关的反动分子多方接触，企图为收容和整編已被击潰和繳械的伪軍作出計划,想利用伪軍建立据点，进行接收。他还到长春伪滿警官学校去过两次,想利用伪警蒐集情报,并調查共产党在长春活动的情况。他还一再提出到沈阳去視察，因苏軍不負安全責任面沒有去成。他提供了許多誣蔑共产党改編大量伪軍以及苏軍如何把收繳敌伪枪枝及庫存武器移交給中共的情报。
齐世英则积极发动国民党员进行反苏反共活动。当时在长春公开的国民党部有两个:一个是CC系的“吉林省党部”,由石坚任主任委员;一个是朱家驊系的“东北党务联合办事处”，由罗大愚、关大成等人主持。齐世英只承认CC系的“吉林省党部”，并利用他們蒐集有关中共与苏軍合作的情报，特别注意中共队分布地点及民众组织情况，为反苏反共进行准备。齐世英还公开宣称:“过去我們东北的敌人:第一是日寇,第二是汉奸。但在日寇投降和伪滿瓦解后的今天,我們东北的敌人則变为:第一是苏联，第二是共产党,第三是日寇,第四是汉奸。”齐世英的这种反动言論，立即为苏軍所获悉，因而向蔣经国提出了严重的抗議。蔣经国把这件事的詳情向蔣介石作了报告,引起蒋介石的憤怒,于是一面告訴陈立夫把齐世英調回重庆,一面电熊式輝負责整理东北党务。其电文如下:
“限一小时到。长春,蔣特派員经国轉熊主任天翼兄:在长人員不准有反苏言行，否則一律勒令途回重庆。东北党务由兄負责整理。”
因此,10月21日熊式輝离长返渝时,齐世英也不得不随其飞回重庆了。
我曾经分别于10月15日、18日在长春召集了两次文化教育界座談会,蒐集情报。21日随莫德惠去吉林,恢复了被日寇解散的“吉林毓文中学”,自任校长(但我并未到校,后請毓文校友、北京师大敎授刘明樾回吉代理校长),并推莫德惠为董事长。当时即从“吉林維持会”要出了吉林市新开門外日本小学的原址作为校址。齐世英事件发生之后,熊式輝把东北党务整理工作交給我負責主持,成立东北党务整理处，隶属行营。我遂把CC系的石坚和朱家驊系的罗大愚、关大成等人联合起来,进行調查、登記及考核等工作。后来总撤退时，还把其中重要分子四十多人(均系国民党地下党員)带到北平。
(七)在交涉中一再碰壁
熊式辉到东北后不久，即对东北局势作出了这样一种结論:中国共产党由于苏軍的掩护,在城市方面则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在农村方面则联格貧农、雇农展开对地主的流血斗争,在軍事方面則利用苏軍所收繳的敌伪武器扩充实力，以維护其在各城市各农村的政权。这样,他們就认为苏軍违反了关于中苏条約所規定的給予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支持的原則,提出交涉，并要求苏軍协助国民党人员进行“行政接收”,但都遭到了拒絕。苏軍认为,东北各地抗日武装以及民主政权,純是东北人民自己建立的，与苏軍无关,至于“行政接收”那是中国的内政,苏軍不便协助和参与。后来蔣经国又提出派莫德惠到吉林、金鎭到沈阳、我到哈尔滨視察的要求,希望苏軍予以协助。苏軍只同意莫德惠到吉林去(这就是莫于10月21日赴吉的由来),但对赴沈阳和哈尔滨的人則不負安全責任。在他們一再碰壁之后,苏軍又提出“凡在其占領区内日軍所使用之一切物件，均系合法的战利品”的要求，这不仅使他們感到意外,而且也不知如何应付。因为他們在重庆时所研究与考虑的只是“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的有关条款，特别是其中第一条:“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应以中东铁路在俄国及中苏共同管理时期，与南滿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所置之土地及所筑之铁路輔助线而为两铁路之直接需要者，以及在上开时期所建置并直接供給該铁路之用的附属事业。”他們原准备在这一条上对苏联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以换取苏軍在接收問題上的协助。現在苏軍提出关于战利品的要求，使他們不能不重新考虑今后的态度。于是熊式遂于10月21日匆匆离长,22日到达重庆,向蔣介石請示对策。当时,蔣介石作了如下的决定，
(1)由外交部把苏軍在战利品名义下运走东北工业股备及大量物资之事实以及掩护共产党扩充武力、建立政权、阻碍国民党接收等情况，用备忘录形式送达苏联政府,并要求“算重中国在东之完全主权及傾土行政之完整”。
(2)飭令中央各部会及东北九省市重要接收人員迅即飞往长春，作好“行政接收”的各种准备。
(3)抽調中央精銳部队,立刻由海陆空三路向东北运兵，作好“軍事接收”的各种准备。
蔣介石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原来他认为苏軍在东北的措施和要求,只是軍方的意見，并不一定反映苏联政府的政策，所以他决定由外交部用备忘录形式把东北实况通知苏联政府，希能得到糾正。同时，他还认定东北是中国領土，他有权利进行接收，所以命令行政人員和中央部队立即进入东北，摆出一种强硬的姿态,希使苏軍就范。
于是10月26日,熊式輝飞返长春,按着蔣介石的意旨，飭令东北九省市的主席和市长迅速飞长。計10月29日到达者有徐箴、彭济群、吳焕章、高惜冰、吳翰涛、楊綽菴和沈怡等;11月4日到达者有郑道儒、关吉玉、刘翰东等;在这稍前到达者还有邹作华、馮庸和馮占海等。这些人到达长春之后,都集中在“滿炭大楼”,积极进行接收前的准备，并由蔣经国再度向苏軍提出“行政接收”的要求,希予以方便和协助。
另一方面,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也于10月底飞到长春，同馬林诺夫斯基元帅商洽中国軍队在东北登陆問题。当时苏方表示，中国年队可于11月1日至10日之間在营口登陆，但葫芦島和大东沟两地，由于苏軍人数較少,如在那里登陆,則不負安全責任。后来,“行政接收”既沒有取得苏方的同意,而营口登陆也受到牵制。当时只有秦皇岛一处可以进軍,但由秦皇岛进入东北，必须经过山海关，而山海关又为人民解放軍所控制。因而蔣介石集团所幻想的“行政接收”与“軍事接收”的計划,終于成为泡影。
11月10日,熊式輝又匆匆飞离长春，11日到达重庆，向蔣介石报告了接收受阻的各种情况。经过反复考虑，蔣介石为了在外交上对苏联施加“压力”,遂决定把到长接收人員全部撤离长春。
(八)11月17日的总撤退
在蔣介石决策之下,熊式輝一面照会苏联馬林諾夫斯基元帅，說明一个半月以来,不但接收問題横生枝节，一再受到阻碍，而且长春市内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故决定撤回东北行营;一面又命令在长接收人員一律撤到北平，这就是11月17日总撤退的由来。但在撤退期間,仍留下由董彥平率領的軍事代表团十二人(团員有陈家珍、张培哲、吳士瑜等人)与苏軍保持联絡。
这次总撤退，是蔣介石集团在外交上对苏联所采取的一种攻势。其目的在于向世界宣示苏軍阻挠中国政府在东北行使主权，从而违背了中苏条約所規定的“給予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軍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以及“算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領土行政之完整。”其次是企图唤起英美帝国主义者在輿論上的声援与支持,并把中苏談判的重心从长春移到重庆与莫斯科方面来。
当总撤退之后，熊式辉也从重庆来到北平。这一天，莫德惠、张潜华等人去看熊式辉时,他沾沾自喜地說:“这次总撤退,是委员长(指蒋介石)在外交上的一张王牌。”接着他即加以引申說:“苏联在经济上的要求是漫无止境的,已使我們到了忍无从忍、让无从让的程度。但它所运走的还只是若干工业設备和物資，它所要求的还只是长春铁路沿线的地上工矿設备和地下宝藏，总不能把土地也运走，总不能把人民置于它的囊括之下。而且到必要时,我們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国际問题提交雅尔达协定签字国去討論，利用英美和苏联的矛盾加以解决。所以問题尽管严重，但比起共产党占据东北問题就成为次要的了。”他略微停頓一下，似有无限感慨的样子继续說道:“自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共产党在苏軍掩护下开始进入东北,組织了庞大的武装,建立了許多地方政权，因而构成了一系列的軍事的和政治的根据地。他們在农村中广泛地展开了对地主的流血斗爭,并把貧雇农組织起来作为軍队的基础,反轉来又用軍队的支持建立地方政权。循环往复,时間越久,共产党的势力也就越大,所以我們必須乘其羽毛尙未丰滿之时,进行接收。这次总撤退,是給苏联一种外交上的压力,以便于为今后接收开辟途径。”
当时,在东北正交织着苏联、中共和国民党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而且展开了尖銳的斗爭。苏联所努力的是防止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进入东北以及在战利品的名义下占有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所使用的一切工矿企业和物資。中共所努力的是进一步地巩固东北解放区，并表示願在国民党承认东北民主联軍和民主政权的前提下，经过协商，成立各党派共同参加的联合政府。国民党所努力的是接收整个东北，把共产党的势力完全排挤出去,至对苏联的经济合作談判則尽量拖下去，留待将来作为国际問题去解决。所以国民党在长春的总撤退,并不是这三种力量斗爭的中止,而是在一种新的形式下的继续与发展。
(九) 重庆与莫斯科
11月17日国民党接收人員从长春总撒退之后，中苏談判的重心途由长春移到重庆与莫斯科方面来。
当时，蒋介石集团的策略是,在中苏经济合作問题上，尽量适应苏联的要求，宁可把談判拖下去,也不作正面的拒絕。在接收問题上，尽量要求苏联的协助,决不让共产党继续占据在东北。
11月30日,经过重庆与莫斯科直接談判的結果,商定下列几点:
(1)苏軍协助国民党軍队空运到长春和沈阳两地，并由国民党政府先派机場工作人員进行准备。
(2)其他地点,由国民党政府組织警察,負責地方治安。
(3)苏联軍队展至1946年1月3日撤尽，等待国民党队收。
(4)东北工矿企业就其性质可作为战利品者，一律归苏联占有和使用。
(5)关于具体细則,仍須在长春作最后决定，始能执行。
因此，张嘉璈、蔣经国遂于12月2日离开重庆，4日抵长春，并借苏联大使館二等秘书齐赫文同来，以便根据重庆談判所作的原則,同苏軍进行具体的磋商。
张嘉璈、蒋经国先后于12月5日、9日和17日同馬林諾夫斯基元帅进行三次会談,其結果有的取得了决定,有的仍待继续协商。其已取得决定者:
(1)国民党空运部队，可随时在长春着陆,地面警戒完全由苏軍負责。(2)关于“行政接收”,一俟接收人員到达东北，均可随时进行。其仍待继续协商者:
(1)关于中苏条約文字的不同解释，虽经重庆与莫斯科的商談已趋一致(张嘉璈、蒋经国并将苏联致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提請苏方代表察看),但对战利品之解释，仍有分歧。
(2)关于长春铁路沿线各工矿业及輔助线問题，由张嘉璈提議,組织委員会加以解决。
总之,张嘉璈、蔣经国这次同苏联談判,尽量采取适应的态度，惟恐影响重庆与莫斯科所达成的关于接收問題的决定。
由于这次在长春会談的结果,长春市长赵君迈、沈阳市长董文琦、哈尔滨市长楊綽菴,分別于12月22日、27日和1946年1月1日，在苏軍联絡官陪同下,正式接收視事。紧接着,东北行营直属保安队(在北平編成)也于1月5日空运抵长春。后来，辽北主席刘翰东、松江主席关吉玉,又分别于1月10日和12日在四本和哈尔滨正式就职。这样,熊式輝所梦寐以求的“行政接收”和“軍事接收”总算有了一个眉目。
当时盛传:由于苏軍的要求,中共部队已从上述各被接收的城市撤出;至长春铁路沿线及其他各线之中共部队,也均撤离路线十华里处。
1946年1月22日,朱美龄也飞到长春为苏联紅軍授勛,用以加强对苏軍的好威，但未得与馬林諾夫斯基元帅会晤。当时苏軍代表向宋美龄表示,馬林諾夫斯基元帅已因公回国,刻正从莫斯科赶回,以便亲自招待(惟后来有人传說,馬林諾夫斯基元帅并未归国，不过不願与朱美龄会晤而已)。
关于中苏经济合作問题,既决定由重庆与莫斯科继续谈判,因此1945年12月25日，蔣经国又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资格飞往莫斯科，并于12月30日謁見了斯大林,陈述了国民党政府关于中苏经济合作問題的观点与意見。
1946年1月21日，苏联政府就这个問題给国民党政府一个备忘录,内称:“东北各省内會被日軍利用之一切日本企业，均经苏联视为苏軍战利品。”这样，国民党政府就把这个内容秘密通知了它的靠山美帝国主义,因而扩大成为国际上的問題。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宣称:“雅尔达协定或中苏条約，俱未規定予苏联以任何优先賠偿,或允准苏联对于东北境内日本資产之要求。”从此,这个問题就拖延下去了。
(十)内战的烽火
东北是在人民解放軍配合苏联紅軍向日寇进攻而全部解放的。但蔣介石一心一意要从人民手中搶夺胜利的果实，于是一面和苏軍代表作接收問题之协商，一面又命令杜聿明指揮下的中央部队沿北宁路向沈阳推进，因而挑起了和东北民主联軍的内战。
1945年11月底,朱德总司令对記者发表談話,主要内容有:(1)中共在原則上不反对国民党軍队到长春铁路去，但希事先达成协議,以免发生冲突;(2)对东北問題,应以政治方法和平解决;(3)建立联合政府;(4)承认东北推行地方自治。但蒋介石集团无视朱总司令的严正表示，仍继续向东北民主联軍进攻,只是在民主联軍的严重打击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集团才被迫在1946年3 月27日签訂了东北停战协定。但蔣介石又拒絕执行，他决心进攻东北民主联軍,推翻东北人民的地方自治政府。后来，中共軍队为求和平实现,又自动让出长春，但国民党并沒有因此而停止进攻。经过了四平街保卫战,大量歼灭了国民党軍队,才于6月6日，被迫休战。接着国民党又限令东北民主联軍退出东北各大城市和铁路沿线(6月17日蒋介石集团向中共提出五項 荒 謬的要求,关外要的几乎全部九省)。从此,内战的烽火就在全国范围内燃烧起来，而在东北方面蔣介石所用的兵力，已达十六万一千多人。
1947年夏，东北民主联軍在东西南滿以及热河冀东各个战場上,展开了强大的进攻,使国民党軍队被迫收縮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狭长走廊地带,采取所謂“重点防御”,因而改变了东北战場的形势。于是蒋介石集团恐慌了,并引起了内部的矛盾,而熊式輝遂成为众矢之的,終于被抛弃而滾下台了。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有张潜华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