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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欢 刘晓云

摘要：本文以6个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朗读的英语片段为样本，采用主观投射测试法，考查河北地区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对各种英语口音的感知能力和语言态度。结果显示，被试者对美国、英国口音的评价普遍高于其他变体，同时对轻度中国口音的评价也高于其他变体。培训后的被试者对口音的感知能力有显著提升，且被试者对各种口音的评价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刻板印象有所缓解，但仍存在一定的文化定式和偏见，针对大学生的英语语音知识和多元文化意识的培养有待加强。

关键词：语言态度；口音感知；英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

一、研究背景

由于地域、生活环境及文化程度的差异，英语口音演变出各种变体。各种英语口音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外部环境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各自的特点。因此，口音可以提供关于一个人的地理区域、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等信息。在日益增多的国际交往中，对多元英语口音的感知和理解能力决定了沟通、交流的效果。人们对多元英语口音的语言态度也反映出对某种语言变体及其背后社会文化的认识和评价，影响在交流、教学和发展等方面的选择。

例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标准英式口音变体的地位较高。而到了21世纪，随着美国经济发展和美式文化的传播，美式口音变体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成为人们学习和模仿的模板。不仅如此，口音也可能在交际中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利普 － 格林（Lippi-Green 1997）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深入探讨了诸多社会现象中折射出的口音歧视，以及这种歧视所带来的不公。诺顿（Norton 2014）的研究也表明，很大一部分人会将英语口音与个人英语水平、教育程度、甚至专业能力挂钩。然而，上述研究大多集中在英语使用国家，而由于其人口组成的历史原因，有比较特殊的地域性，并不适用于我国的英语学习者。

我国英语学习者在课堂上学习的英语大都是标准的英式或美式口音，缺乏对其他英语口音的接触及其文化的了解。而在国际交往中，多元英语口音势必会给一直学习标准英美口音的学习者带来理解和交流方面的挑战。高一虹、林梦茜（2008）调查了大学生奥运志愿者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对各种英语变体的了解和态度，研究发现志愿者对非标准英语口音缺乏了解，且在态度上有较明显的偏见和文化定型，因此亟须将多种英语变体和多元文化意识的教育纳入奥运志愿者培训和常规语言教育中。高一虹、许宏晨（2019）通过调查大型国际活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前后大学生志愿者对多元英语口音的态度发现，志愿者在活动后对各种英语语音变体的了解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然而语言的刻板印象并没有消除。

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对多元英语口音的语言态度的反馈上，而在二语习得方面，准确感知是准确产出的基础，对口音的准确感知也可以促进口语产出准确度。蒋跃、袁家宏（2012）研究发现，母语者比二语者对外国口音更敏感，且母语者和二语者对口音的感知分别依赖不同的感知征兆。母语者通过音段音位偏差和语句整体的基频变化对口音进行判断，而二语者主要通过语速和停顿对口音进行识别。

相较英语母语者，英语二语学习者更能理解带口音的英语。李景娜、王遥（2015）研究发现，非母语者的语言经历对口音感知敏感度有显著促进作用，且音段音位能够显著影响二语口音离变程度，而语调的作用依不同听者组而异。上述各项研究侧重语音识别方面，对语言态度方面的探讨不够全面。

本研究尝试把语言态度和语言感知相结合，从跨文化交际、音系学及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进行多维度研究。希望通过了解我国英语学习者对多元英语口音的感知及适应能力，制订出更有针对性的跨文化交际策略，减少歧视性态度和行为，提高跨文化沟通效率，为国家提供更多国际化的储备人才。同时通过测试英语学习者对多元英语口音的感知程度，了解语音习得方式和规律，为语音教学实践提供参考资料和数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1. 河北高校英语学习者对多元英语口音的感知能力。

2. 河北高校英语学习者对多元英语口音的语言态度及原因。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54位河北地区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以6个英语口音样本为实验材料，对被试者产生的主观态度进行量化分析。被试者在实验中听各种英语口音的录音，对每位朗读者在权力、能力、亲和力和地位等维度做出评价，并判断朗读者来自的地区。

（三）研究设计

实验选取不同英语口音的语音材料，以主观投射法考查被试者对不同英语口音的语言态度和语音感知。录音材料是一段日常会话，时长控制在15秒左右。6位朗读者来自6个国家和地区，分别为英国（标准英式口音）、美国（标准美式口音）、中国（轻度口音）、印度（重度口音）、西班牙（轻度口音）、法国（轻度口音），他们均为在校男性大学生。在问卷中用来评价发音人特征的量表借鉴高一虹等人使用的7级语义区分量表，共涵盖6个范畴：社会地位、教育程度、亲和力、工作能力、沟通能力、运动能力。被试者在6个层面对口音样本的朗读者进行打分，同时要判断朗读者的所在地区，即在给出的6个国家中进行选择。实验过程中，每个样本依次播放2遍。最终统计被试者对不同口音的辨识正确率及各口音语言态度得分，对比培训前后的差异。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Praat 5.3.56对音频进行编辑标注，E-Prime 2.0 设计口音感知实验，使用7级语义区分量表统计被试者的语言态度，采用SPSS 21.0进行显著性差异数据分析。在口音感知实验中，6个口音样本随机排序，依次播放2遍，被试者需对朗读者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亲和力、工作能力、沟通能力、运动能力打分，1分最低，7分最高。然后被试者判断朗读者的所在地区，在给出的6个国家选项中进行选择。

三、研究结果

（一）各英语口音变体识别正确率结果统计

在语音感知方面，被试者需要对朗读者的所在地区做出判断。实验发现，前测中被试者对各国口音的辨识正确率都比较低，从高到低依次为：印度57.41% ＞ 中国 40.74% ＞ 美国 31.48% ＞ 西班牙25.93% ＞ 英国 ＝ 法国 24.07%。除了印度口音外，其他口音的辨识正确率基本在 50.00%以下，说明被试者对多元英语口音缺乏了解。在接受完口音相关培训的后测中，被试者对6个样本的辨识正确率都得到了提升。辨识正确率分别是：印度 81.48% ＞中 国 ＝ 美 国 59.26% ＞ 英 国 48.15% ＞ 西 班 牙33.33% ＞ 法国 29.63%。

被试者对印度口音的辨识正确率最高，推测原因是印度口音同时具有比较明显的超音段特征及音段音位特征，尤其是语调特征明显，所以被试者可以比较容易辨别出和标准语音的偏差。其次，辨识正确率较高的是美国样本和中国样本，正确率均为59.26%。究其原因，生活中各种渠道的大众媒体都会经常出现美国流行文化和体育文化等内容，被试者有大量接触美式英语的机会，因此对美式英语口音比较熟悉；中国样本也是被试者生活中接触最多和最熟悉的。这与高一虹、林梦茜（2008），高一虹、许宏晨（2019）等的部分研究结果一致。后测中，英国（48.15%）、西班牙（33.33%）、法国（29.63%）三个样本的辨识率比较接近，正确率都不高，被试者对轻度口音的分辨仍存在难度，并且很多被试者会混淆这三种口音，将轻度口音辨识为标准口音。

原因可能是来自西班牙与法国的朗读者在总体语调方面会跟英语比较相似，加之被试者在没有接受培训前对音段音位特征缺乏了解，无法从音段音位角度进行辨识，因此造成分辨困难。由此可进一步推测，超音段特征，如语调，更有利于人们辨识重度口音；而辨识轻度口音则需要具备更精准的音段音位依据和更敏锐的感知。因此，未经培训的被试者在辨识轻度口音时会存在一定的难度，而经过系统语音意识培训后，他们辨识轻度口音的能力提升，可以较准确地辨识朗读者是否为英语母语者，然而在判断朗读者的所在地区方面仍存在困难，原因还是对该地区母语语言和文化特征不熟悉。

（二）语言态度研究结果

被试者在听完录音后对朗读者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亲和力、工作能力、沟通能力、运动能力打分，1分最低，7分最高。每个样本得分取6个维度的平均分。在前测中，样本的得分排序为中国（5.09） ＞美国（5.03） ＞ 英国 = 法国（4.92） ＞ 西班牙（4.73） ＞印度（4.35）。在后测中，样本得分的排序为英国（5.52） ＞ 中国（5.39） ＞ 美国（5.33） ＞ 法国（5.28） ＞西班牙（5.26） ＞ 印度（4.97）。在后测中，被试者对6种样本的打分都有显著上升，平均提高了0.45分，说明教学干预能有效促进刻板印象的积极转变。

在前测和后测中，美国口音和英国口音的得分均领先于其他口音，说明标准口音获得的认可度更高，与其他研究结果类似。印度口音的得分在两次测试中均最低，说明被试者受文化定式影响。但是印度口音的后测得分高于前测，说明刻板印象存在改观。西班牙口音和法国口音的得分比较相近，两次测试都处于中间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此次实验中的中国口音的得分总体处于较高水平。而在此前的同类调查中，被试者对中国口音英语的认同度都不高。

究其原因，首先可能是随着近年来中国形象在国际活动中提升、民族自信心提高，大学生对本土英语变体的认同感在不断加强，由此可见语言态度是动态发展的。其次可能是朗读者虽然带有轻微口音，但总体上与标准英语口音较为接近，而人们普遍认为只带有轻微口音的本国人受过较为良好的教育，且更具有亲和力。而如果将本土英语口音样本替换为较重的中国口音，则会大幅激发被试者的负面评价。因此，人们对本土英语口音的评价具有两面性。最后可能是朗读者的音质较好，嗓音表情积极，在非言语交流方面带来了正面反馈，这同时印证了跨文化非言语表情的编码和解码具有“同种族文化优势效应”（蒋晓鸣 2020）。随之带来另一个问题，即语言态度同时也受音高、语速、音质、语音面貌甚至个人喜好的影响，主观性非常强。被试者产生的语言态度是基于说话者个人印象还是群体印象，很难量化和区分。

因此，被试者对不同朗读者的语言态度不一定仅仅是受口音的影响，而是一系列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如何在后期试验中减少其他因素造成的影响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四、结论

本研究有如下几点发现：（1）总体来讲，被试者对重度口音（印度口音）辨识率最高，辨识依据主要为超音段特征。此外，中国英语口音及美、英“标准变体”的总体辨识正确率也较高。被试者对轻度口音（西班牙口音、法国口音）的总体辨识水平较低。所有口音的辨识正确率在培训后均有显著上升。（2）培训前，被试者判断口音是否标准的依据主要依赖超音段特征，如语调，因此可以判断出重度口音，但对轻度口音感知不敏感。

在经过系统培训后，被试者可以通过音段音位特征辨识出轻度口音，但对口音归属地区的辨识仍存在难度。（3）在语言态度方面，前测中总体评价排序自高至低是：中国 ＞美国 ＞ 英国 = 法国 ＞ 西班牙 ＞ 印度，后测为：英国 ＞ 中国 ＞ 美国 ＞ 法国 ＞ 西班牙 ＞ 印度。被试者对标准英语口音（英国口音、美国口音）和较标准的本国口音（中国口音）的认可度都比较高，轻度口音其次（法国口音、西班牙口音），重度口音（印度口音）最次。综合来看，学生在进行过相关语音知识培训后对各种口音的认识均有上升，刻板印象有所缓解。

综上所述，教学干预能有效减少刻板印象的产生，增加被试者对多元口音的包容度，激发学生对多元语音与文化的学习兴趣，从而对跨文化交际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应加入多元语音与文化意识的培养。英语口语及语音教学也可以通过不同英语口音的对比培养学生的语音意识，引导他们总结各种口音的特点和规律，强化其对英语语音、语调的学习和掌握。然而，本研究还有诸多不足之处，如由于种种原因受试者人数较少，不能充分反映整体受众态度。样本的语速、音量、音高等参数控制不够严格，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受试者的判断。此外，研究还发现，语言态度的主观性非常大，除了口音外，朗读者的音高、音量、语速、精神面貌等因素均可对语言态度造成影响。尤其是音质好、情绪饱满的朗读者更容易得到正向反馈。因此，语言态度是一系列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引用文献

高一虹，林梦茜. 2008.大学生奥运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奥运会前的一项主观投射测试研究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86-92.

高一虹，许宏晨. 2019. 中国跨文化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一项主观反应测试研究（英文）[J]. 中国社会语言学，（1）：13-35.

蒋晓鸣. 2020. 文化互鉴视角下非言语表情的嗓音编码和解码[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16-124.

蒋跃，袁家宏. 2012. 对二语英语自然言语中外国口音的感知的研究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96-100，128.

李景娜，王遥. 2015. 语言经验在听者感知英语外国口音程度中的效应研究 [J]. 外语界，（1）：80-87，95.

Lippi-Green. 1997. English with an accent：Language，ideology，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M].New York：Routledge.

Norton. 2014. Identity and language learning：extending the conversation [J]. Mcgill Journal of Education，49（1）：255.

注：本文系河北师范大学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河北英语学习者对多元英语口音的语言态度以及敏感度研究”（项目编号：S20Q012）的最终成果。

（本文首次发表在《英语教师》2023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