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事变发动兵谏最初由谁提出，目前已盖棺定论。

“我只是西安事变名义上的主角，实际上，他才是主角。”

这是晚年的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所说，而话语中的“他”，正是杨虎城将军。

1936年12月，张学良在洛阳劝谏蒋介石失败，回到西安后，向杨虎城义愤填膺地说明情况。

杨将军权衡利弊，最终做出大胆设想：

“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此话一出，少帅默然无声，却没有反对。后来，西安事变的整体脉络和此等想法竟真的如出一辙。

但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张杨二位将军虽有想法，却欠缺一把实施想法的“火”。

关键时刻，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事态发展的方向，而此人行动的幕后推手，正是孙夫人，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宋庆龄先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群情激愤之时，蒋介石却一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1933年1月，《独立评论》发表锐评：

“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它使中国变成‘一大块肥肉’，让日本从从容容地一刀一刀地割去。”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后，学生上街游行，愤怒呐喊：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而在国民党内部，自从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蒋介石、国民党右派与左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元老认为，蒋氏如今之举，违背孙先生初心，是为逆潮流之行径。

1931年，共产国际特使“牛兰夫妇”被国民党特务会逮捕，行径可恶，影响恶劣。

宋庆龄联合国际进步组织和进步人士，积极参与到营救行动中，最终不负众望，成功解救。

对于此次事件，老蒋怀恨在心，甚至有几次对孙夫人动了杀心。

但考虑到宋庆龄在国内外的影响巨大，加上宋美龄的不断“警告”，蒋氏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

此时的蒋介石面临内外三重压力，亟需让自己“释压”。

所谓的三重压力，一重为日本法西斯侵略我国领土之压力，另一重为其誓要剿灭红军之压力，再一重则为国民党内部，即左派对其之压力。

而随着抗日战争逐渐处于胶灼状态，日军对我国之践踏愈发凶狠残暴，其行径遭国人痛恨。

可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蒋氏依旧沉迷于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春秋大梦中，大肆逮捕屠戮革命人士和爱国志士，逐渐引得国人不满。

舆论压力倾倒性地向蒋介石扑来。

出于这一点，老蒋虽然没有放弃“剿共”，但也开始暗暗寻求与中共取得联系，向外传递“要联共抗日”的信号，企图挽回一下自己的名声。

毕竟前不久，他残忍杀害方志敏的事迹，让其本就差劲的人设再度受挫。

老蒋将此事交给了宋子文，宋子文则将此事告知宋庆龄，希望二姐给自己出谋划策。

孙夫人当即想到一人，并说道：

“此人，尚还是你的好友呢。”

“哪位好友？”

“董健吾。”

1960年6月，埃德加·斯诺再度来访中国，就曾提到面见“王牧师”的请求，此人，正是董健吾。

董健吾被誉为“红色牧师”，曾数次出入苏区，屡建奇功，是一名老共产党员。

抗战时期，他曾受周恩来和陈赓委托，在上海秘密成立一家幼稚园。

董健吾利用自己牧师的身份做掩护，一方面，从事着我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另一方面，收养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的子女，为我党筑牢坚实保障。

当听到宋庆龄提到自己老同学的名字时，宋子文霎时眼前一亮。

因为如果孙夫人出面，直接和陕北取得联系，便会让老蒋抓住把柄，届时国民党内部不知会掀起怎样风雨。

派董健吾作为代表，或许更加妥当。

董健吾还有个女儿，名叫董惠芳，年纪轻轻就被培养成我党的小交通员。

1932年隆冬的一天，他把女儿叫到身旁，嘱咐道：

“从今天起，你要经常去宋庆龄先生家送信，宋先生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也是他的夫人，是德高望重的国母。你去她家送信这件事，除了我之外，不能对任何人讲。”

这天，他专门为女儿借来一件皮大衣穿在身上，这让一直穿着破旧棉袄的小惠芳有些不太适应。

董健吾接着说道：

“你不是去做客人，而是去工作，为孙夫人工作。”

就这样，董惠芳开始往返于董宋两家，寒来暑往，未曾停歇。

1936年1月，董健吾收到宋庆龄托惠芳带回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请董先生至敝舍晤谈。”

第二天一早，董健吾立即前往宋庆龄寓所。

宋庆龄递给他一封信，希望他即刻动身，奔赴陕北瓦窑堡，将这封重要信件交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中。

虽然没有被告知信中的内容，但从孙夫人一再强调的口吻中，董健吾能感受到，此行兹事体大，不得有失。

以防不测，董健吾化名周继吾，宋庆龄则给了个他“国民政府财政部委员”的身份，以及由孔祥熙签署任命其为“西北经济特派员”的委任状。

临行前，宋庆龄交代他：

“万不得已时，可以去找张学良。”

宋先生的这番考量极具眼光。

因为少帅经过此前几轮战役的消磨，如今亦是元气不足。对于自己的大哥蒋介石，也开始心存芥蒂，毕竟被坑得太惨了。

考虑到以往东北和苏联的关系不和，或许本次见面，亦不失为一个促进双方合作的良好契机。

基于这一点，张学良大概率会提供帮助。

董健吾抵达陕北后，虽然找到了张学良，但少帅起初并不相信此人。

还专门致电南京，询问真假，结果确有此事。

少帅一改谨慎的态度，欣然提议将自己的私人飞机借予董健吾，派人将其护送到边境。

同年2月26日，董健吾和张子华抵达瓦窑堡，随后便将所携信件交予延安方面。我党对于此次合作高度重视，并回电南京：

“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谈判。”

至此，董健吾亦成为“四一二”政变后沟通国共双方的第一个联系人。

如果把西安事变看作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交响乐，那么宋庆龄先生派董健吾来陕北送信，宛然组成了前奏。

通过董健吾与多方的会面，宋庆龄成功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传递出去：

国共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

孙夫人的想法和我党领导人的意见不谋而合，基于此，劝蒋来联合抗日成为事态下一步发展的走向。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明确宋庆龄的意思后，也开始积极和我党进行秘密交流。

在正式发动事变之前，少帅曾于深夜探访叶剑英，并商讨相关事宜：

“蒋介石要我执行命令，同你们打仗，这是会让形势更加严重，你觉得如何？”

“张将军认为呢？”

“这件事困扰我很久，但是，内战绝对不能再打……苦迭打，抓他起来。”

所谓“苦迭打”，即政变的意思。

再加上1936年3月，苏联支持外蒙获得独立，少帅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喜，认为借苏联之力谋东北独立，使其脱离当前日本之魔爪亦未尝不可。

9月，中共中央派遣潘汉年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谈判。途中，他还专门拜访了宋庆龄先生，并传递了毛主席的书信：

“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希望您‘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敦促国民党中枢迅速改变错误政策，实行抗战。”

这样一来，陕北的几方势力逐渐开始拧成一股绳，并开始暗自交流，布“合作之局面”。

但老蒋安插在陕北的探子个个敏锐得很，很快就闻风听讯，并将陕北蠢蠢欲动的情况上报南京。

老蒋得知后自然不乐意。

“我派你是去‘剿匪’的，你却和匪打成一片。”

刚刚解决完两广事件，他又气急败坏地亲赴陕北督战，并已经暗下决心，将东北军和西北军调离。

这一去，倒是省了少帅不少工夫。张学良多次劝谏蒋介石，希望他可以停止剿共，一致对外。

老蒋：“就算你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

其实，此时蒋介石的内心极其矛盾，他既然让宋子文想方设法和中共进行交流，又为何还催促张学良继续“剿共”呢？

由此看来，目前蒋介石推行任何计划的大前提，皆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行。

与此同时，蒋当时派遣张学良前往陕北剿共，其实是起到一石二鸟之功用。

他想借少帅之手消灭红军，但反过头来，蒋亦希望通过红军的牵制，对东北军势力造成实质性的削弱。

东北军不是他的中央军，故而亦不会过多疼惜。

多次劝谏无果后，张杨二人最终发动西安事变，由“劝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

其实，早在1933年，宋庆龄先生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国际，并利用自己的这一身份在国内外积极开展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都为之震惊，却也开始各自谋划着下一步计划。

五天后，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奔赴西安，和蒋介石谈判并秘密商讨相关事宜。

关于他们谈判了什么内容，我们无从得知，但在这中间，还出现过一个小插曲：

双方谈话的内容竟然泄露了，还被媒体传播了出去。

老蒋对此十分气愤，认为是我党将内容向外辐射，实则另有隐情。

西安事变爆发时，共产国际指派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在宋庆龄的帮助下进入延安，将事变的相关消息第一个传向世界。

孙夫人的这一安排，不能说巧合，却也绝非偶然。

因为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同样在西安。同样作为外国记者，二人的待遇却有所差异。

工作人员对待史沫特莱，除保密工作做得周到，就连日常使用的饭食都是专人来送。

但海伦却一直被暗示尽快离开此地，接待人员对她也没有对前者那样上心，就连行动都被暗中限制。

出于记者敏锐的职业直觉，她断定西安会有大事件发生，但无奈于自己的正常工作受阻，海伦最终只得离开西安。

这样一来，史沫特莱成为西安事变爆发时，现场唯一外国记者。

她对世界的报道，实则是打响了西安事变舆论导向的第一枪。

而在1980年版本的《周恩来选集》中，宋庆龄提到：

“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这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

由此看来，孙夫人亦明白，史沫特莱的部分行动对我党的工作造成阻碍。

但其对于西安事变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

毕竟，老蒋同意“合作”的话都被她报道到国外去了。蒋介石一旦反悔，则会被人抓住把柄，戳脊梁骨。

所以面对国民党方面时，宋庆龄的说法又有所改变：

“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

由此考虑，宋庆龄先生并非偏向于哪一方，她是在真真正正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尽心尽力。

乱世偏能毓杰英，眉间瑞气昔纵横。

其实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先生就已经和蒋氏在政治道路上分道扬镳。

她如同久经风雨、征服浪潮的海燕，在属于她的那一片民主自由的大海上翱翔，始终为国家和人民而奋斗。

但在1937年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却出现了一位优雅知性的女性背影，此人正是宋庆龄。

她同意了1936年9月毛主席在信中的请求，这是宋先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虽然最终她“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没有被通过，但在当时，亦客观助推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大趋势。

七十载革命生涯，她始终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站在一起，为我国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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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此间】

【编辑｜长庚】

参考文献：

《西安事变后宋庆龄是否主动要求亲赴西安》 郑麦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 中共党史出版社

《西安事变新探》 杨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