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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绪十年（1884年）闰五月初一、二日的观音桥之战，到八月中旬的船头之战，其间相隔了一百多天。在大战前夕，援越桂军能有这么一段休整时间，对于整顿军队和加强战备，应该是十分宝贵的。

但是，由于派系倾轧的官场恶习，这段时间却成了援越桂军各种矛盾酝酿和爆发的时期。

对于潘鼎新本人来说，进行观音桥之战完全是被动的，并不符合他的初衷。但是，由于朝旨严饬援越桂军不许后退，而法军又欺人太甚，援越桂军则义愤难抑，结果就激成了这场战斗。

这场战斗的规模虽然有限，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却很严重，导致了中法矛盾的重新激化以及重开战事。

这就使得因为新掌大权而起初气壮如牛、态度强硬的醇亲王奕譞感到不安了，并很快就发展成对潘鼎新的严重不满，认为他把事情办坏了。

闰五月十五日(7月7日)，李鸿章把醇亲王态度改变的消息电告潘鼎新：

“省三自京回云，醇邸面言，当日尊处若先照约略退，再电奏亦无妨，可知内意非必主战。”

对此消息，潘鼎新半信半疑地于廿三日（15日)复电称：

“前旨不推稍退示弱，决战遏其凶锋，疏莫难当重咎。事后又传旨命奖续有战功优奖。今十一日旨，复有扑犯接仗之输，与省三所传大相径庭。”

就是说，清政府在观音桥战前的强硬态度只是一种“不准对敌示弱”的姿态，并没有大规模作战、长时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观音桥战后，马上把一个棘手的难题摆在清政府面前，清政府和战两难，未免迁怒于潘鼎新。不管李鸿章关于醇亲王改变态度的消息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清政府的意旨，却是潘鼎新圣眷渐衰的标志。

清政府对待潘鼎新态度的变化，加上李鸿章被申饬、张树声被革职，表示淮系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这很快就为各省敏感的官员所察觉，他们趁机落井投石，刁难潘鼎新以及援越桂军。以至潘鼎新曾于十月二十三日（12月10日)万分委屈地奏称：“在各省或私议谅山一役再起衅喘，讵知当日情事，实有万难退让之势。”

这种情况充分反映在清政府不顾大战在即，纵容乃至支持各省扣减援越桂军的协饷一事上。

事情是从潘鼎新三个月前还在那里当巡抚的湖南省开始的。观音桥战后不久，潘鼎新就发现各省协饷供应不上，其中就有湖南省，于是在闰五月初十日（7月2日)电告清政府：“饷仅得广东七万，现发尽，最近湖南亦不来，军储久乏。”

其实，湖南这时已上奏清政府，要求批准停拨苏元春一军的月饷，清政府同意了这一要求，于六月初十日(7月31日)有旨：“即著潘鼎新匀兑拨给苏元春留粤各营月饷，以资周转。”

先例既开，自然会有仿效者，各省遂援湖南为例，不顾前敌形势如何严重，程度不同地拖延应拨广西的协饷。

等到潘鼎新得悉清政府批准湖南停拨苏元春军月饷，已是七月中法宣战以后的事了。这时潘鼎新奉命进军作战，重任在肩，但军费却被扣减，这不是拿他为难吗？

所以他很快就作出反应，电告清政府：“苏饷奏停，军心颇惑。”清政府装聋作哑，不作正面答复。潘鼎新便连连复电清政府，告知援越桂军缺饷的严重情况：“现正与法人接战，情形甚迫，若粤饷一缺，即成徒手。”

看到潘鼎新如此紧追，加以中国已向法国宣战，清政府才慢慢重视起来，指示户部查明各省关协拨援越桂军饷项情况。

八月，户部向清政府报告：

自五月起至十二月底止，由各省关月协援越桂军银共4万两。现除已解外，湖北尚欠银4.9万两，湖南尚欠银4.9万两，江苏尚欠银3.45万两，江西尚欠银3.9万两，江海关尚欠银3.6万两，闽海关尚欠银2.5万两，四川月协银4000两，全未报解。而由各省关指拨云南饷银100万两内匀拨广西银30万两，现除已解外，江西尚欠银5万两，广东尚欠银2万两，粤海关尚欠银2万两，四川匀拨银2万两，湖北匀拨银3万两，均未报解。两项相加，共欠拨银约40万两，占应拨银60万两的一半强。考虑到时间才过一半，问题还不算很严重。

所以，清政府给各省发去一道语气和缓的催饷谕旨：

“关外军情万紧，而核计分解之数多不过数万两，倘不如数批解，贻误军情，概咎甚重。”

这样的一纸谕旨，当然不会有多大作用。

然而，不知是各省关欺瞒户部，抑或是户部欺瞒清政府，或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援越桂军实际领用的各省协饷，完全不似户部上述报告那样充裕。

大概在八月间，潘鼎新有奏给清政府详陈缺饷情况：

粤西地方瘠苦，筹饷维艰，本省厘税，每月仅解边饷23900两，此外全恃各省协济。前抚臣徐延旭奉准部拨各省协饷4万两，截至本年腊月为止。臣接任后，蒙恩饬部拨款30万，并奏留湖南京饷10万，现已五月矣。查淮湘各军及遵旨裁并粤西左右各营出征关外者，现尚有37营，合计按月饷项暨转运粮械、购办军需，不下十余万两。军饷万紧，左支右绌，实属无可设措。再四思维，唯有奏恳天恩，饬部指拨内地省分实在有著之款，每月粗拨银四五万两，合之前拨之四万，及本省之二万数千两，庶足敷月需十万余两之数，从此军士得资饱腾，益将踊跃前驱”。

细审文中语气，似乎各省关月协四万两之款并未实际收到。

就是说，所谓各省关月协援越桂军饷项四万两完全是一张空头支票，实际上是“解者塞塞”，无济实事。

九月十三日(10月31日)，熟知内情的两广总督张之洞也有电帮潘鼎新说话，并从战略的高度提醒清政府：“窃谓争台唯有争越，内地增百营不如关外增十营，内地用饷百万，不如关外用饷十万。仰恳敕催云、桂两省协饷，桂责湘垫，云责川垫，再由他省拨还，或可稍速。”

这样，清政府才真正了解援越桂军的缺饷情况，认真考虑解决办法。

为此，清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1）继续催促各省关及时筹拨应协援越桂军月饷四万两。

如九月有旨：“据张之洞电奏潘鼎新、岑毓英均苦无饷等语。关外军情万紧，饷项岂可稍缺，致误戎机。湖南、四川相距较近，所有该省拨协云南、广西军饷即赶紧如数拨解，不准迟延。”严旨如此，各省才陆续拨济应协银两，但也不能完全如数拨给。

（2）增加部分省份的协拨饷数。

但直到战事结束，广西催饷委员仅“领到江西十年地丁、厘金、京饷改拨银一万两”，又加拨上年九月份月饷银一万两，共二万两，只为应拨六万两的三分之一。

（3）命湖南等省先行筹借大批饷银解赴广西。

据十月二十二日(12月9日)军机处奏呈庞际云片，他不但按月划拨应协广西军饷七千两，而且答应拨给户部新增月协一万两之数，并一次大批筹解五万两前往。湖广督抚也奏称：以八厘利息陆续借到银三万两，于十月二十二日发交广西催饷委员领解赴粤。

（4）由张之洞借洋款以充军饷。

当前敌需饷甚急时，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表现十分积极，不断为清政府出谋划策。

六月二十六日(8月16日)，他密电总理衙门建议向宝源、汇丰借银百万，以备不虞。

十月初三日(20日)，清政府批复允行。然而，借洋款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张之洞先是托李鸿章饬盛宣怀在天津与英商大东公司借五十万零五千英镑，约合白银二百万两。十二月，大东公司正式表态不肯借银，改与汇丰议定再借五十万镑，这样一耽搁，已经无助于潘鼎新的需要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1885年2月11日)，岑毓英曾奏报清政府：两广督臣张之洞筹借商款，许分给滇、桂两军各四十万，刘永福二十万。又因洋商屡次刁难，只先交三十万，分给滇、桂两军各十万，刘永福五万，余留办军火。

照此类推，则分给援越挂军的十万两，也要二月前后才能到营领用，而这已是桂军谅山之败以后的事情，无补于战事了。

综上所述，在观音桥战后，清政府因为迁怒潘鼎新，因而在拨饷问题上有意为难援越桂军，致使出现“协饷罕解”的怪现象。船头之战后，清政府虽然改变了态度，采取多种措施筹拨大批纳项给广西，但是，鉴于筹措、拨发、运解、发放、实领等各道手续都需要时间，所以均不能赶及前敌需要，援越桂军缺饷的情况没能及时改变。

矛盾也来自潘鼎新那派系众多的部下。

六月廿二日(8月12日)，张之洞致函唐景崧，告诉他有人写信攻讦潘鼎新，这封密禀长达六百余字，内容归结起来，只是反复指责潘鼎新三件事：

（1）没有乘胜挥军前进；（2）裁撤北宁溃军不当；（3）没有处理好与诸将的关系。

五月初六日(5月30日)，病中的唐景崧在龙州终于见到了等待已久的潘鼎新，然而，《请缨日记》关于这次见面只有轻描淡写的两行字：“强起谒潘琴帅，略问边事，余即称病请假调理，琴帅允之。”

按照唐景崧的为人行事，他不会在谒见潘鼎新时不重提收复北宁的建议，也许是遭到潘鼎新的婉言拒绝，丧气之余，只得用“略问边事”四字概括一切。

又记：闰五月初四(6月26日)、初五日(27日)，前敌黄、李、陈诸营，迭驰书请军火、请粮。余亟启琴帅，乃批“多事”！两请不允。

至此，唐景崧对潘鼎新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挥师进取已表明了不满情绪。

其实，潘鼎新没有采纳唐景崧收复北宁的建议完全是遵旨行事。

早在他到任视事之前，清政府就在四月十五日(5月9日)有旨给他：“法人在津与李鸿章讲解，略有端倪，广西防军著潘鼎新督饬扼扎原处，进止机宜听候谕旨，仍随时侦探做备，毋稍疏懈”。

既然朝旨明令“扼扎原处”，潘鼎新当然不会轻易采纳唐景崧的建议，违旨进取了。

观音桥之战后，初闻捷音，清政府曾有乘胜进取之意，于闰五月初七日(6月29日)有旨，要潘鼎新务与岑毓英迅速会商，合力进兵，为规复北宁地步，先将此意知会岑毓英，预为筹备。但是，由于法方反应强硬，到了第二天，清政府又改变了主意，先是指示潘鼎新按兵不动，不必前进，以免借口。

潘鼎新没有将防线向前推进及裁撒溃军等作法基本是遵旨行事，主要责任并不在他的身上。可是，告密信的作者却把一切责任都归咎到潘鼎新的身上，其随意虚捏、罗织人罪的作伪手法是很明显的。

造成潘鼎新和一些将领矛盾的真正原因有两个。

一是少数将领由于不适应越南北圻恶劣的气候环境而欲打退堂鼓，但遭到了潘鼎新的拒绝。潘鼎新和杨玉科、王德榜、方友升、赵济川的矛盾可能因此而起。

原来，潘鼎新到任不久，随带幕僚将弁勇丁因水土不服，或病或故，以至“员弁求去，幕府一空。由于瘴故者多，人皆视为畏途，不愿久留”。

但潘鼎新只准文员辞去，却不允武将告假，这样做自然会妨碍一些人。如杨玉科就曾告病乞假而未获准意。

至于王德榜的求去，情况则比较复杂。

王德榜曾有函与人谈及与潘鼎新不和，但实际王德榜的求去，主要对战事有畏难情绪。他曾给人写信：刻下营中僚佐纷纷告退，弟深虞孤立，兼蹈危机，欲罢不能，奈何为计？”王德榜的求去可能就是因此而生。

潘鼎新与诸将不和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有人争夺观音桥胜仗的战功。

观音桥之战后，清政府有旨奖赏有功将弁，按照当时的官场惯例，前敌稍为沾边的人都很容易以各种理由而列名保单得到奖赏晋升。但是，由于清政府实际上并不满意这一仗，奖赏是很勉强的，曾有旨严诫潘鼎新“当秉公保奖，切勿冒滥，致干咎戾”。

这就使了解内情的潘鼎新作难了，他对下既不敢明言枢廷的不满，对上义不敢像以往那样虚报滥保，只得严格控制保奖名单，以便上下敷衍。孰料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一些不明就里的将官产生误解，结果就闹出一场后果严重的争功风波。

在这场风波中，有些将弁是赤膊上阵，理直气壮地争功讨赏的。如黄玉贤，“当观音桥获胜后，黄玉贤禀请发给赏号，潘鼎新批饬不发”。不久，黄玉贤积劳瘴故，有流言谓潘“统将黄玉贤受逼而死”。又如王洪顺，“观音桥之役，王提督洪顺有功，潘抚不赏，故士卒皆无战心”。对法宣战后，王洪顺托病告假，不赴前敌，安居后路，造成极坏影响。

唐景崧当时无职无权，没有争功讨赏的资本，但他却认为观音桥之战的功劳主要是他的，他表面上不动声色，背后却进行一连串活动。

唐景崧准备脱离桂军另寻出路，这个念头他早在三月闻知徐延旭倒台时已有了，但一直迁延不去。观音桥之战后，知道自己在保单上没名后，他的去意始定，闰五月初十日，“慨然有归田之志”。到七月，终于在张之洞的支持下，率新成立的景军离桂赴滇而去。

唐景崧的离去，对广西前敌的损失是很大的，因为唐景崧入越留桂时间长，与越南抗法军民及桂军将弁勇丁均有联络，对于侦探敌情，鼓励将士，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离去后，潘鼎新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情报官员，以至不能正确判断敌情，影响了以后的战事。

综上所述，可见观音桥之战后，由于清政府的态度改变，从而激化了广西前敌的内外矛盾，以至饷项不供，将帅矛盾，影响士气，对以后的战事发生了消极的作用。

观音桥之战后，法国政府认为《中法简明条款》的草签已解决侵占全越的问题，现在是向中国讹诈和勒索巨款的时候了。

当孤拔舰队驶赴我国东南沿海进行武力威胁时，清政府曾命令天津、上海、山东、浙江、台湾、福建、广东等地戒备，但终因海防力量虚弱，而未能避免基隆、马尾被袭的厄运。

为了摆脱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六月十八日(8月8日)，清政府采纳陈宝琛的建议，欲派滇、粤、桂三省官军入越攻击北圻法军，以“牵制敌势”，“出奇制胜”。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讨论，最后形成七月初三日(23日)电旨所称的战略方针：

“应以进兵越南，规复北圻，俾彼族不敢悉众内犯，为制敌要策。”

但是，由于粤军无力进扰越南的广安，数万援越滇军又被数百法军吸引在宣光一隅，于是牵制侵越法军的任务便主要落在援越桂军的头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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