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1日，宝岛《希望杂志》上突然刊发了一篇署名张学良，题为《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章，并作为创刊号发表在本刊的第一期。

由于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此文一经传出，瞬间轰动各界。老蒋大发雷霆，严令手下立刻撤刊，查禁杂志，封锁舆论。

远在美国的于凤至得知此事后，气愤不已，并向外界呼吁，传递“实属台当局伪造”的信息。

“张学良”在文中提到：

“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人民，反而害了人民。”

可实际上，忏悔录并非张学良亲笔所写。既然如此，此等想法自然不是他的真情流露。

晚年谈到此事时，少帅亲口承认：

“西安的事我不后悔，至于什么《西安事变忏悔录》，那是蒋经国把我写给蒋介石的信私自乱加改编的，根本就不是我写的。”

或许西安事变算得上少帅掌权时，所做的为数不多的正确之事，此事过后，张学良被蒋囚禁长达54年。

多年以后，当老部下吕正操将军前去拜访他时，张学良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

“我对国家没什么贡献。”

“我的人生啊，其实到了36岁就已经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全部的生命，一事无成两鬓斑啊！”

张学良曾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1991年，吕正操来到美国看望他，面对昔日好友兼部下，二人相谈甚欢。

只不过这一次的促膝交谈，已然不再拥有曾经的少年英气，二人都垂垂老矣，多了的是稀疏的白发和满脸的皱纹。

吕正操此次虽是以私人身份来美，但本人还背负着党和国家安排的任务：

邀请张学良回大陆看看，回东北看看。

邓颖超还专门给少帅写了封信，也托吕将军带上飞机，带到大洋对岸去。

等吕正操一行人乘车抵达少帅居住的地方时，发现他早已在门前恭候多时。

虽然半个多世纪没见，但张学良从人群中一眼认出了吕正操。两人紧紧握住双手，相互搀扶着进了屋。

其实，在少帅被软禁后，东北军迫于内外压力，迅速趋于瓦解冰消。将士们分崩离析，亦或者被蒋氏拆得支离破碎。

一部分人跟随蒋介石，被分散到各地，大多战死沙场。

一部分人则选择加入红军，并在抗日战场上建立卓越功勋。其中，就包括吕正操。

新中国建立后，吕正操先后担任我国铁道部副部长、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对国家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老友相见，甚是欢喜。可就当他们在忆往昔，谈未来之时，却暗戳戳地涌现一缕悲伤。

谈到抗日战争，少帅询问起东北军将士们的表现，二人谈到许多曾经并肩作战的弟兄，很多人，已经战死疆场。

张学良感喟良久，随后叹息道：

“那我做了什么？我自个儿说真的，不是说笑，也不是谦虚，我对国家什么贡献也没有！”

陪同的还有许多亲友和工作人员，他们没有想到张学良会说出这般话语，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安慰。

吕正操轻轻拍了拍少帅的手，随后果断地说道：

“您这一生，做西安事变这一件事就够了，打日本别人替您打了，东北军替您打了嘛！”

现场众人纷纷附和，没有一人反对，都在肯定着少帅对国家和人民作出的伟大牺牲。

“墨索里尼曾给我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告诉我中国弱就弱在领袖太多，所以我拥蒋做领袖，没想到他却这么对我。”

谈到曾经的软禁生涯，少帅这样回忆道。而且，不仅是对他，老蒋的冲击令东北军于顷刻间亦失去了大势。

张学良被扣押后，一部分东北军加入我党，成为抗日队伍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大部分东北军将士都在老蒋施加的重重压力下分支、缩编，东调到安徽淮河流域，自身实力大大受挫。

蒋以改编为由，将东北军原来的每个军四个师、每师三团改编为每个军两个师、每师两旅、每旅两团。

由于群龙无首，东北军内部发生严重内讧，但即使如此，将士们抗日的决心丝毫不减。

此时的少帅已经被蒋软禁，但他依旧尝试用写问候信的方式，鼓励东北军将士投入战场，积极抗日。

随着抗日战争序幕的拉开，从起初的华北战场，到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再到后来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都映现着他们奋勇杀敌的身影。

当初少帅的一声令下，30万东北军退而不守，实施“不抵抗政策”，将东北拱手让人，使其沦陷敌手。

或许，东北军的诸多将士们，早已做好为祖国和人民牺牲的准备。只不过，蒋没有给他们机会。

当初被人戳着后背脊梁骨的他们，现如今，俨然探寻到一丝光亮。他们不再是“纸糊的军队不放一枪一炮”，而是一批再度出山的虎狼之师。

在此过程中，八路军与致力于抗日的东北军队伍建立起合作的友好关系，共同抵御外敌。

这在一定程度上，亦算是继承了张学良将军的夙愿。

1937年2月，何柱国前往奉化看望已被软禁的少帅，就曾被张学良告知：

“我为国家牺牲一切，却交了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他口中的“朋友”，便是中共。

东北军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进入山东境内后，与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展开亲密合作与交流，亦建立深厚情谊。

当时，于学忠将军率领五十一军进入山东时，于津浦路、陇海路沿线遭到日军两个师团的大规模封锁。

彭雪枫部得知消息后，紧急支援，助其突破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在鲁南地区，于学忠会见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统战部部长郭子化、组织部长李竹强等人，双方就接下来抗日战争进行细致交谈，为合作抗日做足准备。

1939年初，正值抗日危急关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公然违背国共约定，掀起“反共”高潮。

其中，无疑暗含着老蒋的授意。

对于沈鸿烈的行径，于学忠表示激烈反对，呼吁国共双方坦诚相待：

“蒋介石对我有冤，共产党对我无仇，让我去打共产党我只能应付。”

沈鸿烈扭头就向老蒋告了于学忠的黑状，这可把委员长给气坏了。

他下令于学忠率部出鲁，不得再盘踞在山东一带。

同样，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率领部下进入山东后，亦和我党建立紧密联系，共同为抗日汇集力量。

57军积极向我军提供给养、枪械、弹药等方面的帮助，哪怕是缴获的武器装备等，亦命令手下尽可能地交予我军，以解我军燃眉之急。

1939年初，111师联合八路军山东纵队，一举歼灭伪军张步云部近千人，攻下枳沟镇。

也是在这年春天，常恩多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实在西安事变之前，常恩多就已经和我党结下不解之缘，通过逐步地了解，他认识到共产党是可信赖的朋友。

在西安，他曾与叶剑英相聊甚欢，烛灯暗墙下，二人长谈至深夜。

111师进入山东后，周恩来亲笔去信常恩多：

“永记当年友情，日夜怀念张汉卿将军，希望东北军将士坚持抗日，在前线奋勇杀敌，多打胜仗，多立战功，为早日恢复张汉卿将军的自由争取更有利的发言权。”

1939年秋，57军在阜阳一带与敌军展开焦灼对决，为突破大运河防线，八路军积极掩护，并为其提供运输船只，助其渡河。

为此，57军伤亡惨重。

最终，我党决定收纳57军所有伤员于八路军医院，待其伤势缓和，再行转移。

1940年1月，111师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积极配合，于吕南王庄宿营，仅用几十分钟便剿灭了实施“扫荡”任务的日军混成旅团。

《大众日报》专门刊登此则消息：

“这次战斗是两军配合、粉碎敌人‘扫荡’的极好模范。”

吕正操于1937年5月秘密加入我党。

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率领部下在永定河一带阻击日军，随后转移至晋县小樵镇，在此召开紧急会议。

吕正操决定撤销53军番号，改编为冀中人民自卫军，后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成为我党在冀中抗日的中坚力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被扣上“不抗日”的帽子；西安事变解决后，东北军又被污蔑、捏造为“不抗日军队”。

但实际上，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焦灼严峻的战场上，都闪烁着东北军将士的身影。

淞沪会战，东北军49军、67军誓死捍卫阵地。

第109师在钱江弄、江桥一带坚决抗击日寇，最终全部阵亡。67军军长、军参谋长战死疆场。

南京保卫战，奉命增援的57军遭敌人阻击，几乎全军覆灭。

徐州会战，51军血战临淮关，半天时间伤亡近7000人。

台儿庄大捷背后，是东北军1400人伤亡数字的代价。

当时的东北军只能靠着保存自身实力和联合我党，于夹缝中展开战斗。

要知道，到了抗战后期，老蒋几乎是断绝了他们的弹药补给、兵力增援，抗战胜利后，30万东北军已然所剩无几。

哪怕张学良被软禁得不知去向，东北军将士们依旧用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筑起这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而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蒋的勃勃野心，他又命东北军投入到反共内战之中。

辽沈战役中，53军与我军面临交锋。为尽可能地减少伤亡和不必要的损失，我党积极联络东北籍将领和民主人士，诸如吕正操、高崇民等人。

希望他们出面，为53军将士们写信，要求讲明形势，表明心意，以大义为先。

最终不负众望，53军副军长赵国屏等人率各部投诚，为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

解放后，除王铁汉、董英斌、万福麟等人，鲜有追随蒋逃至台湾的东北军将领。

大多数的东北军将士们，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站在人民的一侧。

在我党的领导下，东北乃至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东北军官兵们也都得到了较为妥善地照顾和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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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此间】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