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个重感情的人，在战争年代，每当有亲密战友牺牲时，他都会亲自出席追悼会并题词悼念，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来国务繁忙，二来年事渐高，老人家已经很少出席这类活动了。
不过也有例外，毛主席在建国后，出席过任弼时、罗荣桓、陈毅三位同志的追悼会，他们不仅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也与毛主席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毛主席
英年早逝的任弼时任弼时和毛主席的战友情开始得最早，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他们都是湖南人，都在湖南第一师范读过书，毛主席比任弼时高两届。
1915年，当任弼时来到学校的时候，毛主席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学生领袖，他在一师宣传革命思想，组织进步社团。
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毛主席把这种新思潮与自己之前接触过的思想流派进行对比，最终认识到俄国革命道路最适合中国，于是在长沙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任弼时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开始与毛主席携手走上革命道路，在之后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相互尊重相互扶持，一直不离不弃。
任弼时
在研究会的介绍下，任弼时到上海学习俄语，准备去苏俄勤工俭学，1921年，苏俄内战仍在持续，任弼时穿越火线，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不久传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他通过共产国际入了党。
任弼时回国后，负责共青团中央的日常工作，当国民党右派开始搞摩擦时，他对陈独秀的一味妥协退让提出了大胆的批评，气得陈独秀把意见书撕得粉碎。
正是因为他主张坚决斗争，在国共破裂后的“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开始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9月，任弼时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安徽视察工作，由于当地的叛徒出卖，不幸在一次搜捕行动中被捕。
叛徒的级别比较低，并不知道任弼时的真实身份，因此任弼时在接受审讯时镇定自若，称自己叫胡少甫，是个做生意的，这次到安徽是来游玩，不知道犯了什么法就被抓起来了。
任弼时
敌人当然不甘心，就给他上了电刑，他咬紧牙关，始终没有透露真实身份和党的机密，但是电流伤到了心脏，让他落下了心脏病和高血压的痼疾，后来他英年早逝与此脱不了干系。
在被押送安庆的路上，任弼时意外碰上了同乡彭佑亭，他灵机一动，给彭佑亭使了个眼色，然后巧妙地说出妻子陈琮英的地址，彭佑亭心领神会，很快找到了陈琮英，将任弼时被捕的消息传递给中央。
中央迅速展开营救行动，并通过律师运作，经审理后，安徽省高院最终以证据不足，将“胡少甫”无罪释放。
1931年，任弼时来到中央苏区，与毛主席重逢，在对王明、博古“左倾”路线的斗争中，他们又站在了一起。
任弼时
到达陕北后，任弼时接受中央委托，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联系，并争取共产国际对毛主席的支持，取得了预期效果，回延安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因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被大家亲切地叫作“老妈妈”。
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任弼时与毛、刘、周、朱并列为五大书记，同时他还兼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负责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每到一处，都要亲自安排住宿、警卫、通信、后勤等工作内容。
由于早年落下的病根，再加上长征时的风餐露宿，任弼时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然以钢铁般的意志，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坚持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中央进驻北平后，任弼时还是撑不住病倒了，甚至连开国大典都无法参加，毛主席让他以身体为重，到苏联接受治疗，在医生的悉心治疗和同志们的关怀下，他的身体总算有所好转。
任弼时
可是任弼时一心扑在工作上，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时，全然忘记一天只能工作4个小时的医嘱，没日没夜地参加决策和讨论。
1950年10月25日凌晨，任弼时在连夜审阅文件后突发脑溢血，医生随即进行了抢救，却已无力回天，仅仅两天后，任弼时因抢救无效，溘然长逝。
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十分悲痛和震惊，要知道任弼时那年才46岁，正值壮年，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毛主席亲自为他执绋送葬，潸然泪下，久久不能释怀。
任弼时去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罗荣桓与毛主席的相识稍晚一些，却是发生在烽火硝烟之中、初出茅庐之时，显得弥足珍贵。
1927年，毛主席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来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罗荣桓是特务连的党代表，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主席主持召开文家市会议，做出放弃攻打长沙、向井冈山转移的决策。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罗荣桓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部队转移的过程并不顺利，很多人丧失斗志，不断掉队，到达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毛主席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把支部建在连队上，这便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这支队伍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独当一面的将帅，罗荣桓就是其中之一。
罗荣桓
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前夕，毛主席召集各部队党代表开了一个座谈会，罗荣桓提出反对体罚士兵、加强作风建设的建议，引起毛主席的注意。
毛主席对身边人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我们发现晚了。”
有了这位伯乐的赏识，罗荣桓开始走上领导岗位，在古田会议上被选为前委委员，不久担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
1932年，红一军团改组，林彪任红四军军长，由于个性问题，跟很多同志合不来，这时毛主席想到了罗荣桓，认为他有原则而不失灵活，就推荐他担任红四军政委。
罗荣桓不辱使命，到红四军后，把政治、宣传、训练和后勤等工作做得井井有条，使林彪可以专注于作战指挥，一向挑剔的林彪也认为他是个好搭档，后林彪担任红一军团总指挥，罗荣桓调任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
然而第三次反“围剿”以后，“左”倾错误占了上风，毛主席逐渐失去了指挥权，罗荣桓因为坚持原则，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被横加指责，撤销了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摆事实讲道理，赢得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重新进入中央领导层，他没有忘记罗荣桓这位患难之交，在他的亲自过问下，罗荣桓回到红一军团座政治部副主任。
经过逆境锻炼的罗荣桓也瑜伽成熟稳健，抗日战争中，他担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先后配合林彪、陈光打击日寇，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
罗荣桓在山东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陈光回到延安的那段时间，他更是军政一肩挑，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115师代师长、政委等多个重要职务。
罗荣桓等人
在他的领导下，山东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初，已经控制了津浦、陇海铁路沿线，除济南、青岛等大城市以外的大片地区，正规部队达到27万人，人数占到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抗日战争结束后，党中央高瞻远瞩，做出了挺进东北的决定，罗荣桓没有计较任何个人得失，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和精锐部队前往东北，随即调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野战军政委，再次与林彪搭档。
搭档的方式仍然是林彪主管军事，罗荣桓主管政治和建设，两人强强联合，不到两年时间，东北野战军从刚出关时的10多万人，迅速发展到150万人，成为一支可以改变全国战略态势的王牌军。
罗荣桓等人
而罗荣桓留在山东的20万人马，也成为华东野战军的骨干和基础，在淮海战役中大放异彩，因此可以说他是缔造两大主力野战军的功臣。
在长期高负荷的工作压力下，罗荣桓患上了肾癌，曾到莫斯科接受手术，切除了一侧肾脏，此后他仍抱病工作，毛主席不得不劝他少开会、或者不开会，要保重身体。
1963年，罗荣桓的病情再次恶化，心绞痛、肾衰竭接踵而至，12月16日下午，他在病床上停止了心跳，终年61岁。
毛主席听闻噩耗，中断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追悼会上向罗荣桓的遗体三鞠躬，几天后还为他写了一首七律，在诗中感慨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
陈毅是个好同志1927年，陈毅跟随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与毛主席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翻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
除了战友关系，陈毅与毛主席还有一层诗友的关系，1921年除夕，陈毅在听母亲说起家庭面临的困难时，随手写了一首绝句自励：“年年难过啼饥寒，处处环境亦皆然。待到一朝风雷震，谁说苦尽不生甜。”
而毛主席也在1921年写下自己的第一首填词《虞美人·枕上》，冥冥之中，共同理想和爱好促使他们在井冈山相遇，每逢闲暇之余，两人就在一起谈论诗词文章，好不风雅。
陈毅的性格大度豪爽，又有一些圆滑，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前后，他与毛主席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故事，而最终他被毛主席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光辉所折服，成为铁杆“迷弟”。
陈毅
1929年4月，临时中央特派员刘安恭来到井冈山，带来了中央指示，要求红四军将部队分散开来，在湘赣边开展广泛的土地革命。
毛主席虽然认为这个指示不切实际，并给临时中央回信，但服从中央是组织铁律，必须遵守，毛主席和朱德军长商议后，决定采取折中方案，下山打游击，再视情况而定。
结果一下山，红四军的各种问题就暴露出来，很多士兵是旧军队出身，保留着不良习气，流寇思想严重，而一些新入伍的士兵，也受到极端民主化的影响，不听指挥自行其事。
眼看队伍再带下去就要垮掉，毛主席力主对这些错误思潮进行整顿，当时朱德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为此两人之间闹了情绪，接着在前委会议上，大家就是否恢复红四军军委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
陈毅
这个时候，陈毅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一个是老书记，一个是老军长，还有一个中央特派员。
他只能居中协调，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出毛主席、朱德和刘安恭都有各自的问题，重申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维护党内团结。
会议结束时，作为各方妥协的结果，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在紧要关头，他临危受命，前往上海与临时中央接头，如实反映红四军的真实情况，以获取中央的谅解和支持。
终于，临时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在认真阅读毛主席起草的报告后，同意了毛主席加强党对红军领导的正确主张，明确支持毛主席继续担任前委书记。
陈毅等人
陈毅带着这封“九月来信”立即赶回前线，传达了中央的新指示，使红四军转危为安，毛、朱、陈三位老朋友也尽释前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红军长征开始后，陈毅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九死一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留下革命的火种，为新四军的成立贡献了一份力，期间他创作了壮怀激烈的《梅岭三章》，毛主席对这三首诗推崇备至，常常提起。
解放战争前期，华东野战军接连取得孟良崮、莱芜战役的胜利，陈毅回延安述职，毛主席一见到他就笑呵呵地说：“你打了胜仗肯定要写诗的。”
陈毅也爽朗地吟诵出自己写的《七律·莱芜大捷》：“淄博莱芜战血红，我军又猎泰山东。百千万众擒群虎，七十二崮志伟功。鲁中霁雪明飞帜，渤海洪波唱大风。堪笑顽酋成面缚，叩头请罪詈元凶。”
陈毅
甚至在六十年代，陈毅遭受冲击，心情低落之时，毛主席还用古语提点他：“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勉励他耐下性子，努力工作。
1971年开始，陈毅常常觉得腹部隐隐作痛，经检查后确认是肠癌，虽然经过一年的治疗，癌细胞还是扩散了，最终于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当时毛主席卧病在床，仍强撑病体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并且亲自将悼词中的“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对陈毅夫人张茜深情说道：“陈毅是个好同志！”
