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蒋介石立即纠集其喽罗策划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以“东北复员委员会”的名义，向蒋介石提出东北复员问题的几项原则意见，其主要内容有:

(1)将东北三省改划为九省;

(2)在东北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总的施政方针;

(3)抽调一部分精锐“国军”长驻东北，并改编整训伪满军队作为军事辅助;

(4)将东北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基地;

(5)在人事安排上,争取中间派的合作,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但表面上要涂上一层民主、联苏的掩护色彩。

以上意见,经蒋介石基本同意。九月初，国民党明令公布“接收东北九省办法”,改划东北为九省和三个行政院直辖市。从此国民党内各派系对“接收”人选进行激烈的角逐与争斗。

二

关于“接收”东北的最高人选,听说当时是陈诚、张群、吴铁城、张治中、熊式辉等人都想去东北，最后由张群和吴铁城建议，经蒋介石决定，把“接收”东北的最高人选内定为熊式辉,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发表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

关于“接收”东北的组织，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是为东北最高军政机关。行营设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分别主持政治、经济方面的事务。下设“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负责指挥军队，维持治安。各省、市政府组织暂不确定，把伪满洲国地方机关“接收”以后,再按关内编制调整。

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熊式辉自兼,委员有莫德惠、朱霁青、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张作相、王树翰、达王等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政学系另一头目张嘉璈充任,委员有王家桢、马毅、张振鹭等人。行营参谋长经蒋同意调原东北军将领何柱国担任。不久，在蒋经国招待苏联大使的宴会上,何柱国饮酒过度，引起眼疾,终至失明,参谋长职务由另一东北军将领董英斌充任。同时发表蒋经国为外交部东北特派员,潘公弼为宣传部东北特派员。

十月八日，发表关麟征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那时龙云被逼下台，由何应钦、宋子文陪他到重庆。他逢人便骂杜聿明，表示欢迎关麟征去云南。蒋介石玩了一个手段，于十月十六日发表命令将杜聿明撤职,调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以安抚龙云。十月十八日,又发表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东北九省三市的主席、市长人选，由于各派系的角逐争斗，于九月五日才发表任命。蒋曾说过要“在东北籍立法监察委员中遴选”的一句话。各方抢夺的结果，发表如下:

辽宁省主席徐箴(曾任蒋介石家乡浙江奉化区专员，与CC头子陈果夫接近,以后又和张群有关系);

辽北省主席刘翰东(是陈诚在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

安东省主席高惜冰(曾在新疆依附盛世才,同CC及政学系都有一定关系);

吉林省主席郑道儒(吴鼎昌任贵州省主席时的秘书长,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也有关系);

松江省主席关吉玉(与孔祥熙有关系,抗战时期曾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张群对他也有好感);

合江省主席吴瀚涛(曾任张学良秘书,后来当了多年的监察委员);

黑龙江省主席韩俊杰(也是监察委员，曾长期追随于右任);

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原是一位水利专家，与李石曾有关系);

兴安省主席吴焕章(跟吴铁城关系密切，长期担任立法委员);

哈尔滨市长杨绰庵;

大连市长沈怡(杨、沈两人都与熊式辉、张群有关系)

沈阳市长董文琦(也是一个技术人员，在四川办过天府煤矿，曾入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高级班第二期受训,与CC拉上关系)。

吴鼎昌曾对我说:“长春市曾为伪满洲国都,原拟划为院辖市,后经我向蒋主席建议，才改为吉林省辖市。这样，我就替郑达如(郑道儒字达如)争得一个重要地方。”由此可见，当时各派系抢夺东北地盘内部勾心斗角可见之一斑。吴鼎昌虽将长春市争过来，但没想到半路上窜出一个蒋经国,直接向蒋介石保荐赵君迈充市长。赵君迈是北洋政府时代湖南军阀赵恒惕的弟弟，抗日战争期间任湖南省衡阳市长。蒋经国从赣南去重庆，每次过衡阳,赵都格外殷勤接待，逐步建立了密切关系。

各省、市委员、厅处长人选,陈果夫,陈立夫、陈诚、朱家骅、谷正纲等都向吴铁城、张群、熊式辉写信,介绍一大批人。熊式辉把所有各方介绍的信件和九省主席三市市长提出的名单，交中央设计局秘书处集中列表，请中央党部人事处和侍从室第三处根据人事资料赶制一份名册，在每人名下写出一段评语，分发给各省主席、市长，基本上以主席、市长提出的名单为标准，由熊式辉、吴铁城圈定，报经蒋介石批准。

“接收”吉林省的委员和厅、处长，经郑道儒和我研商安排，决定由吴至恭任委员兼秘书长,我任委员兼民政厅长(两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在贵州省政府任秘书、科长等职);王宁华任委员兼财政厅长(是陈诚介绍的复兴社分子,抗战中任中国农民银行总行主任秘书,跟CC也有关系);委员兼教育厅长胡体乾(留美学生，原任中山大学教授,是陈果夫、朱家骅介绍的);委员兼建设厅长徐晴岚(参加过共青团留学苏联，以后叛变，成为熊式辉的亲信，原任中央设计局秘书处长);委员兼吉林市长张庆泗(由吴鼎昌资助留学比利时学土木工程，抗战中曾任贵州省建设厅总工程师);会计长侯景文(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毕业，CC分子);警务处长谷炳仑(北京警高毕业,抗战中曾任贵州省湄潭县长、省府秘书处科长)。

根据东北行营规定:各省厅、处长一级称为“接收委员”，厅、处秘书、科长和县长一级称为“接收专员”。其他办事人员称“接收员”。省主席和省府委员由国民党政府明令发表，每一省市只准带“接收”人员二十五名，其他人员均以就地取材为原则。

“接收”吉林省的班底确定以后,郑道儒(原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就在重庆上清寺设省府办事处，开始筹备去长春“接收”的工作。一九四五年春，我接替于树德(他应于右任之邀去重庆任监察委员)任贵州省合作事业管理处长,八月十九日由贵阳到重庆述职,正赶上“接收”东北热潮,经吴鼎昌,郑道儒相邀,就参加了“接收”吉林的行列。

长春市虽划为吉林省辖市,但组织体制和直辖市一样,“接收”人选完全由赵君迈安排，内定罗涤之任市府秘书长:叶绍南(即孙大光，现任国务院国家地质总局局长)任社会局长;张炯任警察局长;肖仁树任财政局长。

三

一九四五年十月七日，熊式辉派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率领几个军事人员，郑道儒派吉林省府委员兼吉林市长张庆泗由重庆飞北平，九日抵长春。他们先与苏军总部进行联系,经苏军总部同意，设东北行营于长春,为熊赴东北作好准备工作。张庆泗是长春市人,他的哥哥张庆元曾任伪满国军上校团长,郑道儒派张庆泗打头站，利用张的家庭关系摸一摸情况,为郑去长春作准备。

当时,苏联政府由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关系，同意熊式辉进入长春。

十月十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以及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息、齐世英(CC骨干分子)、张潜华(与吴铁城关系密切)和热河省主席刘多荃、炮兵学校教育长金镇等共四十多人，分乘两架专机自重庆起飞，十二日抵长春。莫德惠原系东北军系统的政客，“九·一八”后投靠蒋介石，以所谓“社会贤达”身份活跃于反动政治舞台。这次去东北，蒋赋予东北宣慰使名义，负有向东北人民进行“宣慰”的职责;同时，熊式辉也想利用他拉拢东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和伪满军队的头子，为蒋的反动政权服务。莫德惠到长春后，经交涉取得苏军总部的同意,于十月二十一日乘苏军特备的一列专车，由长春到吉林，进行“宣慰”。当时，吉林市已经成立一个“临时维持会”,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由“九·一八”前当过吉林省教育厅长的马德恩负责主持。齐世英是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表的身份随熊式辉到长春视察党务的。当时，长春公开的国民党有两个党部:一是CC系的“吉林省党部”,由石坚任主任委员;一是朱家骅的“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简称党专),由罗大愚、关大成等人主持。由于齐世英到长春后，公开散布反苏、反共言论，经苏军向蒋经国提出严重抗议,蒋经国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令陈立夫将齐调回重庆，同时电熊式辉负责整理东北党务。

蒋介石原来企图利用中苏条约所规定的给予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支持的原则,通过外交交涉,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但当时东北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前，已经由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冀东、山东解放区人民武装部队分别沿北宁路及由山东渡海向关外挺进，与东北抗日联军一起,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整个东北，各地已相继建立了人民政权。熊式辉于十二日飞抵长春后，向苏军提出交涉，要求苏军协助国民党人员进行“行政接收”。苏军认为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纯系东北人民自己建立的，与苏军无关;至于“行政接收”那是中国的内政,苏军不便协助与干涉。后来蒋经国又提出派莫德惠到吉林,金镇去沈阳,张潜华去哈尔滨视察的要求,希望苏军予以协助。苏军总部只同意莫德惠到吉林,而对去沈阳,哈尔滨的人则不负安全责任,使他们一再碰壁。后苏军又提出，“凡在苏军占领区内由日军所使用之一切物件，均系合法的战利品”的要求。熊式辉和蒋经国不知如何应付,于是熊式辉遂于十月二十一日匆匆离长，二十二日返抵重庆,向蒋请示对策。蒋介石决定:

(一)由外交部把苏军在战利品名义下运走的东北工业设备、资财以及掩护共产党扩充武力，建立政权，阻挠国民党政府接收等情况，用备忘录形式送致苏联政府，并要求“尊重中国在东北的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

(二)饬令中央各部会及东北九省市重要接收人员迅即飞往长春，作好“行政接收”的准备工作。

(三)抽调中央精锐部队，立刻由海、陆、空三路向东北运兵，作好“军事接收”的各种准备。

熊式辉秉承蒋的指示，于十月二十四日又由重庆飞长春。郑道儒派吴至恭和我随同熊的专机去长春。中央设计局秘书处通知我们两人于二十四日早八时前赶到白市驿飞机场，我们一直等到上午十时,熊式辉才来。据说蒋介石临时又叫他去商谈,因此耽搁了很久。当天我们在北平住了一宿,二十五日下午到长春。

这是我第一次进长春。我和吴至恭住在东北行营即原伪满“满炭大楼”四〇六号。

四

熊式辉飞返长春后,按照蒋的指示,饬令东北九省市的主席和市长迅速飞长春。十月二十九日徐箴、彭济群、吴焕章、高惜冰、吴瀚涛、杨绰庵、沈怡等到长春;十一月四日到达的有郑道儒、吴吉玉、刘翰东等。他们分别住在“满炭大楼”二、三两楼。中央通讯东北特派员刘作舟也在二楼设置办事处，开始发布电讯。蒋经国再度向苏军总部提出“行政接收”的要求,希予便利和协助。

另一方面，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也于十月底到长春，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商洽中国军队在东北登陆问题。

熊式辉十月十二日第一次到长春后，苏军总部曾设宴并举行晚会招待。十一月九日，熊式辉在“满炭大楼”设宴答谢苏军总部高级负责人。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已回莫斯科，苏军参谋长出席宴会。东北行营请了一批京剧演员演了几出京剧招待客人,“接收委员”们被邀出席作陪。

十一月十日,熊式辉因“行政接收”仍未取得苏方同意,又匆匆飞离长春。当时膺集在“满炭大楼”的国民党中央各部、会，各省、市的“接收”大员共约四百余人。

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张嘉璈以东北行营代主任名义召集全体“接收”人员在饭厅讲话。他说:一个多月以来，迭经交涉，不但接收问题枝节横生，一再受阻,而且长春市内的安全也受到威胁。现奉熊主任转奉蒋委员长命令,从今天下午起开始撤退,所有行营人员除留董彦平副参谋长及少数军事人员以“中国军事代表团”名义仍留长春与苏军联系外，所有接收人员一律撤到北平待命。张嘉璈最后以哀叹的口吻说:“人生有限，国运久长。你们大家不要灰心丧气，到平静候指示。”

郑道儒,吴至恭和我,于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一时第一批乘行营预备的飞机飞离长春，傍晚时分到北平。郑道儒住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他哥哥家，我和吴至恭暂住郑道儒哥哥在王府井大街开设的千祥鞋庄，第二天迁居东北行营在国会街所设的北平办事处。

这次总撤退，是蒋介石在外交上对苏联采取的一次攻势。其目的在向世界宣告苏军阻挠中国政府在东北行使主权，从而违背中苏条约所承担的义务-“给予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尊重中国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其次,是企图借此唤起美,英帝国主义者在舆论上的声援与支持，并把中苏谈判的重心,从长春移到重庆与莫斯科。

五

在北平待命期间,郑道儒常常和吉林省府“接收”委员吴至恭,王宁华、胡体乾、徐晴岚及我研讨东北“接收”局势。郑道儒认为,共产党部队在苏军掩护下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通过外交途径顺利地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希望很小。我们只能依靠美国的帮助,从大后方运兵用武力“接收”,这样便形成内战局面。现在杜聿明已经指挥国军从山海关打出关外,遭到共军的坚强抵抗,虽有进展，然局势仍不容乐观。他对“接收”吉林缺乏信心。

我们住在东北行营驻平办事处，随时向行营秘书长胡家凤打听情况。十二月初，据胡家凤说:张嘉璈、蒋经国已经由重庆再次飞抵长春，与苏联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正在商谈，局势已有转机。后来，胡家凤又告诉我们:苏军总部答应派联络员协助我们前往各地“接收”。十二月二十二日，赵君迈已“接收”了长春市。二十七日董文琦已“接收”了沈阳市。但是郑道儒对“接收”前景仍抱悲观。这时他患关节炎,行动有些困难,但并不严重,正在服药治疗中。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我们接到胡家凤通知，叫吉林省府“接收”人员，于六日上午乘行营飞机去长春。他说:行营所编的保安第二总队刘德溥部(伪满“铁石”部队)，已于五日空运长春。郑道儒为人圆滑谨慎,没有十分把握，决不冒险。他跟我和昊至恭商量,决定暂不去长春,要观望一段时间再说。他说:“我打算派王宁华暂代主席职务，希望你们两人与王开诚合作。”商定后，他就称病住进东交民巷德国医院，由吴至恭报告胡家凤代向行营请病假，主席职务由财政厅长王宁华暂代。当天晚上,郑道儒约王宁华、吴至恭和我到德国医院商谈。王宁华稍作谦逊后，答应了郑的委托。郑嘱王宁华到长春后,直接秉承张嘉璈进行“接收”,遇事随时跟吴至恭和我协商处理。

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上午,吉林省府“接收”人员我和王宁华、吴至恭等二十五人由北平飞抵长春。随即接到通知:张嘉璈请我们吉林省“接收”委员到他的公馆吃晚饭。我们一到长春，立即了解到吉林早成立了人民政权,虽有苏军联络员陪同前去,没有得到人民政权的谅解，我们怎么可能顺利“接收”呢?王宁华和我们研究决定,要求张嘉璈批准吉林省政府在长春先行启印视事，进行去吉林的准备工作,请行营与苏军联络,允许我们派人先“接收”长春与吉林之间的九台县。如果“接收”顺利，我们第二步再去吉林。主意商定后去赴宴。张嘉璈叫我们七日上午由苏军联络员陪同去吉林“接收”,成立“吉林省政府”和“吉林市政府”。我们向张陈述了我们的看法，并把预先准备好的一份请求在行营内先行启印视事的呈文请张批准。张嘉璈先不答应,经我们一再要求,才勉强同意。这样，我们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开始在东北行营进行“接收”吉林的罪恶活动。

六

王宁华是陈诚系的复兴社分子，当时陈诚还把持着三青团中央团部,所以中央团部派王宁华兼任三青团吉林支团筹备处主任。

王宁华、吴至恭、胡体乾和我四人,在行营四〇六号办公，每天接见许多在长春和从吉林各县、市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系统和东北“党专”系统的党务分子,以智学礼、崔万宝为首的“东北青年联盟”分子(系长春大专学校学生组成)。

吉林省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

(一)组织“吉林省政治工作总队”，任务是:(1)搜集吉林各县、市伪满时有关政治、经济的资料;调查现在的情况;(2)联系当地有声望的士绅和倾向国民党政府的青年和学生，为展开“接收”时准备人才,推我兼任总队长。

(二)编组“吉林省警察总队”,由王宁华兼总队长。

(三)派张骏图为长春县长,乔树芳为九台县长,纪幕天为农安县长。

伪满长春县公署设在长春市内,经征得张嘉璈同意,派张骏图首先“接收”长春县。

王宁华每天忙于接洽收编伪满警察、地主武装、土匪部队，并和李光复、郭铁生等密商筹组吉林市和各县三青团分团。胡体乾每天接见伪满时教育界的反动分子，为“接收”学校作准备。我则筹组“吉林省政治工作总队”,决定总队下分两个大队,派“党专”长春办事处负责人王宏文介绍的董郁青任第一大队长，担任王宁华编组的“吉林省警察总队”的政治训练工作(警察总队由原任伪满吉林市警察队陈惠民部为基干，后改称“吉林省保安第一团”)，派“党专”分子刘民悦为第二大队长,第二大队为地区队，每县编组一个县政工队，每队设队员五至七人,在未“接收”前,担负搜集资料、情报，联络当地士绅青年。各市、县政工队队长、队员，有的是“吉林省党部”组织科科长张一中介绍的省党部分子;有的是王宏文介绍的“党专”分子;有的是智学礼介绍的“东北青年联盟”盟员。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张嘉璈通知我们说:已与苏军总部交涉好由苏军派联络员协助“接收”九台县。我们当即派乔树芳前往，他随带警察队一个班，由苏军总部派联络员一人陪同，从长春乘火车前往。

当晚十一时，乔树芳狼狈逃回。据他报告:到九台车站时，站上已有九台县人民政府派的武装部队布岗警戒。经苏军联络员联系后，县人民政府负责人允许乔树芳带领随从文职人员进城，警察队留在火车上，不许进城。乔进城后，看到沿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房顶上架着机枪，警戒森严。他说他曾会见人民政府负责人，进行谈判。人民政府负责人告诉乔树芳:伪满解体后,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自己已组成了地方政权。现在重庆正在开政治协商会议，我们主张成立有各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如果你们同意,我们可以协商，否则人民已经组成的政权，不能随便交出。乔树芳说:我是奉命前来“接收”国家主权,至于组织联合政府，我未奉上级指示,不敢擅专，只好回去请示。苏军联络员说:“这是你们的内政，我们不便干涉。”这样，乔带领原班人马回来。第二天王宁华将情况向张嘉璈汇报了。张说:“我们不能承认联合政府，我再向苏军交涉，你们听候消息。”一月二十九日，张嘉璈通知我们:这回交涉好了，一定能“接收”到九台、农安两县。我们就派乔树芳、纪幕天分别去九台、农安。乔树芳去后,派员来报告说:九台县人民政府已迁到营城子煤矿区办公，留下《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大意是:国民党不应依靠武力抢夺人民十四年艰苦奋斗得来的胜利果实。人民政府为了表示和平诚意，暂迁乡区办公。你们应该派员前来协商，组成地方联合政府;否则，人民决不能容忍国民党独裁的法西斯统治。

在我们一月六日第二次进入长春以前，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已于一月一日在苏军联络员陪同下,“接收”了哈尔滨市。我们到后，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和松江省主席关吉玉，又分别于一月十日和十二日在四平和哈尔滨正式就职。

一月二十二日,宋美龄偕蒋经国飞到长春，代表蒋介石感谢苏联红军援助，借以加强苏军的好感。她在原伪满“中央银行”举行盛大宴会,宴请苏军总部高级负责人,在“满炭大楼”的“接收”委员们均被邀出席作陪。苏军参谋长声称: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因公回国，正从莫斯科赶回，以便亲自招待。宋美龄致词时,由蒋经国亲自作翻译。

据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经国曾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资格飞往莫斯科,于十二月三十日谒见了斯大林,陈述了国民党政府关于中苏战后在东北地区经济合作问题的意见，主旨是在经济问题上对苏作较大的让步以换取苏联帮助“行政接收”。一九四六年一月，苏联政府就这个问题给国民党政府一个备忘录，说:“东北各省内曾被日军利用的一切日本企业，均经苏联视为苏军的战利品”,要求国民党政府予以承认。蒋介石把这个内容秘密地通知它的靠山美国政府。二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雅尔达协定或中苏条约,都没有规定给苏联以任何优先赔偿,或允许苏联对于东北境内日本资产的要求。”从此，这个问题便扩大成为国际上的问题。二月末,美国政府指示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提议组成一个以美国人鲍莱为首的联合国调查团，于三月初抵长春进行“调查”。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派吉林省教育厅长胡体乾、合江省财政厅长祝步唐(两人均系留美学生)负责招待。他们在屋子里根据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秘书张大同等供给的资料，编制了一份苏军运走东北工矿设备器材统计材料交给调查团。据胡体乾告诉我,那份统计材料估计苏军运走的资财共值约一百亿美元。

另一方面,熊式辉于三月初到锦州设置行营，与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杜聿明当时在北平治病)指挥美械装备的蒋军第五十二军于五月十三日进入沈阳，并继续向抚顺进犯，新六军、九十四军等向辽阳进犯。国民党所操纵的反动报纸,公开宣传共军“阻挠国军接收东北主权”，在蒋管区掀起一股反苏、反共的恶浪。蒋介石公然违背政治协商会议协议规定的元月十三日全国停战令，坚持武力“接收”东北主权,扩大东北内战。

东北民主联军为牵制蒋军在南线的进攻，于三月中旬向长春周围集中，发动第一次解放长春的战役。“接收”了九台、农安两县的乔树芳、纪幕天,被当地老百姓赶回长春。东北行营派陈家珍为长春防守司令，指挥行营保安第二总队刘德溥和第四总队许赓扬部，王宁华指挥吉林省保安第一团陈惠民部和由张一中收编的敦化蛟河地区的土匪张雪棠部协助防守。吉林省政府委员会决议,派我率领从关里带来的“接收”人员二十五人于三月二十五日由长春乘飞机撤退到锦州。三月二十日，我们在长春东北行营各单位的接收人员代表曾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给行政院拍发一个电报，指责熊式辉“徜徉于平锦之间,置长春接收人员的安危于不顾”,请立即派飞机把我们从长春运回安全地带。因此,二十四日起,陆续来飞机运人。二十四、五两日在哈尔滨的杨绰庵、关吉玉和黑龙江省主席韩俊杰等人，也逃回锦州。我们都住在锦州的东北行营招待所里。

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上午,熊式辉召集我们参加扩大“总理纪念周”。他在会上讲话，说:“中了秀才,字字珠玑;名落孙山，句句狗屁。我带领你们从外交途径‘接收’东北主权，已告失败，自然是‘句句狗屁’了。但是,东北是我们的民族复兴根据地,蒋委员长决心以武力收复东北，国军有足够力量，一直打到满洲里，将共军压缩到山区。你们暂回北平待命。”

这样，我又率领吉林省府“接收”人员于四月一日由锦州坐火车第二次撤回到北平。四月二日忽得行营秘书长胡家风通知，叫我于四月三日再飞锦州，说熊主任派你参加东北执行停战小组工作。四月三日下午,我又偕吉林省府“接收”专员刘守刚飞到锦州。四日上午熊式辉召开会议，宣布重庆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达成协议，由北乎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东北执行停战令的四个小组(即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等组)分赴前线执行停战令。定于四月八日在沈阳开国、共、美三方代表第一次会议,派行营中将参议赵毅为二十七小组组长，我为副组长。二十七小组为中心小组，驻沈阳负责同各组联络，限我们于四月七日以前到达沈阳。从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到五月二十四日,我住在沈阳中苏联谊社,参加执行停战小组工作，与中共二十七小组组长副组长饶漱石、李敏然(李立三)、伍修权等敷衍应付，执行蒋介石假和谈真大打的阴谋策略。在四平街会战中，蒋军遭到沉重打击。东北民主联军四月十四日到十八日经过激烈战斗解放长春，蒋军长春防守司令陈家珍、吉林省代主席王宁华、长春市长赵君迈等都被俘虏。中共为了再一次表示和平诚意，指示东北民主联军主动让出长春，蒋军廖耀湘部新六军于五月二十三日侵占长春。二十四日蒋介石飞到沈阳亲自布署进一步扩大东北内战。

五月二十四日熊式辉下手令派我以吉林省政府委员本职在赵君迈被俘期间兼代长春市长。我于五月二十七日偕同市府秘书长刘守刚、警察局长许赓扬等第三次进入长春，就任兼代市长职务。后经蒋经国活动,经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中共代表同意:赵君迈与在沈阳被关押的人民作家金人交换,将赵君迈释放回长春复职。我于七月二十七日交代后，于八月六日到吉林就任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职。

一九七八年五月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辑，有尚传道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